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挪死,人挪活,窮則思變,改變人生從改變生存環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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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夏訪粵東梅州僑鄉隨筆

曾祥裕 曾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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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水輪流轉,改變人生從改變生存發展環境開始。

夏訪粵東梅州,深入古鄉鎮,看到一幢幢中西合壁建築風格豪宅。他們的主人大多為遠走他鄉奮鬥成功的富商或華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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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是著名的“華僑之鄉”。據史料記載,宋末時梅州先民就遠渡重洋到南洋謀生,成為早期的海外華僑。據上世紀末有關部門的不完全統計,梅州擁有海外華僑、華人和港澳鄉親230多萬人,歸僑12萬多人,僑眷170多萬人。 自十九世紀以來,尤其是近代100年來,梅州的歷史文化與華僑、華人密切聯繫著。

載入《梅州市志·人物篇》的100多人,其中僑界人物就有30多人,佔四分之一多,也就是說,活躍在梅州政治、經濟、文化舞臺上,影響梅州社會發展的知名人士中,有四分之一多的人是華僑、華人或歸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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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窮則思變,走出山溝溝,漂洋過海到異國他鄉拼搏,書寫了客家人遷徙海外艱苦奮鬥的血淚史。在海外創業成功的客家人不忘初心,報答父母,往往將積攢的錢帶回家建新房,因接受了西方建築文化,又將之融入客家建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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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縣白宮鎮新聯村的聯芳樓,其外表是西洋風格,在兩層樓上建有三座穹頂的鐘塔,正面30多根牆柱,20扇拱形窗戶,以及牆面、牆角,都嵌飾著浮雕和繪畫。穿過西式門進去,屋內卻是“三堂四橫”的殿堂式圍龍屋,屋內的走廊柱子和樓梯地面的裝飾,全是龍鳳、牡丹等漢民族的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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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建築在梅州各地還有不少,如梅州大橋北端的萬秋樓、梅城達夫樓、大埔的藍森堂等等。

尤其進入“歷史文化名鎮”——百侯鎮境內,更是目不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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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人眼球的是座中西合璧的建築,被稱為肇慶堂,建於民國六年(1917年),至今已有近百年曆史,保存完好。

肇慶堂,也叫敬修衍慶,建於1910年,距今已有90餘年歷史,由楊蔭恆斥資8萬光洋興建。肇慶堂是一座中西合璧式建築,主體為“堂”、“橫”組合的府第式客家圍屋,平房為中式結構,緊挨中式平房的是一座西式回字結構的兩層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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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既傳承了客家民居的特色,又融入西方建築的設計。屋內的樑柱、斗拱結構堅固精巧,裝飾雕龍畫鳳、造型精緻、栩栩如生,既是一座客家民居之典範,又如一件精雕細琢的立體畫屏,可以說是百侯最美古建築。

據介紹,肇慶堂由侯南村人楊敬修的三兒子楊蔭垣興建,建房時選取優質石材、木料,並從各地請來建築、雕刻、繪畫水平精湛的工匠,建造西式洋樓時還特地聘請外國人監工,先後共歷時3年才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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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瞭解,像肇慶堂這樣中西合璧的建築,在百侯鎮上並不只一處。清末民初時期,百侯鎮許多村民外出經商,後回鄉建房,引進了不少獨具外國風情的建築。歷經時光的洗禮,其中一部分仍然保存至今。

我們離開百候,來到大埔縣西河鎮車輪坪村。這裡有張弼士的故居——光祿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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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祿第背靠雄渾的大山,但是遺憾的是身後隔條河,犯了背水一戰大忌。不過左右護砂像兩隻寬大的手臂把光祿第攬在懷裡。

光祿第設有三堂四橫一圍,共有18個廳、13個天井、99個房間,是罕見的大型客家圍龍屋。其飛簷斗拱、雕樑畫棟的建築氣派不亞於山西“喬家大院”。

光祿第中西合壁,正門前的兩根柱子為花崗岩石柱,與傳統的客家圍屋為木柱不同,更為受力和耐久。壁上彩繪圖案則兼具中西文化的色彩。

我對張弼士的瞭解,始於CCTV-12《見證》欄目曾播出了紀錄片第5集——到海外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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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弼士(1841-1916年),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人。他被稱為紅頂商人,清政府賜予一品頂戴,和他相比,我們熟知的紅頂商人胡雪巖只是二品大員。張弼士是那個時代的華人首富,財產比清政府國庫都多,是同時代胡雪巖的4倍,可謂真正的富可敵國;他懷實業興邦之志,一生先後在國內創辦幾十家企業,其中最負盛名的張裕釀酒公司輝煌至今;他做客白宮,受到美國總統威爾遜接見,被《紐約時報》稱為中國的洛克菲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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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時代,世人皆知:南有胡雪巖,北有張弼士。

有識之士認為,張弼士的成功既有運氣的成分,又更多與自身的智慧與努力分不開。晚清“海禁初開”之時,他便跟隨其他人遠赴南洋,先是在當地一家華僑開辦的溫氏紙行打工,深受店主的賞識,不僅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還傳授他經商之道。張弼士在岳父病故後,繼承了其遺產,開始經營酒行,邁開了事業的第一步。這時恰逢清廷在內憂外患的背景下開展了洋務運動,並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號召海外僑商回國投資實業,張弼士便是第一批抓住機遇回國興辦實業的人。

