魯迅《狂人日記》發表100週年:他的深意,遠遠超過我們知道的標準答案

鲁迅《狂人日记》发表100周年:他的深意,远远超过我们知道的标准答案

一百年前的今天,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刊發了一篇署名“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

鲁迅《狂人日记》发表100周年:他的深意,远远超过我们知道的标准答案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

想必拿到這期《新青年》的讀者該是感到陌生的。這是他們第一次見到這樣的小說,用現代白話文寫就,也是第一次見到“魯迅”這個名字。誰也不曾料到,“魯迅”和他這篇“拙作”的發表,竟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極其重要的人物與事件。

《狂人日記》全文約4700字。其中24處提到“吃人”,5處提到“吃我”。

古來時常吃人。


他們會吃人,就未必不會吃我。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

作為作者,魯迅先生在1918年8月20日給許壽裳的信中,曾明確談到創作因由:“前曾言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此說近頗廣行。以此讀史,有許多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後以偶閱《通鑑》,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種發見,關係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如這段文字明示的,小說中的“吃人”首先是真正的人吃人,是物理性的,而在精神層面的延伸闡釋,不能任意附加。

此外他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也提及並指出《狂人日記》產生的緣由:“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

時過百年,這篇小說已成經典,“吃人”一詞更是成為百年來中國文學和思想界傳播最廣的詞彙之一,但解讀角度可謂五花八門,有些甚至不著邊際。《狂人日記》是魯迅對中國社會的剖析和思考,曾經被扭曲過,也被神化過,而時至今日,當魯迅早已從神壇上走向人間,讓位於人們的自主解讀,且獲得了更強的生命力。今天,我們就帶著這一本百年前的小說去問當今的作家們,聽聽他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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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下半葉,不同歷史時期的《狂人日記》封面(1958;1967;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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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只為了好玩,舞文弄墨”

在《我對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一文中,錢玄同說:“我認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所以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民國七年一月起,就有啟明(即周作人——編者注)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接著第二、三、四諸號都有啟明的文章。但豫才(即魯迅——編者注)則尚無文章送來,我常常到紹興會館去催促,於是他的《狂人日記》小說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號裡了。自此以後豫才便常有文章送來,有論文、隨感錄、詩、譯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民國十年下半年)。”

由此可知,說《狂人日記》是錢玄同逼出來的也不為過。錢玄同還說,“《吶喊》中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藥》和《風波》這幾篇,一個月中我至少要讀它一次”,足見其對魯迅小說的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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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如今受到的重視程度不同,《狂人日記》剛剛問世時沒有得到多少關注,只傅斯年給了一句簡評:用寫實筆法,達寄託旨趣,誠然是中國第一篇好小說。不過作者本人一開始似乎對自己的作品不太看好。1919年,在寫給傅斯年的信中,他說:

《狂人日記》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藝術上說,是不應該的。來信說好,大約是夜間飛禽都歸巢睡覺,所以單見蝙蝠能幹了。我自己知道實在不是作家,現在的亂嚷,是想鬧出幾個新的創作家來……

然而,對比16年後再次說起這篇小說時的評價,才知這段話是先生一時的謙詞。1935年,在收進《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序言中魯迅說:

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這激動,卻是向來怠慢了介紹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1834年頃,俄國的果戈理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但後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

是否比果戈裡的同名作品更憂憤深廣我們暫且不論,這篇小說對中國文學和社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自其之後,現代白話文小說興起,文學漸漸進入新時代;就魯迅個人而言,自此投心小說寫作,《狂人日記》中的狂人,以及後來的阿Q、祥林嫂、閏土、孔乙己、魏連殳等,都成為中國文學中的典型人物。

對文學作品來說,最嚴厲的考驗就是時間。比魯迅晚一代的作家茅盾評價《狂人日記》說:“這奇文冷雋的句子,挺峭的文調,對照著那儲蓄半吐的意義,和淡淡的象徵主義色彩,便構成了異樣的風格,使人一見就感著不言而喻的悲哀和愉快。”幾十年後,餘華、莫言等作家依然能從中得到收穫。

