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3.12
全文共 6100个字，阅读大概需要10分钟
去年4月底，北京一名育儿嫂范雨素因自传爆红。
这篇叫《我是范雨素》的自传发表在非虚构写作平台“正午故事”上，涉及家中三代女性命运和留守儿童、贫富分化等社会议题。短时间内，阅读量突破十万加，三天内，达近四百万。
范雨素（图片来自网络）
没找到范雨素，却偶然发现皮村有个文学小组，组员均为工友，每周上课。而组员范雨素正因习作刊登在小组期刊《皮村文学》，被媒体人淡豹发掘。
那两个月，我频繁去往皮村。旁听了四堂文学课，看了一个先锋帐篷戏，在打工子弟小学听过前沿的性教育课，吃了许多顿咸死人的面食。某种程度上，皮村像一个桃花源，而我像贸然闯入的捕鱼为业的武陵人，发现这里“仿佛若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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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村位于北京东北郊区，最近的地铁站在10公里外，周边分散着工地和小工厂。上空分布飞机航道，每隔两分钟，巴掌大的飞机从头顶上方轰鸣而过。为了航道安全，皮村不好开发房产，村里布满未经规划的平房，里面租住着工友两三万。
文学组在一个杂院，砖砌的旱厕、铁皮仓库和民居围成一个不规则多边形，教室占其中一个开间，每周日7点到9点上课。四张办公桌拼成的会议桌占据教室八成空间，其余堆满农作物。课上到一半，背上硌得慌，回头一看，后面是大箱花生核桃。
不到二十个工友围坐一圈，他们刚放工、挤下地铁，室内有淡淡的汗味。工友掏出笔记，互相交谈，询问你对鲁迅小说的看法，“托尔斯泰”、“普希金”等词汇飘在空中。
工友王春玉大讲今日新闻，干活中途接到电话，“要采访，谈范雨素”，他压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大家哄笑：“你没说范大姐坏话吧。”打印装订好的课件发到工友手中，阅读文本是《我是范雨素》。
范雨素是文学组最早一批成员。2014年，她搬到皮村，因为小女儿在河北衡水读书“方便回家”，还因为“房租便宜，不拆迁”，300块一个月，能租四合院里的一间朝阳的屋子。她在皮村打工子弟学校做过老师，后来又做育儿嫂和小时工。那年9月，工友们向皮村“工友之家”提建议，“能不能搞写作培训？”
工友创办兴趣小组，在皮村不是新闻。2002年，音乐老师孙恒、摇滚青年许多和相声演员王德志办了打工青年艺术团，白天上班，晚上去工地厂房给农民工免费演出。三年后，他们注册了公益机构“工友之家”，根据地皮村。
2005年，打工青年艺术团出了第一张专辑，拿7万5版税在村里办了一所打工子弟小学同心实验学校。后来这所小学成为不少教育学者的试验田，同心小学接受的性教育课由北师大刘文利老师指导，性教育观念的科学、领先程度堪比北欧。
接着，工友之家陆续增加了用5块钱买一件旧衣服的爱心商店，带有八个书架的图书室，每周两次电影放映。还开设了工人大学、吉他社和瑜伽班。
他们做各种文艺试验。写歌出专辑，王德志在艺术家支持下拍了个剧情片《移民二代》，在皮村新工人剧场放映，不过因为“拍的就是平时生活”，工友兴趣不大，看着看着人就跑没了，他们想看香港武打片。
他们想写东西了，又“找不到方法”，决定找个老师。“工友之家”负责人付秋云在网上发帖找老师，每周来皮村上一堂文学课。付秋云上过皮村“工友之家”办的免费大学，学了不少电脑技术，后来留在“工友之家”工作。
学者张慧瑜在朋友圈看到皮村“工友之家”发帖招聘文学辅导员，发去一份简历，他从北大中文系博士毕业后，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可能看到我从本科到博士都是读中文，所以让我过来了”。
“慧瑜老师报了名我们就通过了，其他说白了也没找到。”王德志开玩笑，“没想到做得还挺好。”2014年，文学小组第一次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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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课从谈论社会时事开始。
