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通千年，禅中之禅
有些事情，看上去只是巧合。但从其背后显现出来的东西看，又是真实不虚的。
比如禅宗的发源，是佛陀灵山会上拈花，众皆默然，唯有大迦叶尊者破颜微笑，而得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的付嘱，成为禅宗西天第一祖。大迦叶尊者又是怎样的人呢？在佛陀十大弟子中，他是“头陀第一”，头陀也就是苦行。在人们的印象中，禅宗是最为轻灵、妙逸的，这样一种智慧和境界，却交由一个看上去最为踏实厚重的人承担起来，在佛陀弟子中也只有这样一个人能承当，这难道不是大有深意吗？这深意凸显的，就是行的重要性。
这一点，还有另一处同样极具分量的体现。禅宗是在中国发扬光大的，鼎盛时期又是唐宋，群星璀璨、机锋纵横，之后就一路走下坡路了，能够妙契禅的真意而证果的人，越来越少。到了明末，紫柏真可禅师苦参话头开悟后，感慨道：“使我在临济、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所谓棒喝，德山棒、临济喝曾威震天下，几乎成为禅宗的代名词，打醒、骂醒了无数学人。紫柏禅师这是叹息，当世已经没有像唐代德山宣鉴和临济义玄这样的大禅师参学。紫柏禅师的好友憨山德清禅师，曾行脚全国、遍访名师，开悟后也只能自己对照《楞严经》印证，这也是找不到大善知识来为自己印证了。
那时已是如此，之后宗门就更是惨淡。到了近代，禅门最后一位在教、理、行、证上皆得公认的大德巨擘，也许就是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在禅宗衰微之际，以一身承担起曹洞、临济、沩仰、法眼、云门五家传承，艰难维系了禅宗法脉。这样一位人物又是怎样一个人呢？所修同样是头陀行，苦行修炼长达百余年，一生经历十难四十八奇，艰苦卓绝甚至九死一生。这也同样是以踏实厚重来进行承当和承担。如果说大迦叶尊者是禅宗的起点，虚云老和尚是禅宗暂时的终点，这起点与终点的一脉相承、首尾相接，有如一个圆的通流久续，进一步为我们揭示了行的意义。
在此之外，回头再看禅宗鼎盛时期盛行的棒喝交加、呵佛骂祖，机锋有如短兵相接、赤身肉搏，电光火石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的顿悟旨趣，又是截然相反的，并因这相反而抵达华彩超绝之境。这，又是一重深意。如果说大迦叶尊者和虚云老和尚所揭示的是行地之重，这里揭示的就是理地之重。所谓理地，就是境地和见地。
而这行地和理地间，似乎又隐隐映现出第三重深意。
心学没落，大道乃显
禅宗如此，心学也是如此。王阳明及其心学的命运，从反面再次进行了印证。
阳明心学的高度和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从命运上看，又确实是只在明末有过一段短暂的盛行，风靡一时之后就迅速走向衰落。如今的阳明热，实际只是近些年的事。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往小处说，比如王阳明在儒门其实是个很反叛很革新的人物，他讲“无善无恶心之体”，他说机诈贪权的苏秦、张仪有着圣人资质，他在战场上不乏用谋使诈、决断杀伐，他对当时的儒学权威朱熹理学颇多微辞、正面进攻，这些使得他在传统儒家视角下是很不讨喜的，也必然会招致很多儒生的不满，这从他逝后入祀孔庙的反对纷起、一波三折中也能看得出来。往大处说，比如受冲击于晚明之后学问上注重考据、价值取向上注重实用等实学思潮的兴起，以及统治者的不支持等。
最根本的原因，却不在以上这些方面。
王阳明之后，弟子及后学分化为很多学派，有三派、七派等不同分法。但无论分为几派，概括起来也不出两种，便是天泉证道时，王阳明弟子王龙溪与钱德洪在争论对“四句教”的理解时，所分别代表的看法，说白了就是顿悟派和渐悟派。王龙溪主张“无善无恶心之体”的顿悟，钱德洪则主张“为善去恶是格物”的渐修。王阳明当时对两位弟子的仲裁，是“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王龙溪）须用德洪工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也就是这不是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本体和工夫的关系问题。
此外王阳明还强调，从何处入皆可，要看根器，利根可从本体入，钝根须从工夫入。只是利根之人毕竟太少，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上根之人，世亦难遇，一悟本体，即见工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此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结合王阳明此处所说与毕生的倡导，可以明确地说王阳明的倾向基本就是从工夫入，他自己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尽管早就经历过龙场悟道，之后却自述又有过十几年痛自洗剔内心的历程。阳明心学的重中之重就在这里，其儒家特色最集中和明白的体现，也在这里。