經過青年時期對魯迅的排斥後,重讀魯迅的餘華就說:“……讀的第一篇小說就是我曾經譜寫成歌曲的《狂人日記》,可是我完全忘記了裡面的內容,小說開篇寫到那個狂人感覺整個世界失常時,用了這樣一句話:‘要不,趙家的狗為何看了我一眼。’我嚇了一跳,心想這個魯迅有點厲害,他只用一句話就讓一個人物精神失常了。另外一些沒有才華的作家也想讓自己筆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可是這些作家費力寫下了幾萬字,他們筆下的人物仍然很正常。”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趙家的狗又叫起來了。

獅子似的兇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魯迅,《狂人日記》。

聽過“吃人”傳聞的莫言則在《讀魯迅雜感》中回憶說:“印象最深至今難忘的傳聞是說西村的莊姓啞巴——手上生著駢指,面貌既蠢且兇——將人肉摻在狗肉裡賣……這些恰是我讀魯迅不久前的傳聞,印象還深刻在腦子裡,所以,讀罷《狂人日記》,那些傳聞,立即便栩栩如生,並且自然地成了連環的圖畫,在腦海裡一一展開。”

可見這篇小說確不像成仿吾所說的“很平凡”,也不像蔣夢麟所說“只為了好玩,舞文弄墨,對舊禮教和社會現狀挖苦諷刺一番,以逞一己之快”,而是魯迅對中國社會及民族深刻洞察、反思的結果,也寄託了他對中國社會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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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年以來的部分《狂人日記》(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8年5月;海南出版社 2017年1月;中國言實出版社 2015年5月;京華出版社 2006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2年9月)封面。

魯迅曾講述過一個萬難破毀的鐵屋子的寓言,“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這寓言用來解釋《狂人日記》,卻是另一種形態:狂人大嚷起來,但沒有驚醒熟睡的人們,因為大家都知道大嚷的是一個瘋子,而狂人最終也發現自己原來是瘋子,所以也復歸於熟睡的人們。“從昏睡入死滅”,一切照常,“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更沒有驚恐萬狀與死前的顫懍。毀滅將在無言中在沉默中進行而不再有狂人的呼喊。


這裡,我們又一次看到了日常意識與黑暗無意識的關係:《狂人日記》有雙重結局——在無意識層面上,《狂人日記》指示著食人民族的最終毀滅;在日常意識層面上,《狂人日記》借常人之口指明狂人的康復,常人世界對吃人與毀滅的否認,根本沒有吃人陰謀,也根本沒有吃人民族毀滅的未來,而兩者相疊加所意指的更可怕的無言的無目擊者和呼喊者的毀滅卻在《狂人日記》之後的歷史中得到不斷的證實:集體無意識中的吃人慾望又無數次地轉化為歷史事實。


——摘自薛毅、錢理群《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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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拿著《狂人日記》去問當今作家,

他們是這樣回答的

阿丁

“其光芒

能把今人的某些所謂先鋒文學羞死”

阿丁,1972年生,小說家、畫家。著有長篇小說《無尾狗》《我要在你墳前跳舞唱歌》,短篇小說集《厭作人間語》《尋歡者不知所終》《胎心、異物及其他》,隨筆集《職業撒謊者的供述》等。

從文學角度而言,《狂人日記》依然值得重讀,那條有著與“吃人的人”同樣眼神的魚,作為醒目的意象出現在第一篇白話文小說中,以及,大先生以青澀的初生漢語推進敘述,卻絲毫沒有滯澀“狂人”意識的流淌,百年後讀來依舊順暢,文本的先鋒性仍然存在,其光芒能把今人的某些所謂先鋒文學羞死。至於“狂人”思維的鋒芒,“狂人”之憂鬱、焦慮、悲愁、苦痛,時至今日仍舊沉重無比,“狂人”的發問也依然銳利到可輕易穿過時空之阻隔,在現世鳴響——“從來如此,便對嗎?”現實語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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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弱水

“我們應該感謝魯迅”

江弱水,1963年生,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主要從事詩學研究,有專著《卞之琳詩藝研究》《詩的八堂課》等,詩集《線裝的心情》等。