投影仪照在发灰的幕布上，ppt上五个字“范雨素事件”。“范大姐火了，我们怎么看？”张慧瑜问，工友发出轻笑。他们讨论过卡斯特罗、APEC会议和毕节留守儿童，没想到身边熟人能成为“事件”。
文学组有固定流程：讨论一个社会新闻，然后赏析阅读文本。花卉师马大勇的听课笔记显示，他们读过鲁迅的《故乡》，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和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
还有当代作品：科幻作家郝景芳讲述阶级分化的《北京折叠》，冯远征回忆80年代穿过柏林墙去西欧学表演的口述《我穿墙而过》。在《一九八四》的书名边，马大勇标注“被老大哥统治的未来世界”。
张慧瑜偏向选择“文笔漂亮，故事有意思”的文本，学写作“语言是一方面，对社会历史的理解也很重要。”课后，工友们按自己的节奏写诗歌散文，交给负责人付秋云。付秋云辨认字迹输入电脑，张慧瑜把每年工友的作品编成一本《皮村文学》，总共出了两辑。
在装帧简陋的《皮村文学》中，我找到了工友的作品，他们写得最多的是诗。
育儿嫂王姐，小学没毕业，帮雇主带了9年孩子，“有时候心里压力跟山一样重，有好多话要说”。43岁，她突然“发疯似的，脑袋里诗句成片来，心里就跟着了火似的”。在皮村阅览室，她给我背了几首她的作品，听上去琅琅上口，而之前她几乎没怎么读过书。40多岁离家打工的郭福来在诗里写孤独，北京“是别人的森林”。
胡小海在南方打工14年，写了400多首诗。他喜欢张楚，模仿写《姐姐》；不少诗表达对梵高和海子的敬仰。“就是发牢骚。”他会在干活时突然抄起能写字的东西记几行，工友有的钦佩，有的觉得他神经，“十年一直做流水线，青春飞一样过去了，很撕裂的感觉。”
皮村（图片来自网络）
《皮村文学》中，范雨素作品不多，两年写了三篇短文和几首小诗。张慧瑜仍感觉出，范雨素是班里读书最多的学生。她不时发言，课上讲到的书名人名几乎都知道。
在《我是范雨素》中，她提到小时候读的书，类型混搭，外国文学夹着红色读物，“看知青文学，还看《鲁宾逊漂流记》、《神秘岛》、《孤星血泪》、《雾都孤儿》、《在人间》、《雷锋叔叔的故事》、《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
这天上课，讲到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这是之前文学课没有涉及过的“知识分子写作”，工友有点陌生。张慧瑜说：“如果范大姐在，她肯定读过王小波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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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学课前，范雨素从没写过东西。一次采访，她说自己“对文字一直很不自信，我初一就辍学了。”她的第一篇习作叫《名字》，足足写了3页，写她在皮村的教师工作。
她想做个小学老师，结果教了幼儿园——人手不够被调去教孩子写字，“为了确认每一个人都会写，不滥竽充数，我每天把这些小朋友全拉到黑板上来写。”她像一个体验生活的旁观者：把三十六个孩子的名字一一分类，女名多是风花雪月，而男名则寄托了父母“住大房子数金条”和“光宗耀祖改变世界”的愿望。
她也写家人。有梦想的大哥哥考不上大学，想当文学家，“我偷偷看过大哥写的小说，大哥写的小说名字叫《二狗子当上队长了》。”大哥很快发现自己当不了文学家，又“决定要当个发明家，主要原因还是上了文学的当”，看了一堆杂志，想仿效新闻里的农民，要造飞机。所有尝试失败后，大哥“说以后踏踏实实当农民”。
相比之下，范雨素的作品既无流水线细节，也无法满足对“工友”内心世界的猎奇。她是一个擅于讲故事的旁观者，有自嘲的冷幽默，这些淡化“工友”身份的特质，反而吸引淡豹：“我觉得，她的语言，是典型的‘阅读者’的语言，是文学造就的，不是生活造就的。”
