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春|讀張棗的詩,我總是想起顧城,那個絕代天才

刘春|读张枣的诗,我总是想起顾城,那个绝代天才

張棗(1962年-2010年3月8日)

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文 | 劉春

讀張棗的詩歌我總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顧城,那個絕代天才,他對文字有異於常人的天生的敏感,他的詩就像用手指輕拂絲綢,讓你產生一種難以言說的舒適,即使他的本意是要表現並不“舒適”的詩意。當然,張棗的詩歌風格與顧城差異很大,他們的相似只表現在才華上。在風格上,張棗某些作品與陳東東更為接近。關於這一點,後面會提到。

張棗的才華,曾被無數詩人和讀者高度推崇。1993年出版的“朦朧詩”以後中國詩歌的經典選本《後朦朧詩全集》,將張棗列在從80年代初至1993年這段文學史中“最富成果和影響的七十三位詩人”(選編者言)的第二位。該書收錄了張棗的四十四首詩歌,在數量上與韓東、王寅並列第三,其地位之高,由此可見一斑。

許多著名詩人對張棗的作品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翟永明說,第一次看到張棗的詩,就覺得非常特別,有一種既現代又傳統的氣質,像這樣帶有中國古典氣質的詩歌在國內不多見。

北島則表示,國內的詩人中,他最欣賞的就是張棗和柏樺。

鐘鳴的評價與北島相似,他認為,這個時代沒有敗作的詩人,只有柏樺和張棗。

而詩人王寅在回答另一個詩人楊子的“對哪些詩人印象比較深刻”的提問時,避開了“哪些”這個複數詞彙,而只列舉了張棗一個人:“張棗一看就知道非常聰明,雖然我沒有跟他見過面。”

令人意外的是,包括寫口語詩的韓東,在讀了張棗的作品後,也給予了高度認可。韓東認為,這些詩歌,“傳統文化的材料零星散佈其間,當你把它們作為路標舉步向前時,卻來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而當我們跟隨張棗在異國旅行,經過的竟是中國式的九曲迴廊。……張棗並不簡單地排斥什麼,或張揚什麼。他的融合能力是顯著的,轉向傳統文化遺產使他的寫作多出了一個層次,視野因此更加開闊”。(《第二次背叛:第三代詩歌運動中的個人及傾向》)

關於張棗在四川時的巨大影響,柏樺有更形象的描述:“在當時的四川詩歌界,尤其是在各高校的文藝青年心中,(張棗)有著幾乎絕對明星的地位。他非常英俊,1983年的英文研究生,二十二歲不到就寫出了《鏡中》《何人斯》,而且談吐有一種奇異的吸引力,他那時不僅是眾多女性的偶像,也讓每一個接觸了他的男生瘋狂。他在重慶度過了他人生中最耀目的三年(1983—1986),那三年至今讓我想來都心跳加快,真是色飛骨驚的歲月呀。”在柏樺看來,張棗顯出的詩歌天賦“過於罕見”,其“化歐化古”的詩風,堪稱卞之琳再世,“但在頹廢唯美及古典漢語的‘銳感’向現代敏感性的轉換上又完全超過了卞先生”。因此,由於他的早逝,我們對於現代漢詩的摸索和評判可能會陷入某種困難與迷惑,“張棗給我們帶來的損失,至少目前還無法評估”。

刘春|读张枣的诗,我总是想起顾城,那个绝代天才

張棗

創作於1984年9月的《鏡中》無疑是張棗流傳最廣、影響最深遠的作品,短短十二行,情感容量豐富異常——

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來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險的事固然美麗

不如看她騎馬歸來

面頰溫暖,

羞慚。低下頭,回答著皇帝

一面鏡子永遠等候她

讓她坐到鏡中常坐的地方

望著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梅花便落滿了南山

與韓東的《有關大雁塔》、李亞偉的《中文系》、胡冬的《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等詩歌一樣,張棗的《鏡中》也是中國“第三代”(或“後朦朧”)詩歌選本的必選之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鏡中》就是張棗的名片,甚至是張棗的代名詞,二者之間可以互換——只要向一個對中國新時期詩歌稍有研究的讀者提起張棗,他首先想到的必然是《鏡中》;提起《鏡中》,無人不知道是張棗的作品。

《鏡中》也是張棗本人最為珍視的作品之一,我注意到,凡是與張棗有關的詩集或者選本,這首詩都會被排列在最前列,比如《後朦朧詩全集》,將《鏡中》排在第二位,僅列於另一首名作《何人斯》之後,而張棗生前唯一在國內出版的詩集《春秋來信》,則直接將《鏡中》排在第一位。

刘春|读张枣的诗,我总是想起顾城,那个绝代天才

藍星詩庫金版:張棗的詩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

從詩歌的結構看,《鏡中》可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前兩句:“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來”。這是一個總括。

接下來的第二部分(從“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到“望著窗外”)則提供了細節:游泳到河對岸、登松木梯子、騎馬、臉紅、羞慚、低頭、照鏡子、望窗外……所有這些表情和動作,指向了一種優雅而又單純的生活。

第三部分是最後兩句:“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梅花便落滿了南山”。這一部分粗看像是對第一部分的重複,僅僅是將“梅花便落了下來”變為“梅花便落滿了南山”而已,但對於整首詩來說,意義重大。首先,“梅花便落了下來”,有一種漂泊無依、漫無邊際的感覺,如同一張情感的巨網,起筆就將讀者牢牢地罩住。而“梅花便落滿了南山”,出現了一個目的地:南山。使無所歸依的情感找到了去向。但事實上,“南山”本來就是一個不確定的詞彙,如同蓬萊仙境,只在傳說中存在,因此,這種看似完美的“歸宿”,實際上仍然是虛幻的,無法實現的。