一轉眼,《狂人日記》已經發表一百年了。我們應該感謝魯迅,這個天才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就給中國現代文學標識了一個崇高的起點,也顯示出中國文化具有驚人的自我反思、自我淨化能力。

《狂人日記》深刻的思想性,我認為有幾個層次,而一層比一層複雜,也一層比一層震撼。

第一層,是眾所周知的對四千年中國歷史的批判。在寫滿“仁義道德”的陳年流水簿子的字縫裡,魯迅看見了“吃人”兩個字。中國歷史不過是一場接一場人肉的宴席,在其中人人“相斫”,“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別人吃了,都用著疑心極深的眼光,面面相覷。”這是最明顯的第一個層次。

但是,如果魯迅只是看見了中國的歷史問題,只是用局外人的觀點指斥他人,而不是把自己帶入,發現了自己身上的血跡,那就與五四的一眾反傳統的批判家沒有差別了。我認為,魯迅為中國人發明了一個“原罪”概念,這個“原罪”,就是我們每個人都脫不了“吃人”的嫌疑。“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所以,我們都是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人!

從來如此,便對麼?


——魯迅,《狂人日記》。

這個反思比單純的文化批判更透過一層。不僅僅解剖別人,也深刻地解剖自己,榨出了自己的皮袍下藏著的“小”。這個“原罪”,人人有份。

好了,已經夠殘酷了,可問題是,魯迅看準了這種覺醒,有可能在這個大染缸裡瞬間混濁起來。這不,《狂人日記》的思想,有最為人所輕忽的第三層。這是小說經常被省略的前頭一段文言的小序:

某君昆仲,今隱其名,……分隔多年,消息漸闕。日前偶聞其一大病……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

可見,《狂人日記》白話正文的深刻思想,其實是一種病,而病早已經好了,痊癒了,他已經歸順到大部隊裡面去了,去候補了。早期激進,中年反動。嚴於責人,寬於律己。一百年來,我們看到的這樣的戲碼還少麼?這種自我指涉的寓言,是《狂人日記》天才的設計。小說最觸目驚心的地方,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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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曉雯

“其中的深意遠遠超出

大學中文系給出的標準分析答案”

任曉雯,1978年生,作家,著有長篇小說《她們》《島上》,短篇集《飛毯》等,理論著作《神聖書寫帝國》(合著)。

《狂人日記》精小而開闊。對中國的歷史和傳統理解越深,對這個短篇的理解也就越深。可以說,其中的深意遠遠超出大學中文系給出的標準分析答案。而在如何把西方文學技巧嫁接到中國語境和問題意識上,魯迅也做了非凡的探索。許多後來的寫作者與之相比,是遜色的,乃至是無用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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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記》話劇版(2011年;導演:李建軍)劇照。

胡赳赳

“魯迅身上有一種刻骨的悲涼”

胡赳赳,1979年生,作家,著有傳媒專著《理想不死》,藝術評論集《空,歡喜》,雜文集《北京的腔調》《中國的倒影》,以及詩集《我不願被祖國視為英雄》《玄的弦》等。

《狂人日記》約4700字。細一數來,24處提到“吃人” ,5處提到“吃我”。

魯迅以為,中國幾千年的糟粕,在於“偽善”,教別人做好事,自己佔便宜。“偽善”而終至於“犧牲”,割別人的肉,填自己的腹。發展到極致,便成了人吃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他的文章,被拿來作為“戰鬥檄文”,再合適不過。

這頗像當今的“去中心化”,用“去中心化”煽動技術革新。然而,去中心化之後呢?當然是形成了新的平臺,新的“中心化”。所以,要警惕“去中心化”的宣言,以“去中心化”之名,行“新的中心化”之實。不管誰上臺,最後都是“利益結盟”,利益結盟形成後,剩下的就是收割“韭菜”。無論是股市、房市還是區塊鏈、虛擬幣。