范雨素告诉淡豹，“大哥哥”是自己长篇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小说手写了十万字，叫《久别重逢》。人物原型是老家乡亲，前世是古代帝王将相，今生变成普通乡民，而灵魂共通，她管该风格叫“魔幻纪实体”。她曾和张慧瑜聊过写作计划，张慧瑜吓了一跳：“超出了我的文学想象”，他仍鼓励范雨素把小说写出来。
2016年5月，“正午故事”发表《大哥哥的梦想》，一字未动，标题改成《农民大哥》，阅读量5000多。“稿费忘了多少，反正很高。”胡小海回忆范雨素买了水果零食，拎到文学课分给大家。他看过这篇文章，题材并不陌生，“我看了就想，这样平常的事情，我们也能写。”
工友之家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北京晚报图）
发文前，淡豹看了肯罗奇的电影《我是布莱克》，讲述患有心脏病的失业木匠和穷困的单身母亲互相帮助，她给范雨素的长文取名《我是范雨素》。“正午故事”估计阅读量在一万上下，根据之前经验，农民题材并非热门。
《我是范雨素》刷屏网络那天，下午一点多，胡小海在院子里装架子，没顾上看，写了几句鼓励的话转发了。半个月前，张慧瑜给胡小海编了一本诗集，范雨素看了，说他“有火的潜质”，小海说：“别说笑了，我怎么能火呢。”4月24日晚上，胡小海再次点开《我是范雨素》，“下面评论蹭蹭蹭的，我就觉得，这次不一样了。”
工友图书馆（翁佳妍/ 图）
他们现在常拿“能不能火”和“谁是下一个范雨素”互相玩笑。不过，他们仍表示对能不能“火”完全不在意，文章写出来就好了。“火不火，不可控的。”胡小海说。
4月24日晚上，范雨素接到两个出版社电话，要出版她那本十万字的小说。她有点吓到了，“我是靠苦力吃饭的，不靠写文章谋生。”第二天，她告诉大家，自己要坐地铁去跟出版社谈小说出版，据凤凰网报道，范雨素最后和图书品牌“理想国”签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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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文学组来了两名新成员，都是育儿嫂。
斯姐是个读三岛由纪夫和渡边淳一的育儿嫂。她站起来表达异议，“如果我要写关于客户的故事，我会写得温馨一点。”和范雨素“雇主”称呼不同，她叫他们“客户”。
工友之家图书馆（翁佳妍/ 图）
在一次采访里，范雨素谈到和雇主“萍水相逢，从来没有深厚友谊”。一张桌上吃饭，摆在自己面前的一次性筷和便宜素菜，让她觉得有“被刺痛的感觉”。另外一名育儿嫂王姐显然对范雨素更感同身受，站起来反驳。
王姐把一个孩子从5个月带到9岁，待遇不错，“老板要求也严”，不让带尿不湿，就一个奶瓶，半夜也得刷出来等消毒，“那时夜里最多睡三个钟头，脸上全是斑。”
而更多人质疑，人们对范雨素的关注只是因为她的育儿嫂身份，而非文本质量，而整个走红只是一场中产阶级的刻奇，微博大V和菜头甚至模仿《我是范雨素》写了一篇讽刺自传。
为了澄清一些事实，或疲于重复回答提问，在范雨素走红第五天，“工友之家”在原定的劳动节汇演前，另抽一小时开了个媒体见面会。
见面会定在劳动节汇演的新工人剧场，一进门，满眼鲜红的劳动节装饰。墙上四行标语：“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工友之家文学课（翁佳妍/ 图）
见面会由讲相声的王德志主持，一上来说起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我们都知道人有血缘地缘的关系网络，进城打工后，这个关系网络就断了。我们创办工友之家，就是为了搭建网络，让工友在城市里有个家。”淡豹给文学组代过课，讲费孝通研究农村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王德志立刻用上了。
开完场，王德志把文学组老师和学员弄上台，坐成一排，接受媒体提问。
“走红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特殊。”张慧瑜说，“很多弱势群体，是因为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他解释，范雨素走红是因为文章“并没有特别凸显劳动工人视角”，是一个关于三代女人命运的史诗，才能让不同人感受到共鸣。