在那個凡事都要問“為什麼”的年紀,我一直在傻傻地琢磨這首詩的“中心思想”,但均無功而返。好像它什麼都表達了,又好像什麼都是驚鴻一瞥,稍縱即逝。在這個意義上,張棗是國內罕見的“不在乎意義”的詩人,更是一個“不關心政治”的詩人。他的幾乎所有詩歌,都避開了中國詩人常見的政治主題,而是隻關心語言和文字。如此取向無疑會令習慣於尋找“意義”的讀者迷惘,覺得難以進入。張棗在普通讀者中的影響不如另一些詩人,這應該是其中一個原因。其實,時代發展到今天,文學的定義已經大大豐富,有的詩歌本身雖不能為讀者提供什麼切實可感的東西,但如果它留下的空間可以由讀者按照自己的學識和經驗去填補,何嘗不是一種存在方式?

當然,如果一定要說出個子醜寅卯,我們可以把它當作對美的膜拜與思考或者對理想生活的描繪與憧憬。而我更傾向於另一種解釋:一個過去年代的書生對著鏡子回想起往事時的悵惘與懊悔,他“望著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梅花便落滿了南山”。

《鏡中》是張棗在與柏樺等人相識後,對詩歌最痴迷的情況下寫出來的。據劉晉鋒《80年代是理想覆蓋一切》一文介紹,有一段時間,柏樺每次寫了詩歌,都會去找張棗。到了張棗的宿舍門口,就大吼一聲:“老子的東西來了!”張棗自恃才華如流水滔滔不絕,所以對自己的作品也不怎麼在意,寫了新作就丟在地上,柏樺也興致勃勃地在地上找,不厭其煩。他們甚至像永動機一樣,三天三夜連續不停地談論詩歌,話題竟然也不見枯竭。

1984年初冬的一個黃昏,張棗拿著兩首剛寫出不久的詩歌《鏡中》《何人斯》來到柏樺家。張棗對《鏡中》沒有信心,但對《何人斯》卻很自信。而柏樺讀了,卻異常激動,認為這兩首詩將會傳遍大江南北。後來的事實證明了柏樺的眼光,這兩首詩,奠定了張棗作為一個著名詩人的聲譽,“他的詩風在此定型、線路已經確立並出現了一個新鮮的面貌”;更重要的是,“這兩首詩預示了一種在傳統中創造新詩學的努力,這努力代表了一代更年輕的知識分子詩人的中國品質”。(柏樺:《左邊: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的確,《鏡中》瀰漫著一種柔和、溫婉的古典情境,但它的語言和敘述又是現代的。二者的結合,創造了一種新穎迷人的藝術空間。

柏樺說,最初,張棗把“低下頭,回答著皇帝”一句中的“皇帝”二字刪去了,他則認為這兩個字是這首詩的靈魂,不能刪,張棗便依了他的意見。

張棗喜歡修改自己的作品,許多詩歌都經過反覆修改。現在看來,柏樺讀到的“把‘皇帝’二字刪去”的這個版本,可能只是《鏡中》的眾多版本之一而不是最初的版本,因為據張棗去世後柏樺本人向媒體提供的《鏡中》手稿,“皇帝”二字並沒有刪除的痕跡,而且這份手稿與目前流傳的版本有不小的區別,“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原文沒有“看她”二字;“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一句,最初為“比如看見一雙比雪片更遙遠的眼睛”,後來刪減為“比如看見雪片”,最後才定稿為“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不如看她騎馬歸來/面頰溫暖,/羞慚。低下頭,回答著皇帝”一句,在原稿中是“不如……/羞慚。低下頭,回答著皇帝/看她騎馬歸來”(省略號處原本有一句話,但被塗抹得模糊不清)。這還不算什麼,據說張棗寫《何人斯》的初稿僅用了不到三十分鐘,寫好後卻修改了近三百次!

選自《一個人的詩歌史》,人民文學出版社

刘春|读张枣的诗,我总是想起顾城,那个绝代天才

中國新時期詩歌地圖

一部中國新時期詩歌的《人·歲月·生活》

《一個人的詩歌史》通過對顧城、海子、于堅、王家新、歐陽江河、柏樺、西川、韓東、張棗、黃燦然等10位詩人生活與創作歷程的描述和對大量新詩名篇的解讀,展開了一幅自20世紀70年代至今中國新詩潮的壯觀圖景。書中涉及大量文學界著名人士和重要文壇事件,揭秘了一批當代詩壇紛紜議論的懸而未決的問題,堪稱一部中國新時期詩歌的《人·歲月·生活》。是瞭解和研究中國新時期詩歌狀況的絕佳讀本。

作者劉春,1974年10月生於廣西荔浦。著有詩集《憂傷的月亮》《幸福像花兒開放》《廣西當代作家叢書·劉春捲》,文化隨筆集《文壇邊》《讓時間說話》《或明或暗的關係》,評論專著《朦朧詩以後》《一個人的詩歌史》等。主編有《70後詩歌檔案》《我最喜歡的詩歌》《落在紙上的雪》等選本。在《花城》《星星》《名作欣賞》等開過詩歌批評與研究專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協會第八屆、第九屆代表大會代表。現居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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