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男权的社会中浸淫了半生，对女性来说，她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经历可以说是创伤性的。
我们不可能因为认同了女权，一下子就摆脱了周遭这个社会的影响。
也不应该因为认同了女权，就与身边的一切对立。”
《时时刻刻》
最近，围绕“女权”的各种讨论此起彼伏。
前有《余欢水》的“一语崩坏”。
后有郭涛大谈“女德”，物化女性。
《我是余欢水》
《我是余欢水》
郭涛《父亲的力量》
“女权”一直都是一个敏感词，以至于每每提及就令氛围又亢奋又失智。
被歪曲、被污名、被调侃：这边呼吁着平等与特权，那边又抱怨“曾经无所事事的好日子都被毁了”……
所以又有人说：
当女人成为社会 / 婚姻契约中的弱者，
是她们的智慧，
也是她们的代价。
其实不单单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自称“女性主义者”的人内部差别也很大。流派之间的矛盾，甚至比女性主义与非女性主义之间的矛盾更为激烈。
更不用说“女权”与“伪女权”并存。
有一些人打着“女性主义”的口号，做一些其实有悖女性主义精神的事。比如认为女人应该奴役男人，比如有些有自己事业的女人看不起，甚至挖苦那些全职太太。正是这些人的存在，让一部分大众对“女性主义”印象很差。
而真正的关心女性心理/生理状态，思考女性社会地位，并不在于强硬、仇视和怒气冲冲。
就像在电影《时时刻刻》中，始终没有站在男性的对立面上，而是让观众感知女性，认同女性，从而尊重女性。
影片讲述三个不同时代的女人，她们的生活与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小说《达洛维夫人》相互关联。
弗吉妮娅·伍尔芙，生活在1920年代的伦敦郊区，已濒临疯狂的她正在写着生前最后一部小说《达洛维夫人》。
劳拉·布朗，生活在二战末期的洛杉矶。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感到的生活乏味与无望，正在阅读《达洛维夫人》的她萌生了自杀的想法。
克拉丽萨·沃甘，大家叫他现代版的达洛维夫人，居住在1990年的纽约格林威治村，深爱着才华横溢却身患艾滋病的诗人。随着诗人的自杀，自己生活的寄托也随之死去。
伍尔夫 — 爱苦别离
“我不能再继续糟蹋你的生命。没有我，你才能工作。”
——弗吉尼亚·伍尔芙
伍尔芙生长于维多利亚时代后期，那是一个墨守成规、尖酸刻薄的时期。“隐忍并保持平静”是做女人的真谛，好女人总是沉默无言的。
而伍尔芙从小善感多思，饱读诗书，独立自我。这样的女性，在那个时代，要与嘲笑和敌意抗争，与维多利亚的桎梏决裂。
在她的文脉中，有着弗洛伊德的性自由和乔伊斯的诗意恣肆。文章中形与魂的悠忽流动是她要的自由，生活中的爱与感动是她要的自由。然而，这一切都终止于精神的崩溃，恶疾的来临——一场丧失自我的灾难。
在有着悠久宗教传统的西方，对人最大的惩罚正是——“不自由，毋宁死”。个人自由是最崇高的财富。当伍尔芙无法左右自己的意识，不能控制自己的言行，她无力挽救自己，无力奋斗下去，无力让爱人幸福，无力装扮他人的生命。
她只好自己走向生命的终点，爱苦别离。
劳拉 — 微笑抑郁
“自从学会了微笑，表情和心情就再也没有关系了。”
——微笑抑郁
劳拉·布朗生活在二战末期。女性在第一次女权运动的高潮中看到希望，得到勇气，最终以获得选举权而告终。二战后，从战场上归来的男人们又成为了一家的霸主，女权运动沉寂良久，女性开始在主动与被动之间困顿。
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结构与社会结构在女性自我意识启蒙中隐藏了暗流与代价。女性对婚姻、家庭以及自己身体的支配权有了新的想法与要求，带来了一个个郁郁的主妇和破碎的家庭。
我们一次次看到劳拉的微笑，而那个微笑的背后，是失之淡然的绝望。像劳拉一样的家庭主妇们，看似富有而安逸。她们微笑、乐观、幽默，在面具之后却是残缺无价值，空虚寂寞冷。
这就是所谓——微笑抑郁，她们是家庭与社会中的开心果，却时时刻刻想到死亡。
她们用微笑去隐藏抑郁，却也在喂养抑郁。不定性和突发性使得微笑抑郁比典型抑郁更可怕。微笑不再是愉悦与幸福的流露，而是悲伤与绝望的掩饰。我们不得发觉，它却在慢慢成长。
你不是别人的负担，你已经足够完美，你是可以悲伤的，你是可以流泪的，你是可以被照顾的。想笑的时候就笑，想哭的时候去哭，“好”与“不好”，不需要别人评判与围观。
克拉丽萨 — 格林威治症候群
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
——萨特
格林威治村，是纽约乌托邦的精神地标。住在这里的多半是负有盛名的作家、艺术家等。他们反主流文化，反主流生活方式，是各种激进言论、反叛思想的大本营。他们不入世俗，特立独行，乖张伶俜。
这里有 亨利·詹姆斯、爱伦·坡．尤金·奥尼尔、鲍勃·迪伦，罗伯特·德尼罗、艾尔·帕西诺等等。美国社会的变革，都在这里惊起波澜。性解放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权益运动无一例外。他们生活在理想主义的庇护所，叫嚣着世界的荒诞与痛苦。
现代版的达洛维夫人克拉丽萨·沃甘生活在1990年的纽约格林威治村，照顾并深爱着她的前男友——天赋秉异的诗人、濒死的艾滋病人、绝望的同性恋者——理查德。
克拉丽萨守护着理查德，而理查德却爱上了同性路易斯。和理查德分手后，克拉丽萨和女友生活在一起十多年，并有一个人工授精的女儿。
在克拉丽萨身上，爱是病态的，微笑是病态的，生活是病态的。
张爱玲：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
在这个男权的社会中浸淫了半生，对女性来说，她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经历可以说是创伤性的。
我们不可能因为认同了女权，一下子就摆脱了周遭这个社会的影响。也不应该因为认同了女权，就与身边的一切对立。
假如“成为女权主义者”意味着“不许犯错”，那么只会阻止更多的人成为女权主义者。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否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保持一份反思，能否对习以为常之事物多一句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