对此，王阳明还曾说过一句用心至为良苦的话：“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后世很多弟子却正是反其道而行之，把省身克己、诚意格物、为善去恶等要旨鄙视为非第一义谛的第二义，行为上落入梁启超所说“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萨路，猖幻至此”，更有拳打师父、当着众人脱光衣服、满地打滚、大白天带着娼妓男女同浴等诸多荡灭礼教的行为，哪里还有一点儒家的样子。这些若真有境界，放在禅宗也许无碍，放在作为儒学的阳明心学，就是在杀阳明心学了。就是在禅宗，也不曾这么极端，深层仍是有着对世间法的呵护的。更何况，都知道阳明心学的一大重点就是知行合一，这些落在狂禅者则多是心口不一、言行不应，所以根本违背了阳明心学的精神。于是引起全社会的反感和排斥，阳明心学的没落便成定局。
这就是那个最根本的原因。《明史·刘宗周本传》所以说：“越中自王守仁后……皆杂于禅……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明史·王畿本传》又说：“（王龙溪）每讲，杂以禅机，亦不自讳也。……其后，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溪弟子。”渐修派的阳明高徒钱德洪有感于此，曾在《阳明先生年谱序》中沉痛地说：“师既没，吾党学未得止，各执所闻以立教。仪范隔而真意薄，微言隐而口说腾。且喜新奇谲秘之说，凌猎超顿之见，而不知日远于伦物。甚者认知见为本体，乐疏简为超脱，隐几智于权宜，蔑礼教于任性。”王阳明最钟爱的弟子、有如王门颜回可惜英年早逝的徐爱，所以才早有告诫：“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只被表面所迷惑，却看不到真正能致千里的东西。
如此，阳明心学的命运就只能像大儒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所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江右学派正是王门主张致知格物、迁善改过的一派。
所以，虽然阳明心学对禅、道的吸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必非要与禅、道划清界限，但必须明白一定要归于和立于儒家的本旨上。就是因为往禅、道上过度滥加解读运用，心学的价值才被稀释了，面目越来越不清晰，独到和珍贵之处也越来越模糊。这无论对于学习还是传播阳明心学，都是一个极重要而珍贵的提醒。一切的一切，都归于要实实在在地行、踏踏实实地做工夫上，不如此便永远在心学的门外，永远得不到心学的真正受用。可以设想下，假如阳明信徒都是严格自我要求、心口相应和知行合一地践行圣学之人，自然能引起人们的敬意和向往。再加上本来的魅力和价值，阳明心学才能真正复兴起来。空谈多而实行少，也同样是今天的问题，甚至说都说不到点上，所以更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这行地的重要性，和大迦叶尊者、虚云老和尚所呈现的启示，是完全一样的。
此外，上面黄宗羲说到的“泰州”，是泰州学派，指的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这一派的学说，是阳明心学走向狂禅的中坚力量之一。王艮其人曾深深打动王阳明，深受阳明器重。钱穆《宋明理学概述》中这样记载两人相遇时的情景：……遂立起身赴江西，求见。守仁出迎门外，肃之坐上坐，他不客气坐了。谈论良久，渐渐心折，把坐位移到侧边去。谈毕，叹曰：“简易直截，我不如也。”遂下拜称弟子。退而思之，感有不合，悔曰：“我轻易了。”明日再往，告以悔，守仁说：“你能不轻信，好极了。我们当仍以朋友宾主礼相谈。”于是他重坐上坐，辩难久之，始大服，仍纳拜愿为弟子。守仁向他门人说：“向者吾擒宸濠，心无所动，今却为那人动了。”
王阳明为什么会为王艮心动？必定是从辩谈中看到了王艮的利根，又从他的锲而不舍、惟道是从中看到了他求圣学的意志和诚意。王艮这个人很狂，也很喜欢标新立异，初次来见阳明就是穿着自创的奇装异服来的，因为意气太高、行事太奇，曾受到阳明故意裁抑锤炼的斥责冷落，但依然我行我素。和王龙溪一样，王艮也是阳明心学顿悟派的主将，主张的是类似禅宗那样的“百姓日用是道”，他的学问不能说不对、不好、没用，甚至很对、很好、很有用，但从阳明心学的角度来看的确是偏了。因为这样的学问，他自己承当得住，他的弟子和后学却未必，于是才走向狂禅，连累了心学的兴盛。
其实说起来，无论王阳明还是王艮，之所以让后人仰之弥高、爱不能舍，正是因为其立意高妙、境界超拔。但是王阳明有能把这个东西压住的踏实做工夫的另一面，阴阳具足，所以才既高且实。王艮却没有这一面，所以其学说最后才飘了、散了，黄宗羲所谓因其风行也因其失传。这也更加让我们感受到王阳明之另一面的意义，阳明心学之另一面的价值。
所以阳明心学的大盛，与禅宗的大盛一样，也是来自理地。行地与理地间的第三重深意，似乎也更明确了一些。
欲转命运，须修气运
如果把禅宗和阳明心学比作一个人，上面就是他们的命运轨迹，虽然不是最终，也已经明白呈现出一种周期性。而且因为这轨迹更长、这周期更久，是几千年、几百年的刻度，其中揭示的法则也就更深刻、更可靠，越长线才越具稳定性，越具稳定性才越体现规律性，一切无不是如此。这法则就是上面所说的“行地”和“理地”，似乎并没有什么新鲜，但在这里又展现出另一种背后的意义。
