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 | 朱英豪
前年六月，归程前的一个深夜，我躺在都柏林利菲河畔的一家青年旅店里，毫无睡意。我的上铺躺着来自约翰内斯堡的保罗，他来这里推销自己的咖啡萃取专利。对面下铺是斯德哥尔摩的乔纳森，一个次日清早就要去谷歌总部面试的年轻程序员。我有些恍惚，这是在那个行前有着无数想象的都柏林吗，还是加州硅谷？既是高纬度，又逢夏季，熄了灯的房间宛如黎明。伴随着他们熟睡后的鼾声，隔壁夜总会的歌厅镭射探灯时不时也扫射进来，打在墙上摇滚歌星奥康纳的光滑的额头上。我心中数着数，再多打几次，她就满血复活了。
我刚从西北部回来，多尼戈尔郡，一次令人满足的旅行。那里有高耸的峡湾、嶙峋怪石、以及画着巨大的盖尔特女神的名字，向飞越上空的二战战机发出中立国信号的大西洋海岸线。《星球大战》摄制组刚刚离开，马林角的一家酒吧凳子上，还留着绝地战士马克·哈米尔的余温。比金字塔还要古老的墓穴屹立在荒野里，茂盛的野草被狂风驱赶，露出底下泥煤乌黑发亮的断层。这里还是有着革命传统的红区，电影《风吹麦浪》里的临刑前夜，冒死救出共和军的娃娃兵对达米安说：“我父亲来自多尼戈尔郡。如果让你们去送死，我会良心不安的。”
我和一个爱尔兰农民聊了聊，确定这部电影的另一译名《风吹稻浪》是犯了常识性错误，因为爱尔兰并不种植水稻。我还和导游马丁交流了小时候玩的游戏——用一种质地比较坚实的野草梗和同伴相互拉扯，谁先断就算输。《都柏林人》里面的小短篇《一次遭遇》里，说绿色的草梗被拿来占卜吉凶，那是女孩子的把戏。
从最北端的图莱海滩安静的马背上下来，我去了附近诗人叶芝的故乡斯莱戈，不算很旧的墓碑上刻着那首酷酷的诗：冷眼一瞥，生与死，骑着且赶路。
我很听话，赶路回都柏林。公共汽车不紧不慢，行驶在标注着”狂野大西洋“的公路上，偶尔经过的一些荒凉的村子和被废弃的农舍，让人想起了威廉·特雷弗的《山区光棍》和憨厚的小儿子保利。
爱尔兰的乡村一切都符合我的想象，都柏林想来更值得期待才是。
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留给都柏林。我收起相机，把时间留给博物馆、画廊、圣三一学院、艾比剧院、圣殿酒吧街，顺便搭讪一下旅店前台的小妹妹。
几天下来，异样的感觉不断袭来。在圣三一学院图书馆大厅，两眼放光的人们簇拥着，高举手机捕捉被《哈利波特》开光后的余泽，近在咫尺的诺贝尔桂冠诗人谢默斯•希尼的发黄诗集无人问津。不知人间有乔伊斯的前台红发小妹妹坐在巨大的洗衣台上，津津有味地看着《伯恩的遗产》。乔伊斯在玛丽大街五号创立的沃尔特电影院早就不见了，现在是一家很无聊的百货商店。乔伊斯中心门可罗雀，而在美术馆书店里兜售的托宾签名版《诺拉》，哪怕是打了五折还是滞销。
日记本里记录了我当时的感想（现在看来是多么的武断）：“都柏林被一种奇怪的东西紧紧地包裹住了。从斯莱戈来到都柏林，除了乡野被城市替代，除了叶芝被乔伊斯赶跑之外（事实上在过去叶芝比他有势力多了），就是我发现都柏林的司机不再会摇下窗户随便和路人打招呼了。”那个我熟悉的乔伊斯，被各种光鲜靓丽的旅游宣传册和相框簇拥着，他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形象大使。
是因为马丁给我精心设计的乡土爱尔兰珠玉在前，使得我自己黑灯瞎火乱走一通的自由行黯然失色？又或者，是现代化的通病让爱尔兰的城市传奇蒙尘，必须失礼求诸野，还是地处欧洲的犄角旮旯，都柏林只能沦为伦敦柏林等美央大城的无聊陪衬？
