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3.12
全文共 6100個字，閱讀大概需要10分鐘
去年4月底，北京一名育兒嫂範雨素因自傳爆紅。
這篇叫《我是範雨素》的自傳發表在非虛構寫作平臺“正午故事”上，涉及家中三代女性命運和留守兒童、貧富分化等社會議題。短時間內，閱讀量突破十萬加，三天內，達近四百萬。
範雨素（圖片來自網絡）
沒找到範雨素，卻偶然發現皮村有個文學小組，組員均為工友，每週上課。而組員範雨素正因習作刊登在小組期刊《皮村文學》，被媒體人淡豹發掘。
那兩個月，我頻繁去往皮村。旁聽了四堂文學課，看了一個先鋒帳篷戲，在打工子弟小學聽過前沿的性教育課，吃了許多頓鹹死人的麵食。某種程度上，皮村像一個桃花源，而我像貿然闖入的捕魚為業的武陵人，發現這裡“彷彿若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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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村位於北京東北郊區，最近的地鐵站在10公里外，周邊分散著工地和小工廠。上空分佈飛機航道，每隔兩分鐘，巴掌大的飛機從頭頂上方轟鳴而過。為了航道安全，皮村不好開發房產，村裡佈滿未經規劃的平房，裡面租住著工友兩三萬。
文學組在一個雜院，磚砌的旱廁、鐵皮倉庫和民居圍成一個不規則多邊形，教室佔其中一個開間，每週日7點到9點上課。四張辦公桌拼成的會議桌佔據教室八成空間，其餘堆滿農作物。課上到一半，背上硌得慌，回頭一看，後面是大箱花生核桃。
不到二十個工友圍坐一圈，他們剛放工、擠下地鐵，室內有淡淡的汗味。工友掏出筆記，互相交談，詢問你對魯迅小說的看法，“托爾斯泰”、“普希金”等詞彙飄在空中。
工友王春玉大講今日新聞，幹活中途接到電話，“要採訪，談範雨素”，他壓根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大家鬨笑：“你沒說範大姐壞話吧。”打印裝訂好的課件發到工友手中，閱讀文本是《我是範雨素》。
範雨素是文學組最早一批成員。2014年，她搬到皮村，因為小女兒在河北衡水讀書“方便回家”，還因為“房租便宜，不拆遷”，300塊一個月，能租四合院裡的一間朝陽的屋子。她在皮村打工子弟學校做過老師，後來又做育兒嫂和小時工。那年9月，工友們向皮村“工友之家”提建議，“能不能搞寫作培訓？”
工友創辦興趣小組，在皮村不是新聞。2002年，音樂老師孫恆、搖滾青年許多和相聲演員王德志辦了打工青年藝術團，白天上班，晚上去工地廠房給農民工免費演出。三年後，他們註冊了公益機構“工友之家”，根據地皮村。
2005年，打工青年藝術團出了第一張專輯，拿7萬5版稅在村裡辦了一所打工子弟小學同心實驗學校。後來這所小學成為不少教育學者的試驗田，同心小學接受的性教育課由北師大劉文利老師指導，性教育觀念的科學、領先程度堪比北歐。
接著，工友之家陸續增加了用5塊錢買一件舊衣服的愛心商店，帶有八個書架的圖書室，每週兩次電影放映。還開設了工人大學、吉他社和瑜伽班。
他們做各種文藝試驗。寫歌出專輯，王德志在藝術家支持下拍了個劇情片《移民二代》，在皮村新工人劇場放映，不過因為“拍的就是平時生活”，工友興趣不大，看著看著人就跑沒了，他們想看香港武打片。
他們想寫東西了，又“找不到方法”，決定找個老師。“工友之家”負責人付秋雲在網上發帖找老師，每週來皮村上一堂文學課。付秋雲上過皮村“工友之家”辦的免費大學，學了不少電腦技術，後來留在“工友之家”工作。
學者張慧瑜在朋友圈看到皮村“工友之家”發帖招聘文學輔導員，發去一份簡歷，他從北大中文系博士畢業後，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可能看到我從本科到博士都是讀中文，所以讓我過來了”。