这意义，就是“气运”。钱穆有篇叫《论气运》的文章，全面深入地探讨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气运观，说到所谓气运，就是气与运。气是气数，运是命运。而行地和理地，分别对应的其实正是气数与命运。
所谓气数，又是气与数。所谓气，就是一事一物皆有其气，人的一点一滴也是如此，气分阴阳，于是有善恶、正邪、迷悟等分化。所谓数，就是一点一滴的气有数上的积累，气聚而有变，变到一定程度而有化，如春之变到夏之化，这就是变化的真谛。
由此推演，我们很容易就能明白，相同性质的气聚能够走向壮大，只是这壮大可能向着好也可能向着坏。不同性质的气聚到一起只能相互抵消，这就是停步不前甚至不进则退，以及分裂冲突中的对抗和苦。由此我们就能明白“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教诫深意在哪里，那其实是为了最高效率地通往至善。所谓善恶，并不在事相上，而只在心的趋向，向着开放为公即是善，向着封闭为私即是恶，至善即是廓然大公的觉境。又什么要踏踏实实地精进修行，也是为了最快地聚觉资，反之就是聚妄资，若即若离便是抵消下的原地踏步。老子“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的真谛，也在这里。
在正向的气聚上，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怎么养呢？“是集义所生”。所谓集义，就是集聚义的东西，当下一念、当前一事，都要问个义与不义，义便存，不义便化去，如此便能“以直养而无害”，最终达到“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为人行事的理想状态，我们称之为理直气壮，其实大部分人只能偶尔气壮，养成浩然之气则能全盘气壮，每时每刻、一事一处都能气壮，因为这气是“至大至刚”、“充塞天地”的。这就是神。这时的状态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所以才能够直道而行，“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又有什么可以阻碍和难住自己的。这不只是心的通达，事上也能穷尽自己的可能性。阳明心学，就是孟子心学的传承发扬。
这种神还有更深的内涵，便是不能把气聚简单理解为量变质变，这个概念只是在相的层面，气聚则是在万物本源的气的层面。本质的程度不同，运用之妙和境界便不同。所谓“气感而应”，立在气的层面是能“感而遂通天地”的，万事万物层次精微、联系复杂，又是无穷无尽的，其中的无穷变化和无量演化，只有以这种感应打底才能通达。不仅如此，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气的层面还能自然感召相同的气，能够更快甚至突变式地实现气聚，人的所谓感召力就是来的。这种感应，无论程度深浅皆有体现。量变质变却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进行思维上的分析思考，局限性是无法逾越的。
中国文化是走心的，所以才贴近气；西方文化却是走脑的，所以只能有智。心，却是要靠磨砺的，能实现磨砺的则正是行。
行地和气数的关系，于是便展露无遗了。我们常说“气数尽了”，禅宗为什么要付嘱给苦行第一的大迦叶尊者？末法时代又为什么要靠大苦行精神的虚云老和尚护法？就因为这样才能
保证气数不尽，数上不止气上才能不断。阳明心学又为什么没落了？就因为把气数所赖以延续的工夫根基抽掉了，所以气数很快就尽了。气数说起来玄深，道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易经》首卦乾的精神之所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因为天道就是永远处在健行中，人也只有健行，才能合乎天道。第二卦坤的精神之所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因为不但要能行还要行得正，只有行得正，才能实现正向的气聚。这就好像老百姓说一个曾经富贵显达的家族气数尽了，那八成就是子孙后代失去了创业和修德上的健行，惰堕了。但气数又自有其玄妙处。佛家所谓因缘，因与缘是不同的，因趋向确定性，缘则趋向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宇宙是无限的，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也是无限，事事物物间、一物与全宇宙又是相互依存的，于是就像《华严经》法界境界所揭示，一因而成一切果、一切因而成一果，一个结果哪怕再小，它的因也是无限的，也是以整个宇宙为背景的 。确定是来自条件的具足，对这无限却是无法谈具足的，那么就必定有着无法捉摸和把握的部分，能把握的部分就是因，不能把握的部分就是缘。气运反过来，就是运气。也就是气数如何，依旧离不开天意的成分。