我也试着检讨自己。相比那些吵吵嚷嚷、簇拥在古迹前拍照的小红帽们，我之前的所思所想，不过是一名读过几首诗歌、几个小短篇、嚷嚷着要去瞻仰作家古迹的文学游客而已。手里拿着老照片，我按图索骥，在现实图景和内心搭建起来的文学圣殿之间玩“找不同”游戏。可是，我对都柏林有多了解呢？当我期待它接纳我时，自己是否已经做好准备？
1914年，乔伊斯写出了《都柏林人》。一百多年后的都柏林人，是否已经彻底走出北理查蒙德大街上的死胡同（blind Alley），是否翻过他所谓的精神上卑琐麻痹的一页？如果经典不被时间束缚，那么乔伊斯的那些预言，是否依然还在这个城市某个角落里显灵？现在的都柏林人，是否还在乎他？《都柏林人》、《尤利西斯》和这座自己生活的城市，他们到底怎么看？我的那些感受，到底哪些是真实的生活，哪些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的臆想？我想知道答案。
我坐起来，打开电脑，改签机票，推迟了离开的时间。
我很快把自己从游客切换回到摄影师的身份。在接下来有限的几天时间里，我东游西荡，设法撬开了都柏林人的嘴，让他们敞开心扉，自然面对镜头。事实上，后来的经历告诉我，都柏林人拥有西方世界里最容易被撬动的嘴，因为他们有一颗热爱陌生人的好奇心。我所有过分与不过分的请求，几乎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这些盖尔特游吟诗人的后代个个能言善辩，只要给一个善意的微笑或者一句真诚的问候，他们就开始滔滔不绝。无论是在川流不息的康奈尔大街上，还是在暴雨后冷清的格拉斯内文公墓，无论是贩夫乞丐孩童老太、还是作家演员传教士，我都被接纳，被允许进入他们的内心，哪怕是短暂的几分钟。
和他们一聊天，会很快发觉自己曾经的“麻木无知”。一个学生告诉我，在都柏林，有一个不成文规定。当你在等候公共汽车或者排队买东西，如果不和旁边的人聊上几句，那就是非常失礼的行为，内心会特别自责。
我把最后一个晚上交付给爱尔兰麦芽和凯尔特踢踏舞。这个坐落在修道院巷的酒吧，过去是曾经为叶芝工作的印刷厂。轰隆隆，机器轰鸣，昨天吐出散发油墨味的《爱尔兰先驱报》，今天吐出Porterhouse旗下著名的烈性牡蛎黑啤。妈妈说对了，天底下这么多颜色，黑色的最有营养。
月色正浓，走出酒吧，我和一个在外面抽烟的女孩艾玛聊了起来。我问她，为什么爱尔兰人对陌生人那么热情？借着酒劲，晃晃悠悠的艾玛吐着烟圈，给出一个可爱的理由：“很久很久以前，因为逃土豆歉收造成的大饥荒，很多爱尔兰人都跑到美国去了。后来，他们陆续回来看望家人。可是我们也分不清谁是回来寻根的，谁是游客啊，于是，我们就一律对谁都好啦！”
如此憨直的热情，应该能融化世间最坚硬的盔甲吧。走在回旅店的路上，脚步突然变得很轻。望着不断汇入夜色的派对青年，我问自己：一个多世纪以前，在熙熙攘攘的福州三坊七巷，那位大清海关洋人大员，是否也能有幸拥有一个这样的夜晚？
一个仓促的决定，再加上自己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提问者，这些萍水相逢显然不能带来完满的解答。但我想，这起码是深度旅行的一种健康打开方式。终于，我和都柏林取得了某种和解。更确切地说，是和自己。
送给你，这27个新都柏林人，和他们的乔伊斯。
我没有读过乔伊斯，但我知道摇滚歌手奥康纳。
我叫Paolo, 是个独立市场咨询师，设计师，来自南非的约翰内斯堡。