中國的傳統向來缺少“人人平權”的思想。自古教育,也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個“人上人”,就是耐人所不能耐,行人所不能行,然後成為“高人一等”的領導、精英。既然“高人一等”,自然要享受“特權”。“特權”無所不在,上至廟堂,下至家庭,無不有細微的“特權”可以使人發見。誰賺的錢多,誰的話語權大。話語權一大,不免侵蝕他人權利的邊界,他人也不免讓渡一些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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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學者吳思曾經計算過,“拿命換錢”(血酬定律)和“拿汗換錢”(汗酬定律)的市場價格。比如,一個礦工的死亡賠償,即是命價,十幾年前,是5萬塊,現在是30萬。一個貪官貪汙7000萬,可能才坐牢兩年。相當於坐一天牢掙10萬。礦工風險極大收益極低,貪官風險極小收益極大。

一旦社會進入不均衡的發展模式,就會出現“人吃人”的現象。資本或權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由量變到質變,都是要“人吃人”的。“人吃人”的現象不會從根本上得到杜絕。因此,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高低,就是落實到具體一個人,和“他人”的“邊界感”在哪裡。雖然免不了被他人喝一口血,被誘惑作些賣命的事,但你必須有個人選擇,能選擇“不被吃掉”,擁有“正常生活”的權力。比如,個人的生命和財產是有安全保障的;比如,要允許不同的聲音和多元的立場,這樣才能讓真實的信息量浮現。

魯迅身上有一種刻骨的悲涼,民國亂局,類同魏晉。什麼是文學?心裡不如意,發發牢騷,牢騷就是文學。天下太平,歌功頌德,成就不了文學家。

魯迅沒想過《狂人日記》是“現代小說的開篇”。時年(1918)4月寫畢。離陳獨秀髮表《文學革命論》已14個月,離俄國王室被推翻的二月革命已13個月,緊接著又是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離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已12個月。此時,清廷雖已退位,但民國政府卻軍閥巨頭林立,“道術為天下裂”。群雄並競。當時,“現代小說的開篇”是一個多麼小的命題呵。

文學永遠無法置身事外。文學永遠是對他人的命運感同身受。廣義而言,發聲、成文,皆是文學。文學是連結世人的“命運共同體”。

問題是,魯迅是一味猛劑,身體素質不好的人,要慎服。愚痴者,不妨服用許多;偏激者,少許,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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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楚

“他的主題至今仍未過時,

抑或更甚”

張楚,1974年生,作家,著有中短篇小說集《櫻桃記》《七根孔雀羽毛》《夜是怎樣黑下來的》《野象小姐》等。

按照目前的文學史建制,《狂人日記》當然是以現代白話文為語言的新文學起源性作品。就思想性來說,作品中的啟蒙主題,國民性批判,還有救救孩子這樣的呼救聲,至今仍未過時,抑或更甚。

魯迅自己也說,“《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竹內好認為《狂人日記》問世的那一天標誌著魯迅向“贖罪文學”的轉向(竹內好有個特別微妙的比喻,他說一讀魯迅的的文章,“總會碰到某種影子似的東西;而且那影子總是在同樣的場所。影子本身並不存在,只是因為光明從那兒產生,又在那兒消逝,從而產生某一點暗示存在那樣的黑暗……就像骷髏在華麗的舞場上跳著舞,結果自然能想起的是骷髏這一實體。魯迅負著那樣的影子過了一生。”),也不是沒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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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魯迅塑造的“被害妄想症”患者歷來被解讀為自省戰士和呼喊者的形象。這確實是篇奇異的小說,除了魯迅自己真正想表達的和後人試圖以自己的立場和觀念所解讀的,我倒覺得如果從文本和精神學的角度分析可能更饒有意味。就形式來說,小說裡的三個敘述人創造出一種中國化的“復調”效果。在主題學過剩的文本分析中,我們往往被文本中蔓延無邊的“議論”所吞沒,而在啟蒙的話題中理解小說。

實際上小說中還有非常現代主義的“抒情”內容,這是被固執的文學闡釋所掩蓋的。小說對於現代人際關係的描寫,比如狂人與哥哥,與家人,與家庭外面的人際關係,其冷漠與殘忍,讓我想到同是起源性作品的《變形記》。我覺得從某種角度講,這兩篇小說的精神內核的屬性大部分是重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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