那么有没有办法应对？就在因与缘的关系上——因具备得越多，缘便越容易起作用。这就像吹气球，气球吹得越大，就越容易被一个微不足道的机缘戳破。不同的是宇宙这个气球人是吹不破的，只能尽量吹得大，好曲面更广、触缘机会更大，悟道也是这样一种模式。因聚而缘生，行至而天助，其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行地。
再来说理地和命运。命运，又是命和运。命是人的静态先天，运是人的动态后天。命是命运的内因，运是命运的外因。
在命理学中，趋向将命运看作恒定，所以可测，其实这种看法还不到家，是未明于道的。因为如前面所说，因缘有着不测的一面，是无法谈绝对确定的。佛家说无常，易经谈变化，道家讲相对，说绝对确定即违背先圣之道。
深明于道的命理家，会知道预测只是窥测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是给出一个方向，而不是给出一个答案。命理学的原理是从天人关系下手，基础是天地干支、阴阳五行等客观法则，人出生那刻那处会有相应的天干地支等，这便是命的密码；其中的阴阳五行等会有相应的运行规律，这就是运的依据。所以说命理是既有因的部分，也有缘的部分；既可测，又不可言绝对；合之正是可能性。一个命理家的道行，不只在有关知识的精通、有关运用的熟练等上，也在前面所说感通天地的能力上，说到底和所有的事情一样，是看明道的程度和悟道的境界。但无论如何，也是游走在可能性的场域内。命运有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有改变命运的可能。这可能是来自哪里呢？就在对命、运两大决定因素的改造上。命无论在命理学上还是我们通常的认知中，都指向这是比较确定恒常的东西，性格、禀赋等都属于这一部分。但这只是表面，更深层看，这一部分我们就可以看作是人的心性境界，那么迷与觉的程度就必然会牵动命运，所以修心便是改命的内在途径。这是从出离命运处走，因为所谓觉就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是此心不在命局内了，而能“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运的可塑性就更大，同样的处境下，自强不息和自甘堕落命运必定不同；同样的环境下，顺势而为和对抗不满命运必定有异；所以奋进和精进便是改命的外在途径。这是从破 通命运处走，因为遵循的是天道，所以能与天地同化而不再受局限所困。
有人可能会说，要是命理决定了你能不能觉、能不能奋进精进呢？这还是落在了绝对上，还是只看到因而没看到缘，缘由因生，因则由缘变。这缘无论在内在心性、外在境遇还是内外交互上都是可能发生的。所以这世间无法突破自己命局的的确是大多数，但有没有能力突破和能不能突破是两回事，千万不要把没能力突破和不能突破混淆。在这能力上，人永远有努力的空间。
以此再来看禅宗和阳明心学的命运。所谓命格，命就是命运的格局，理地即是格局。禅宗和阳明心学的格局，都是到了极致，境界深彻而德行具足，这等于是说他们天生是最好的命。但命好未必运好，运不好命再好也显不出来，就像禅宗和阳明心学的后来，运都不算好。好在运是变动的，是会转化的，天道循环往复，所以只要命好就不怕运噩，吉人自有天相，风水轮流转，总有时来运转的时候 。钱穆所谓“故气虽易动，却必待于数之积。命虽有定，却可待于运之转”。一个可以教化众生的圣人，哪怕时运不济也终会黄沙吹尽而真金得显，就像孔子、庄子；一门可以利益万世的学问，就算一时埋没也终会乌云散而日当空，就像佛教在印度没落却在中国光大、又在中国历经四次灭佛的法难却终能逢凶化吉。上世纪传统文化的劫难，以及衰落的禅宗与阳明心学，也一定会有这么一天。如何时来运转呢？就在我们每个人，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
把这些道理落到人上，要想命硬运长，该怎么做便很明白了。再强调一次：要提升自己的心性，修行即是超命；要不抛弃不放弃地坚持去做，同时锤炼自己的德行，不得其时便做好自己分内事，得其时便做好世间事，健行和善行即是改命。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简直就是改命的第一原理。在终点，行地和理地皆归于理地；在路上，理地和行地则皆归于行地。终点处知行同彻于境，路途中知行皆以行达。理地和行地有如阴阳，大阴不生不灭，大阳生生不息，归处全在阴，来处全靠阳。然后才能贞下起元、阴阳逆转，出于大阴而行于大阳。
说来说去，对于前行中的我们，一切的一切还是要归到做上，行地才是最深的根基。这就是行地和理地间那第三重深意，有如一层层拨云见日。去做，好好做、做好好，就是修自己的气运。行的重要性，之前几篇文章一再说到，从气运角度体悟，你也许能有全新的理解和感受。如前面所说，尽最大努力去做，并不能保证一定会有什么结果，却能保证穷尽你的可能性。人走到这一步，就会安天命，因为才会见到天命。人生能如此，无论结果怎样，其实已经算是圆满，已经能够无憾。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一个心安。
一行医百病，一做解千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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