我存了两年的钱，就是为了来都柏林。我选择这里，一来是这里有正在举行的WOC世界咖啡博览会，二来是因为它的位置，这里离我的国家不远，离北欧国家也很近。我刚刚自发研制出一种新型的咖啡空气压缩机，北欧有更多喜欢喝到高品质咖啡的人，联系上客户我就可以跑去那里推销，平时就呆在这里，这里的生活成本比那边低多了。但是，我现在也遇到了麻烦，因为这家客店的服务员刚刚通知我搬走，他们不欢迎长期的住客。喜欢乔伊斯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吗？我看，奥康纳也这帮不上我的忙。
我不看乔伊斯，我想我身边90%的人都不会看。
我叫Ronan(右) ，是都柏林圣三一大学的学生。要去看高楼的话，只能去上海了。都柏林没有太多。从这里往艾比大街走，那些你看到的高楼大厦，什么国家银行、IT公司总部，也都是最近十年才兴建起来的，以前可没有这些呢。对我来说，都柏林给人以其他大城市没有的亲近感。你也许不知道，在都柏林，如果你在等公共汽车的时候，不和旁边的人聊两句，是很没礼貌的做法。这里去哪里都很近，很方便。哪怕是去别的省份，我们也感觉不到距离。爱尔兰人在世界各地都有紧密的联系，我们是足球迷，有一次我们去法国看足球，和当地的球迷联欢，感觉和在家里一样。我以后工作也不太会想去别的地方，这里满足了我的一切需求。
我不看他的书。你知道，干我们这一行，讲究的是翻牌，要有效率。他的书，是要你准备一辈子的时间去读的，我们读不起。但他很了不起，这个我得承认。
你说的这个人，我没听说过。我一会儿去问问我爸爸，他肯定知道。
我叫David，今年六岁。我的爸爸是墨西哥人，但是我的姥姥是爱尔兰人。我现在上小学，我在学很多东西，比如爱尔兰语、还有骑自行车。我在家里和爸爸妈妈说西班牙语，我的爸爸妈妈在我没出生前，就一直在墨西哥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现在每年都会回去呆上一个月。你说我喜不喜欢都柏林，嗯，怎么说呢，都柏林有海滩，墨西哥城有很舒服的阳光。如果说都柏林是十分里面打十分，我觉得墨西哥城是20分里，我给打20分的那种。
你在问一个卖报纸的人看不看乔伊斯，是吗？你确定是在问我吗？
我叫Austin，我在康奈尔大街上经营一家报摊。我的祖父从1923年开始经营这家报摊，虽然现在卖报纸的人越来越少，但我想如果整个都柏林还剩下一家报摊，那应该就是我的。我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了，但我没法不工作，我也想去山清水秀的地方游玩，在湖上划划船听听音乐，躲避大城市的污染和嘈杂。人生太多东西无法规划，比如你现在从我这里往路口走，往左转还是往右转，它的结果没准都会对你将来的生活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了，我是Connell大街留守的灵魂（笑）。
我没有太关注过这个作家。
我叫Giorgio，我来自意大利罗马附近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有很多爱尔兰酒吧，我喜欢极了，吉尼斯啤酒，那些浮在外面的泡沫像奶油一样润滑。在我们小镇泡酒吧，我偶尔听到一个乐队演奏的音乐，有种被击中的感觉。后来我得知是爱尔兰音乐。所以我算是来都柏林寻找那时候的感觉。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但我觉得这里似曾相识，我认为音乐比文学更容易影响别人。
他是我们的骄傲，我也为我自己骄傲，因为我看完了《尤利西斯》。
我叫Geraod，26岁，我从事文具批发。我喜欢来格拉斯内文公墓看望我的爷爷，基本上每周会来一次。我的家离这里不远，我都是走路过来，大概需要25分钟。爷爷生前和我很亲近，所以我想花更多时间来陪陪他。有些人一年也来不了一次墓地，而有些人隔三差五就来看看。有些人上网去悼念亲人，但我还是觉得在这里感觉更好些。