“慧瑜老師報了名我們就通過了，其他說白了也沒找到。”王德志開玩笑，“沒想到做得還挺好。”2014年，文學小組第一次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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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課從談論社會時事開始。
投影儀照在發灰的幕布上，ppt上五個字“範雨素事件”。“範大姐火了，我們怎麼看？”張慧瑜問，工友發出輕笑。他們討論過卡斯特羅、APEC會議和畢節留守兒童，沒想到身邊熟人能成為“事件”。
文學組有固定流程：討論一個社會新聞，然後賞析閱讀文本。花卉師馬大勇的聽課筆記顯示，他們讀過魯迅的《故鄉》，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寧娜》和巴爾扎克的《歐也妮·葛朗臺》。
還有當代作品：科幻作家郝景芳講述階級分化的《北京摺疊》，馮遠征回憶80年代穿過柏林牆去西歐學表演的口述《我穿牆而過》。在《一九八四》的書名邊，馬大勇標註“被老大哥統治的未來世界”。
張慧瑜偏向選擇“文筆漂亮，故事有意思”的文本，學寫作“語言是一方面，對社會歷史的理解也很重要。”課後，工友們按自己的節奏寫詩歌散文，交給負責人付秋雲。付秋雲辨認字跡輸入電腦，張慧瑜把每年工友的作品編成一本《皮村文學》，總共出了兩輯。
在裝幀簡陋的《皮村文學》中，我找到了工友的作品，他們寫得最多的是詩。
育兒嫂王姐，小學沒畢業，幫僱主帶了9年孩子，“有時候心裡壓力跟山一樣重，有好多話要說”。43歲，她突然“發瘋似的，腦袋裡詩句成片來，心裡就跟著了火似的”。在皮村閱覽室，她給我背了幾首她的作品，聽上去琅琅上口，而之前她幾乎沒怎麼讀過書。40多歲離家打工的郭福來在詩裡寫孤獨，北京“是別人的森林”。
胡小海在南方打工14年，寫了400多首詩。他喜歡張楚，模仿寫《姐姐》；不少詩表達對梵高和海子的敬仰。“就是發牢騷。”他會在幹活時突然抄起能寫字的東西記幾行，工友有的欽佩，有的覺得他神經，“十年一直做流水線，青春飛一樣過去了，很撕裂的感覺。”
皮村（圖片來自網絡）
《皮村文學》中，範雨素作品不多，兩年寫了三篇短文和幾首小詩。張慧瑜仍感覺出，範雨素是班裡讀書最多的學生。她不時發言，課上講到的書名人名幾乎都知道。
在《我是範雨素》中，她提到小時候讀的書，類型混搭，外國文學夾著紅色讀物，“看知青文學，還看《魯賓遜漂流記》、《神秘島》、《孤星血淚》、《霧都孤兒》、《在人間》、《雷鋒叔叔的故事》、《歐陽海之歌》、《金光大道》。”
這天上課，講到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數”。這是之前文學課沒有涉及過的“知識分子寫作”，工友有點陌生。張慧瑜說：“如果範大姐在，她肯定讀過王小波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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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學課前，範雨素從沒寫過東西。一次採訪，她說自己“對文字一直很不自信，我初一就輟學了。”她的第一篇習作叫《名字》，足足寫了3頁，寫她在皮村的教師工作。
她想做個小學老師，結果教了幼兒園——人手不夠被調去教孩子寫字，“為了確認每一個人都會寫，不濫竽充數，我每天把這些小朋友全拉到黑板上來寫。”她像一個體驗生活的旁觀者：把三十六個孩子的名字一一分類，女名多是風花雪月，而男名則寄託了父母“住大房子數金條”和“光宗耀祖改變世界”的願望。
她也寫家人。有夢想的大哥哥考不上大學，想當文學家，“我偷偷看過大哥寫的小說，大哥寫的小說名字叫《二狗子當上隊長了》。”大哥很快發現自己當不了文學家，又“決定要當個發明家，主要原因還是上了文學的當”，看了一堆雜誌，想仿效新聞裡的農民，要造飛機。所有嘗試失敗後，大哥“說以後踏踏實實當農民”。
相比之下，範雨素的作品既無流水線細節，也無法滿足對“工友”內心世界的獵奇。她是一個擅於講故事的旁觀者，有自嘲的冷幽默，這些淡化“工友”身份的特質，反而吸引淡豹：“我覺得，她的語言，是典型的‘閱讀者’的語言，是文學造就的，不是生活造就的。”