“如何回应和菜头的批评？如何看待中产阶级对范雨素的猎奇？如何看待范雨素文字的文学性？”台下抛出一串问题。
张慧瑜没看过和菜头的文章，不知道怎么回应，“中产阶级为什么猎奇，这应该去问他们吧。”他笑笑，“至于文学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这都没关系。”一名文学组工友举手，他读过和菜头的文章，“就是太机灵了。”
范雨素没有出现在劳动节汇演的观众席中。在消失前，她将自己的走红比作“一场沙尘暴”：“我不相信生活会有什么改变，我只希望这件事能够尽快结束。”当被问到如何看待“中产猎奇”，她说：“所谓中产看不起农民，我觉得他在自己哄自己。一场大病，一场金融风暴，大家可能都会一贫如洗。大家的财富之间并没有多大区别。”
“中产”和“底层”概念让她不适。她对“公平”有执念，一次课上，她站起来发了五分钟言，讲“平等”，讲马丁·路德·金：“我们不是人吗？人跟人交往不就是握个手，说什么‘艺术家介入’啊，高高在上就是落后。”
文学组工友都喜欢说“平等”这个词。花卉师马大勇做插花，当被问到“是做日式插花吗？”他都认真解释自己做中式，“我不做日式，并不是讨厌日式。我觉得中式日式插花都是平等的，应该得到相同重视。”而胡小海说自己在写东西的时候，感觉人类“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跟约翰·列侬，跟鲍勃·迪伦是一样的，都在真实面对自己。”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内部（财经社图）
他们说写作只是为了表达，红不红，有没有人看，无所谓。而每周两三小时在文学组坐下来读书，对他们来说是个“港湾”。工友苑长武写过一首诗，写自己在流水线上走神，想到课上讲的《红楼梦》。工友王春玉十年一直跟着“工友之家”，工会搬到哪，他就去哪打工。而郭福来说，写作就像和尚撞钟，写下来就好，“撞一天是一天。声音大小传播远近，都无所谓。”
“我觉得这波热度也不会持续太久。”张慧瑜说，他觉得范雨素走红不是坏事，人们至少关注到有一批在写作的工人。“他们是文学爱好者，但是不做文学梦，他们不会天真地觉得文字可以改变命运。”
文学课常常因为讲不完课拖堂到近10点。深夜，住皮村的工友开着堆满杂物的面包车，把其他人送到10公里外的地铁站。张慧瑜记得自己只叫过一次代驾，那是他从美国访学回国，第一次去皮村上课，工友在皮村的饭店里弄了个欢迎仪式，挂上横幅“欢迎慧瑜老师回来”。
他还收到工友们写给他的诗：“你说日子会过得很快，转眼就是一年。你在那边生活是不是习惯，走路的时候靠左边还是右边。新工人剧场翻新了，皮村报改版了，同心农院的桃子熟了，慧瑜快点回家吃饭。”
提问结束，媒体散去。等着看劳动节汇演的村民涌进剧场，台上传来调试音响的声音，村民跳着自己编的歌舞，唱自己写的歌，读自己写的诗。小孩敏捷地翻进窗子，又从窗台陆续跳下。张慧瑜站在剧场门口，看着渐渐散去的人群，“媒体其实应该留下来看看这个，这就是工人文化，比刚才的说明会更说明问题。”
皮村内贴出的限期搬离的通知。（财经社图）
一年后，我偶尔从社交网络看到工友们的动态。在经历去年冬天“清理部分人口”后，不少工友选择回乡，也一些留在皮村，通过短信告诉我“我还好。”我不太清楚这以后文学组是否能像以前那样肆意运行。无论如何，我经常想起皮村，想起吹着小晚风、听五一汇演工友念诗时突然升腾起的幸福感，想到文学课听到一半突然跳进脑子里的E.B.怀特的话：“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有人用思想营建远方的生活。”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封面图源自第一财经周刊）
（本文部分内容首发于《vista看天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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