他是我们的偶像啊。听说当年他的朋友圈里，很多都是女同，有了她们的支持，才有了尤利西斯。其实我们没看过他的书，但有一次在网上看一个最佳同性恋小说的评选，第一名就是《尤利西斯》，第三名是什么，我记不得了，但也是他的。
Holly和Wendy。我们来自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分别是销售员和墨西哥餐厅的厨师。我们是一对同性恋人，我们特地跑来都柏林参加一年一度的LGBT示威游行。我们觉得贝尔法斯特人很粗鲁，而都柏林人很礼貌。我没有恭维，说的是实话。我们每次来这里，都感觉很放松。所以，你看，游行结束后，我们自己又玩了几天。
哦，我当然知道他，我看了他很多书，比如写非洲的那几部。（后来我发现我们聊错人了，她说的是Joyce Cary，另一个同时代的爱尔兰小说家）
我叫Pitooicil，今年78岁了，我一直住在这条街上，我刚刚去买了一些茶叶回来。都柏林对我就那么回事，无论你喜不喜欢，就像这雨天的雨水，它就在那里，然后我就得把雨帽带上。你说你喜欢我的帽子？哦，谢谢你，虽然看起来象浴帽，但它很实用啊。
我知道他，但是没看过他的书。在东京，我有同学喜欢他，但就我所知，那是一群特别小众的人。
我叫Hadiyao，印日混血，今年22岁。我刚从东京来到这里，就我一个人。我拿到了一年签证，想在这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我希望找到既陌生，生活成本又不高的地方（和东京相比），而且还可以说英文，都柏林符合我所有的要求。我现在正搬去一个新的家，前段时间我住在一个集体宿舍里，都是男孩子，我感觉还是要自己住好些。当我老了再回忆起现在的决定，一定会觉得自己很勇敢。哦，糟糕，光顾着和你聊天，我才想起我把新房子的钥匙落在旧房子里了。
乔伊斯用文字，我用匕首。我们都在伸张正义！
我叫Declan，今年54岁。我之前和母亲在埃及的卢克索生活，我亲眼看到我的母亲被人杀害，但我爱莫能助。在都柏林，我是个捕快，圣殿骑士团的骑士。你对我的身份有怀疑吗？你看看我这个肩章。这个城市的治安已经处于瘫痪了，到处都是坏人，所以我得到处行侠仗义，惩治那些坏家伙。我不用枪，只用冷兵器。但这对我来说足够了。如果你不信，你尽管可以放马来试试，就现在！（…我真的被吓到了）
我没有看过他的书，也没有听过，实在抱歉。
我叫Diego, 是一个成人表演推销员，我来自巴西圣保罗。怎么说，都柏林比圣保罗更有秩序，人也少了很多，交通工具都很先进，也能赚到钱。在我之前的城市，人们没有工作机会，交通也很糟，经常堵车。我有一年的合法学生签证，现在想续签一年，我享受现在的生活。
我痛恨他，因为我的老师经常叫我们看他的书，但是我看不进去啊。
我叫Chloe, 17岁，来自中部的内斯市，是圣玛丽大学的在读生。我的叔叔是这家大使剧院的老板，所以我就来这里暑期实习了。我穿着这身旧军装，是为了纪念爱尔兰复活节起义。今年是复活节起义一百周年，我们剧院有一个大型的回顾展，主题都和独立战争有关。这个展览偏重于一些武器装备的展示，我不是很喜欢。当然，我喜欢都柏林，这里有很多好看的风景，年轻人都很漂亮，而且有丰厚的历史。
对于我们新闻人来说，乔伊斯最好的作品是《都柏林人》。
我喜欢乔伊斯，但他也就《尤利西斯》写得好，《芬尼根守灵夜》能读而已。