張弼士等梅州客家商人發跡史,雄辯地說明了,樹挪死,人挪活,窮則思變。人要改變命運首先要從改變生存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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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紀末一代代客家後裔又遠渡南洋、美洲勞工,爾後輻射到世界7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球繁衍了一億多客家人及其後裔。

海外客家人多半是“扎條褲帶出遠門”,飄洋過海創業。馬來西亞著名僑領葉亞萊是創辦吉隆坡的開埠元勳。該國大埔籍華僑肖畹香先生,10多歲還在大埔山區放牛,爾後“一條褲帶”闖南洋,白手起家,成為當地鉅富。

無論是張弼士,還是葉亞萊或者肖畹香,他們的成功,說明人固守偏僻山溝,只能窮其一生。走出去,才有機會。敢闖敢幹,白手起家,赤手空拳打天下的華僑,簡直就象蒲公英的種子,被風吹到哪裡就在哪兒紮根茁壯。

華僑這種白手起家的創業精神之興起與茁壯成長,都來自於環境的逼迫,當付諸於實踐時,那是一種 "需要"的平衡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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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多半,出身貧賤,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離開家鄉,即已表現出為滿足"生存需要"的行為,到了異地,在上無片瓦,下無寸土沒有任何人可以依賴的情況下,一切只有靠自力,深植於心的緊張感、壓迫感與危機感,是可想而知的。這種形勢逼使他們只有不斷地工作,來換取 "需要"的滿足。"錢"是他們需要的,因為財富可以換得異族的尊敬: "創業"是他們需要的,因為自己的事業可以降低受環境左右的力量。他們深知只有這些在異地才是 "真實"的,所以他們可以忍受一切挫折屈辱,埋首向前。

 勤奮賺錢的毅力,做老闆的決心,成為華僑獨特的 "創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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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梅州客家人窮則思變,漂洋過海創業歷史,我們看到客家人遷徙軌跡的新變化。

客家人生活圈由"無客不山,無山不客"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勾勒了客家生存空間的拓展。

從住在山中山,過著窮中窮,到漂洋過海創業,說明了客家不是封閉的民系,從山區文化到接受海洋文化,人隨著生存平臺的變化,完成了文明進程大轉折,也實現了人生舞臺大騰躍。

而且不斷尋找更好的生存發展平臺。華僑決不會坐井觀天或劃地為牢。他們認為 "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日本不行,那就去美國;大阪不行,那就去舊金山。他們的觀念無國境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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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條件更好、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哪怕是天涯海角,距自己安身之地有十萬八千里,他們也會毫不遲疑,打點行裝,背起行囊便 "開步走"。

他們之所以能夠創業成功,有識之士作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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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人移居海外,碰到了與原鄉迥異的環境,敢作敢為的性格特徵又有所表現。 主要是拋棄了自身的一些缺點,吸收了別人的一些優點,創造了在原鄉創造不出的業績,同時也和具有相同經歷的其他客家人一道,創造了富有特色的客家海洋文化。

何謂客家海洋文化?目前概念還不夠明晰。大海是人類共有的生存環境,海洋文化具有對世界開放的含義,成熟海洋文化是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客家人把生活圈擴展到了海洋,也就分享了這筆財富。

客家人在海洋環境中,固守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兼容了世界各國文化的諸多長處,在實踐中創造了一種既銘刻著客家山區的文化記印,又在審美意識、價值取向和道德標準等方面與開放的海洋環境相協調,能為東、西方人所接受,這麼一種文化就叫做“客家海洋文化”。

二是矯正了 人生座標。 客家人的突出弱點是重功名輕工商,這要歸咎於科舉。科舉制促進了文教發展,但卻讓人們背上了精神枷鎖,扭曲了文化心理,妨礙了工商業發展。人要生存,第一需要是物質財富。讀書是好事,但不應過分追逐功名。很多人讀了一輩子書,也沒得到功名,卻荒廢了功業。功名不能當飯吃,物質追求怎麼也得排在功名之前。要克服這個缺陷,就得把人生座標矯正一下,可是守在本士卻已經難以做到。一部分客家人到了海外,換了個環境,才發覺原來功名並沒那麼重要,學習文化,掌握本領,還不如用在創業上好。丟棄了精神包袱,就能輕裝前進了。可說這是文化心理上的重大轉折。

三是轉變了經營理念。隨著西風東漸,粵商在大力傳承傳統文化的同時,也受到了西方商業思想的影響。嶺南地區粵商包容性強,容納吸收了西方商業文明的結果。近現代香山地區(泛指珠海、中山、澳門等地)的粵商創辦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成為了現代中國百貨業和集團公司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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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張弼士、葉亞萊或者肖畹香,現當代的李嘉誠、郭炳湘兄弟、霍英東等著名粵商,成為中國企業家效仿的榜樣。從學理背景看,粵商精神體現了嶺南文化的突出特徵,而嶺南地區較好地保留和積澱了中國幾千年的家文化和儒家倫理。

“敢為人先,和氣生財,利己而不損人”的文化傳統薰陶了一代代粵商,保障了粵商不斷演繹歷經磨難而不斷代,遊歷海外而不衰落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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