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顧城，真是荒謬，扯什麼“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
說起來很奇怪，《南明史》讀了很多遍，它所記述的明清之際，也曾是我最感興趣的一段歷史，記不住《南明史》裡的很多細節，猶如當年在寫字樓裡混日子，日日經過高聳密集的樓群，諸種景觀嵌入腦海，可被問及每一座大廈到底有多少層，卻依然迷糊一樣。曾經把抄來的博爾赫斯的一句詩，”在書籍和黑暗中尋找自己的命運“寫在筆記本的扉頁上，並且在心底反覆誦唸，以為那就是命運的讖緯。
對顧誠本人來說，“明末農民戰爭史”是一個比“南明史”更加關鍵的標題。在他最初的計劃中，是要把《南明史》作為《明末農民戰爭史》的下卷。在他的眼中，李自成、李定國首先是階級的英雄，其次才是漢民族的英雄。不然，就不能理解為什麼他會在《南明史》中說出這樣的話：“李定國的一生應該充分予以肯定，封建史籍的作者一般也給以讚許之詞，但他們所讚許的是李定國後半生的‘改邪歸正’，實際上李定國在明末是反抗封建壓迫的英雄，清初是抗擊滿洲貴族武力征服和暴虐統治的傑出統帥，在明清各方面的人物當中，他是光彩四耀的一顆巨星”。
在若干關鍵事件和關鍵人物上，他考證出那些在傳統上被肯定的史可法、何騰蛟、瞿式耜等抗清英雄面對農民軍和在農民軍對比下消極黯淡一面，澄清對農民軍諸多不實之詞的汙衊，從而讓郭沫若首先提出的明末義軍的正面形象變得真實可信。即便是對歌頌農民起義感到反感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他是根據充分的史料證據得出結論的。其次，他糾正了“滎陽大會”、“高迎祥是初期領袖”、“李巖”、“大順軍進京腐化”等流行的錯誤說法，從而還原了農民起義的真實過程。
最後，他發掘和補充了許多關於農民起義軍的細節，例如自發向李自成軍偷運送箭鏃而明軍釘死在城牆上的開封鍛工孫忠，被大順軍善待卻在清軍征服中被掠身死的李節婦，運用這樣的細節描摹農民軍，要比抽象地論證農民起義的“造反有理”和歷史作用要更加高明，也更加感人至深。
得益於自身對史料的閱讀，顧誠清醒地認識到，明清統治者具有一致的反動性。早在他六十年代受白壽彝指示研究明史的纂修過程時就發現：康熙審閱明史稿後，發覺其中對明朝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指斥甚多，很不滿意，指示纂修大臣應嚴格掌握分寸，後來修成的《欽定明史》顯然體現了康熙的意圖，刪改之處多是掩飾明朝統治者的陰暗面。顧誠除了在《農戰史》、《南明史》中痛斥晚明諸帝的昏庸腐朽之外，他對“雄才大略”的朱元璋朱棣父子殺戮臣民的殘暴也給予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起顧誠先生於地下，當他看到鋪天蓋地的“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時，不知道會作何感想。
人非聖賢，豈能無過。即使是顧誠這樣優秀的歷史學家，這樣認真和博學的人，自然也會在論著中出現可供商榷的地方。傳統中國在近代列強面前的結構性劣勢，恐怕不是大順或南明續命成功就可以解決的。此外，顧誠在提出這一假設時，可能是以為自己的國家已經消滅了民族矛盾和民族仇恨的基礎。但是事實上，在中國資本主義的野蠻發展中，在漢民族主義的滋長中，這一問題從“清朝該對中國落後負責”置換成了“滿族該對中國落後負責”，一些記錄清軍暴行的史料不但沒能激發出正義，反而成為轉移階級矛盾、滋長沙文主義戾氣的工具。這恐怕是顧誠所不能想到的。
現代社會文化氛圍下，顧誠的《南明史》幾乎成了絕唱。在批判明廷的暴政和清軍的屠殺之時，顧誠在心中所召喚的一定是一個沒有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世界，而不是利用現實中或歷史中的民族矛盾，驅趕本族本國人民為炮灰，奴役他族他國人民的大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只有反抗現實中的階級壓迫，才是對顧誠精神的正確繼承，也只有在這樣的反抗實踐中，才會再度產生如《農戰史》和《南明史》這樣不朽的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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