我叫Andrew, 都柏林人，是一个过气的话剧演员，现在在圣三一大学学习哲学。都柏林是所有称得上伟大的城市里最小的一个，有多小呢，刚才你问我之前做什么，我说我做过话剧演员。而当时找我去爱丁堡艺术节演出的剧场经理，也就五分钟以前从我的窗前经过。在都柏林呆久了，你就会学会观察好东西和坏东西。这家咖啡厅河对面不远有一个酒店，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只在那里呆过一小阵子，但最近酒店却毫不知耻地在外墙上挂了块刻有他名字的匾额。
对不起，可以不提他吗？这里有太多人谈论他了。
我叫Biran，我在桥上打坐，因为我正在学习禅修。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都在山上修行啊？我在这里试试看。我刚开始练习，都柏林接触新鲜事物总比外面要晚些。离这里不远，有一家佛教中心，我们有时候去那里静修。对于都柏林和都柏林人来讲，有一件事情很重要，那就是得有Crack（有格调，气氛很嗨）。
我听本地的长老说，他很早就脱离教会了。后来在葬礼上，当有传教士提出来为他做弥撒时，被他的妻子拒绝了。
我是Corgran长老，18岁，来自美国拉斯维加斯附近，我为摩门教工作，在都柏林传教，离家已经有半年时间了。我和另一个也来自家乡的长老peterson一起结伴，做公车从郊外的教堂出发，去康奈尔大街。在那里我们有时候会登台演讲，最近一次是我的同事Peterson，他站在一个巨大的垃圾箱上宣讲，效果不错。我正在准备，说实在有点紧张。我喜欢都柏林，但我喜欢到处走，接下来我会去上海工作，我为此很期待，我还学了中文，我知道怎么用中文说“长老”。
我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尔兰作家，作为一个爱尔兰裔，我很惭愧，因为我之读过《都柏林人》。也许等以后人生阅历再丰富些，我会找《尤利西斯》来看看。
我叫Jane ，是一个小提琴手。我是爱尔兰裔的美国人，我过去在纽约生活。我选择来都柏林，是想寻找祖先的文化。我在一个接待团体游客的剧团演出爱尔兰音乐，当我在演奏的时候，他们在舞台边吃饭边欣赏音乐。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方式，演奏的音乐也不是我喜欢的，但这是我谋生的一种手段。我特别喜欢都柏林，很慵懒，不想纽约那么快节奏，作为音乐家，我喜欢爱尔兰诗人和诗歌。唯一不好的，是这里有太多的乞丐，政府应该管一管。
有关这位老兄的事，我们算是都柏林最有资格回答的，我可以给你说一箩筐。我们组织的都柏林文学酒吧之旅（Dublin Literacy Pub Crawl）是文学爱好者，特别是乔伊斯的粉丝必选的旅行项目之一。我们不但把《尤利西斯》的一些简单的（他微笑着，特别强调了这三个字）桥段揉进我们的朗读、表演、与观众的互动，而且还会带你去乔伊斯、王尔德、贝克特等人经常光顾的酒吧喝酒，我们的下酒菜是他们的一些八卦轶事。
我们是Finbarr 和Kevin，我们是都柏林文学酒吧之旅的驻场脱口秀演员。我（Finbarr）在大学念的是法律专业，后来改行从事演艺事业。最近我和妻子成立了一家演艺公司，现在我们排演的剧目成功入选了都柏林Fringe艺术节。酒吧是都柏林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听老人说，过去的pub还承载着乡村的社区功能，很多干苦力的工人都会在酒吧领工资，然后把钱花掉喝酒聊天。我们每隔一天在酒吧演出，朗诵各个时代的作家的作品选段，插科打诨，讲讲文人骚客的轶事，喝喝酒，跳跳舞，大家都很开心。
乔伊斯和他的作品，我都不怎么感兴趣，也没读过。不过对了，你好像戴着一副和他一摸一样的眼镜哦。