範雨素告訴淡豹，“大哥哥”是自己長篇小說中的一個人物，小說手寫了十萬字，叫《久別重逢》。人物原型是老家鄉親，前世是古代帝王將相，今生變成普通鄉民，而靈魂共通，她管該風格叫“魔幻紀實體”。她曾和張慧瑜聊過寫作計劃，張慧瑜嚇了一跳：“超出了我的文學想象”，他仍鼓勵範雨素把小說寫出來。
2016年5月，“正午故事”發表《大哥哥的夢想》，一字未動，標題改成《農民大哥》，閱讀量5000多。“稿費忘了多少，反正很高。”胡小海回憶範雨素買了水果零食，拎到文學課分給大家。他看過這篇文章，題材並不陌生，“我看了就想，這樣平常的事情，我們也能寫。”
工友之家的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北京晚報圖）
發文前，淡豹看了肯羅奇的電影《我是布萊克》，講述患有心臟病的失業木匠和窮困的單身母親互相幫助，她給範雨素的長文取名《我是範雨素》。“正午故事”估計閱讀量在一萬上下，根據之前經驗，農民題材並非熱門。
《我是範雨素》刷屏網絡那天，下午一點多，胡小海在院子裡裝架子，沒顧上看，寫了幾句鼓勵的話轉發了。半個月前，張慧瑜給胡小海編了一本詩集，範雨素看了，說他“有火的潛質”，小海說：“別說笑了，我怎麼能火呢。”4月24日晚上，胡小海再次點開《我是範雨素》，“下面評論蹭蹭蹭的，我就覺得，這次不一樣了。”
工友圖書館（翁佳妍/ 圖）
他們現在常拿“能不能火”和“誰是下一個範雨素”互相玩笑。不過，他們仍表示對能不能“火”完全不在意，文章寫出來就好了。“火不火，不可控的。”胡小海說。
4月24日晚上，範雨素接到兩個出版社電話，要出版她那本十萬字的小說。她有點嚇到了，“我是靠苦力吃飯的，不靠寫文章謀生。”第二天，她告訴大家，自己要坐地鐵去跟出版社談小說出版，據鳳凰網報道，範雨素最後和圖書品牌“理想國”簽了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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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文學組來了兩名新成員，都是育兒嫂。
斯姐是個讀三島由紀夫和渡邊淳一的育兒嫂。她站起來表達異議，“如果我要寫關於客戶的故事，我會寫得溫馨一點。”和範雨素“僱主”稱呼不同，她叫他們“客戶”。
工友之家圖書館（翁佳妍/ 圖）
在一次採訪裡，範雨素談到和僱主“萍水相逢，從來沒有深厚友誼”。一張桌上吃飯，擺在自己面前的一次性筷和便宜素菜，讓她覺得有“被刺痛的感覺”。另外一名育兒嫂王姐顯然對範雨素更感同身受，站起來反駁。
王姐把一個孩子從5個月帶到9歲，待遇不錯，“老闆要求也嚴”，不讓帶尿不溼，就一個奶瓶，半夜也得刷出來等消毒，“那時夜裡最多睡三個鐘頭，臉上全是斑。”
而更多人質疑，人們對範雨素的關注只是因為她的育兒嫂身份，而非文本質量，而整個走紅只是一場中產階級的刻奇，微博大V和菜頭甚至模仿《我是範雨素》寫了一篇諷刺自傳。
為了澄清一些事實，或疲於重複回答提問，在範雨素走紅第五天，“工友之家”在原定的勞動節匯演前，另抽一小時開了個媒體見面會。
見面會定在勞動節匯演的新工人劇場，一進門，滿眼鮮紅的勞動節裝飾。牆上四行標語：“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
工友之家文學課（翁佳妍/ 圖）
見面會由講相聲的王德志主持，一上來說起了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我們都知道人有血緣地緣的關係網絡，進城打工後，這個關係網絡就斷了。我們創辦工友之家，就是為了搭建網絡，讓工友在城市裡有個家。”淡豹給文學組代過課，講費孝通研究農村的社會學著作《鄉土中國》，王德志立刻用上了。
開完場，王德志把文學組老師和學員弄上臺，坐成一排，接受媒體提問。