我叫Mark, 是一家叫“糖老爹”的发廊老板。从15岁开始，我为一家叫做Copeter Mark的理发店打工。这家公司在都柏林有72家连锁店，是最大的发廊公司。现在我也已经开出了2家理发店，我瞄准的是高收入人群，特别是女性顾客，你从发廊的名字也能解读一二，不是吗？人人都说都柏林人有很多old money，但我觉得它同样给象我这样的普通人很多机会。
他的作品我基本上都看过，包括最难的《尤利西斯》。我知道，不仅仅是读者，很多作家都不喜欢乔伊斯的作品，我自己也是。我更喜欢贝克特。乔伊斯做加法，而贝克特做减法。
我叫Seamus，乔治协会的经理。我干过很多事情，在大学搞过经济学研究，后来跑到法国学厨艺，在格林城堡做过公爵的私人厨师。要知道，那是乔治时代留下来的庄园改成的酒店。说到爱尔兰的old money，现在的爱尔兰人喜欢吹嘘在十年前房地产泡沫的时候，谁谁谁花了一千万买了一栋别墅，我们这些老人听了只会笑笑。要知道，爱尔兰历史上最贵的房地产交易发生在十八世纪后期，那时候的鲍尔斯考特庄园花了温菲尔德家族一个亿欧元呢！
过去，爱尔兰人光锅就要热上几个小时，把鱼放进去，又得煮上几个小时，我们很痛恨这个。但是今天，都柏林人吃饭和全世界各地都一个样子，我们又开始怀念过去了。乔伊斯说，爱尔兰是被驱逐出生活盛宴的局外人，叶兹也说，爱尔兰是个充满仇恨，空间狭隘的地方，这一切都早就不是了。我喜欢都柏林给陌生人带来的友谊，但不喜欢这里昂贵的物价。我老了，我更喜欢呆在郊区自己的房子里，这里应该属于年轻人。
他的作品不怎么样，但很有女人缘。
我叫Dominus, 我是一个乞丐。我喜欢过流浪生活，但人们不应该因此鄙视我。我以前曾经还为米其林餐厅工作过呢，那时候我是个屠夫，能制作精美的肉酱。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仅仅是一种选择的生活方式。我喜欢都柏林的人，他们善良，给予我很多帮助。今天有个老太太给了我20欧，哦，这太多了，她会惯坏我的，于是我在Soup Run上分给了别的乞讨者。我讨厌这里的旅游业，它把这个城市搞得一团糟。我之前的女友称呼我Dominus，但我从来没有dominate（占有）她，我们是平等的。
我读书不多，车上的游客经常会提起他，作为一个爱尔兰人，我很自豪。但坦率说，我没读过他的任何一部作品。
我叫Patrick，今年63岁，是一个老马夫。我在都柏林土生土长，干这行已经60年了。我的父亲过去是一个在市场上交易马匹的马商，和马打了一辈子的交道。我经常去著名的健力士工厂门口趴活，那里的客人多，他们想去城市的任何地方，我都会驾马车送他们去。我有一个儿子也跟我干同样的活儿。干我们这一行，最担心的是城市安全。我对都柏林的治安有一点担忧，偶尔会有些暴力事件。这匹马叫克里斯蒂娜，今年九岁，我最宠爱她了。
我现在就站在乔伊斯中心二楼一间乔伊斯曾经住过的房子里，我和太太最近在休假，就想回到这里来看看。我们刚刚看完一部新拍摄的有关乔伊斯的纪录片。都柏林离不开乔伊斯，你看，这里堆满了他的私人物品，衣服，还有书籍。不光这里弥漫着乔伊斯的味道，整座城市都是，无处可逃。
我叫Eric, 是一本瑞士杂志的金融主笔。我曾经在都柏林住过几年，报道这个国家的财经新闻。我对这里的金融状况有所了解，随着英国脱欧，都柏林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谷歌和苹果都把总部设在这里，它们的嗅觉很灵敏的。土豆危机的时候，这个国家有一百到一百五十万人背井离乡，这些人中，大部分后来在纽约安家落户了。所以你想想看，在海外的有多少爱尔兰人都揣着大把大把的美金啊，如果他们都回来，是不得了的。我已经看到这种苗头了。
年轻的时候，我们整夜整夜地泡在酒吧里，直到赶不上最后一班夜车。不像现在，那时候我们还非常传统，没有手机，也不拍selfie，也从来不到男生家过夜。这些都是乔伊斯时代最后的碎片，之后就什么都不是了，取而代之的，是水泥建筑和盒子一样的大玻璃房子。那个青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叫Lucy，从事写作。我从小住在都柏林的乡下，至今记得小时候家人带我来格拉夫顿大街逛圣诞橱窗。中学时期，我的朋友送我一张甲壳虫的黑胶唱片，尽管当时家里没有唱机，我还是把它摆在床头，这样显得很酷。都柏林现在有了自己的性格，小但是很国际化。我在伦敦是一个穷人，但在这里不是，在外面旅行的时候，我感到都柏林在向我召唤。所以我选择回来了。我不喜欢都柏林人乱扔垃圾，到处都是。爱尔兰人不太善于和成功相处，他们在高处会头晕，他们反而喜欢压力下施展自己，然后用喝酒来解决问题。但我不喜欢年轻人在喝了酒之后犯浑，展现出来特别反社会和暴力的一面。我们那时候不这样。
乔伊斯？对不起，我没有听说过这个作家。（他真是有愧于我啊，我陪他步行二十分钟，专门为了挑选了这面有乔伊斯海报的墙做拍摄背景）
我叫Leonardo，38岁，是一个职业纹身师。我持意大利护照，但祖籍是巴西。我在圣保罗干了三年纹身，现在都柏林又干了十一年。我拥有自己的一家纹身店，生意不错。说实在，我现在有点喜欢上了都柏林的天气，前一阵子回巴西老家，一个月的时间里，有二十天都是艳阳高照，我有点受不了，就特别想回来这里。
乔伊斯在《偶遇》里曾经寄托了对远方的渴望：“一直呆在家里可不行，不可能有真正的冒险经历。非到国外去不行。” 离开和归来，这几乎是我的家族的传统，都柏林人的传统，整个爱尔兰人的传统。我自己曾经在德国、瑞典、荷兰学习日耳曼语，现在回到爱尔兰工作。我的外曾祖父拉都胥几乎是乔伊斯同时代人，他也和乔伊斯一样，离开爱尔兰，成为中国鸟类专家，然后又像候鸟一样，在晚年回到爱尔兰。
我是Martin，都柏林人，我在圣三一学院学习日耳曼语和中世纪历史，后来在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学习考古和自然遗产管理。我曾经在冰岛和爱尔兰的很多地方从事过考古工作，也从事过都柏林一些古建的修复，其中一座是马来公园的拉都胥老宅。我现在兼职从事导游工作，断断续续有二十年了。在都柏林，有一个去处我推荐给大家，那就是斯文尼药店。《尤利西斯》以丰富的笔墨描写这家药店，布鲁姆曾经在这里买柠檬香皂，而当时记载的处方，这家药店依然在使用。我有时候会带我的客人去这里参观，组织一次《尤利西斯》的朗诵会。
补记：回国之后，马丁如约给我发来那本鸟类手册的封面。在搜索网上的媒体报道之后，我给马丁写信，告诉他我的发现：那本书扉页上与他外曾祖父合影的福建唐姓猎人，在他老人家的教导下机缘巧合，成为了中国第一代标本剥制师，如今成为中国博物馆界赫赫有名的标本唐家。不日，马丁给我回信：“再三询问，我妈妈对外祖父的记忆的确已经模糊，但对他从中国带回来的金刚鹦鹉却有着鲜活的回忆，因为它活得比他还长。”而在发稿前的几天，我又收到马丁的再次来信：“这几天我想起了你。因为我的舅舅前几天去了一趟中国福建，发现当年曾外祖父住过的房子、使用过的鸟笼都还在，很开心。”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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