“走紅沒有大家想的那麼特殊。”張慧瑜說，“很多弱勢群體，是因為話沒有說出來，所以很多人以為他們不存在。”他解釋，範雨素走紅是因為文章“並沒有特別凸顯勞動工人視角”，是一個關於三代女人命運的史詩，才能讓不同人感受到共鳴。
“如何回應和菜頭的批評？如何看待中產階級對範雨素的獵奇？如何看待範雨素文字的文學性？”臺下拋出一串問題。
張慧瑜沒看過和菜頭的文章，不知道怎麼回應，“中產階級為什麼獵奇，這應該去問他們吧。”他笑笑，“至於文學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這都沒關係。”一名文學組工友舉手，他讀過和菜頭的文章，“就是太機靈了。”
範雨素沒有出現在勞動節匯演的觀眾席中。在消失前，她將自己的走紅比作“一場沙塵暴”：“我不相信生活會有什麼改變，我只希望這件事能夠儘快結束。”當被問到如何看待“中產獵奇”，她說：“所謂中產看不起農民，我覺得他在自己哄自己。一場大病，一場金融風暴，大家可能都會一貧如洗。大家的財富之間並沒有多大區別。”
“中產”和“底層”概念讓她不適。她對“公平”有執念，一次課上，她站起來發了五分鐘言，講“平等”，講馬丁·路德·金：“我們不是人嗎？人跟人交往不就是握個手，說什麼‘藝術家介入’啊，高高在上就是落後。”
文學組工友都喜歡說“平等”這個詞。花卉師馬大勇做插花，當被問到“是做日式插花嗎？”他都認真解釋自己做中式，“我不做日式，並不是討厭日式。我覺得中式日式插花都是平等的，應該得到相同重視。”而胡小海說自己在寫東西的時候，感覺人類“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我跟約翰·列儂，跟鮑勃·迪倫是一樣的，都在真實面對自己。”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內部（財經社圖）
他們說寫作只是為了表達，紅不紅，有沒有人看，無所謂。而每週兩三小時在文學組坐下來讀書，對他們來說是個“港灣”。工友苑長武寫過一首詩，寫自己在流水線上走神，想到課上講的《紅樓夢》。工友王春玉十年一直跟著“工友之家”，工會搬到哪，他就去哪打工。而郭福來說，寫作就像和尚撞鐘，寫下來就好，“撞一天是一天。聲音大小傳播遠近，都無所謂。”
“我覺得這波熱度也不會持續太久。”張慧瑜說，他覺得範雨素走紅不是壞事，人們至少關注到有一批在寫作的工人。“他們是文學愛好者，但是不做文學夢，他們不會天真地覺得文字可以改變命運。”
文學課常常因為講不完課拖堂到近10點。深夜，住皮村的工友開著堆滿雜物的麵包車，把其他人送到10公里外的地鐵站。張慧瑜記得自己只叫過一次代駕，那是他從美國訪學回國，第一次去皮村上課，工友在皮村的飯店裡弄了個歡迎儀式，掛上橫幅“歡迎慧瑜老師回來”。
他還收到工友們寫給他的詩：“你說日子會過得很快，轉眼就是一年。你在那邊生活是不是習慣，走路的時候靠左邊還是右邊。新工人劇場翻新了，皮村報改版了，同心農院的桃子熟了，慧瑜快點回家吃飯。”
提問結束，媒體散去。等著看勞動節匯演的村民湧進劇場，臺上傳來調試音響的聲音，村民跳著自己編的歌舞，唱自己寫的歌，讀自己寫的詩。小孩敏捷地翻進窗子，又從窗臺陸續跳下。張慧瑜站在劇場門口，看著漸漸散去的人群，“媒體其實應該留下來看看這個，這就是工人文化，比剛才的說明會更說明問題。”
皮村內貼出的限期搬離的通知。（財經社圖）
一年後，我偶爾從社交網絡看到工友們的動態。在經歷去年冬天“清理部分人口”後，不少工友選擇回鄉，也一些留在皮村，通過短信告訴我“我還好。”我不太清楚這以後文學組是否能像以前那樣肆意運行。無論如何，我經常想起皮村，想起吹著小晚風、聽五一匯演工友唸詩時突然升騰起的幸福感，想到文學課聽到一半突然跳進腦子裡的E.B.懷特的話：“無論何時，無論何地，都有人用思想營建遠方的生活。”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封面圖源自第一財經週刊）
（本文部分內容首發於《vista看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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