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五代至北宋初期，因为一些漕路、水库多次决口，河水汇集于梁山四周，并逐渐与南旺湖连成一片，才形成了所谓的“八百里水泊梁山”。若干年后，一位文人以梁山为基础，谱写了一段江湖交织庙堂、热血浸染阴谋的英雄赞歌《水浒传》。
小富即安一一白衣秀士王伦王伦本是一位书生，十年寒窗挑灯夜读却不及第，由此心生怨念，一气之下拉着杜迁落草为寇，并将梁山选做根据地，安营扎寨，呼啸山林，随着宋万、朱贵等人的相继入伙，梁山也初具规模。
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这也不过是书生自谦之语，古代的读书人文化素养还是挺高的，即便是落第秀才，也不全然是无用之辈，就譬如王伦，暂且不论他的文学水平如何，至少他的眼光是不差的，梁山的确是当时的一块宝地。
王伦和杜迁等人武力稀松平常，人马也不足，他们首先要面临的是官府的围剿，因此，若想站住脚，必须依靠地势之利
当然，组建一支势力，钱财是必不可少的，王伦、杜迁均非富贵人家，最初是依靠柴进的资助，如果没有经济来源，终归不是长久之际，打家劫舍风险太大，且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并非明智之举。
因此他们需要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地盘，而梁山正好符合这个条件：靠万顷碧波，则水产丰富；有山高林深，故资源繁多；更何况山谷之中还有一块广阔肥沃的土地，完全可以开垦成良田。
无奈王伦有眼光无眼界，空守宝山而不知取，拉着三、四位能力平平的头领、聚着七八百喽啰便心满意足，一种“小富即安”的心态显露无疑，殊不知，当时民生凋敝，似他这样的落草者只会越来越多，如果一直固守自封，梁山这块宝地迟早会被更强大的势力占据。
不仅是“地利”，“人和”方面王伦亦是失败之极，作为领导，他不思考如何壮大自己的团队，只是担心自己地位不保，从而排挤能人好汉，只招纳平庸之辈，妄图以这种方式来稳固自己的地位。殊不知，一个优秀的头领，靠的从来不是武力，而是以德服人。
就譬如林冲来投，王伦如果能够以诚相待，那么林冲必然会记住这份恩情，他也就有了一个强大的助力，无论是进取还是退守，都游刃有余。一方面，他没能阻止林冲入伙，另一方面，又摆出副妒忌贤能的嘴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坏人做了，还没达到目的”。
最终的结果，是王伦没能守住自己的“小富”，反而丢了性命，梁山第一任主人，下场可谓自作自受。
江湖道义一一托塔天王晁盖晁盖是一村保正，颇有财资，虽然比上不足，但是比下有余，平时也会周济一些英雄好汉，在江湖上也是鼎鼎大名的“托塔天王”，在他上了梁山之后，这个组织的名声才逐渐传扬开。
并且晁盖七人还带着劫来的生辰纲，可谓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也正是这段时间的建设和发展，为今后梁山的盛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第二任梁山之主，晁盖心中秉承的是一种“江湖道义”。
他对于来投的好汉，只要心胸坦荡、能够同甘共苦，都一律接纳，大家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当然，对于那种打着梁山的名义招摇撞骗的奸邪之辈，也会被他拒之山门外，这从杨雄、石秀、时迁三人上山的经历便能看出。
晁盖的性格可以概括为“忠厚侠义，恩怨分明”，对于为他通风报信的宋江，晁盖几次相救，这样的性格，具有江湖气，也更适合做山寨大哥。但是随着宋江上山，不善权谋的晁盖被一步步架空。
最后攻打曾头市，被一支毒箭射中面颊，一命呜呼。关于这支毒箭是谁射的，《水浒传》的读者一直颇有争议，以后有机会再详细讨论。晁盖的死是非常憋屈的，他重情重义，放弃财主的身份来和众兄弟落草，只想大家在一起活的开心，不受朝廷官府的鸟气，但是这种江湖道义，最终被宋江一系给破坏了。
在第三任大头领宋江的带领下，梁山迅速发展：
设忠义堂、竖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打祝家庄、攻大名府，排天罡地煞座次，退童贯、败高俅……，可谓盛极一时。梁山的成功，给了宋江极大的信心，他相信凭藉着这个大筹码，一定能够换来朝廷的重视。
最终，宋江带着全盛时期的梁山，接受了朝廷的招安，朝廷这笔帐是不亏的，只是一百来个虚名，却换来了一支战斗力强悍，而且指哪打哪的军队。与方腊对战，梁山损失惨重、十去七八，那些战死沙场的好汉，固然有贪图名利之辈，但那些只想逍遥于江湖的兄弟，谁又能为他们的死说一声对不起。
宋江班师回朝，以为等待他的是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他认为，梁山三易其主，他成为了最后的赢家，但这短暂的浮华，终是黄粱美梦，当一坛毒酒送到他的面前时，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一个高级“傀儡”。
其实仔细分析，我们能够发现，三任梁山之主的存亡，背后都有吴用的身影。
林冲火拼王伦，是因为吴用有意无意的挑拨离间，引出了林冲郁积在心中的愤怒和不满，一招借刀杀人，将晁盖成功推上第一把交椅；之后，宋江上山，他又站到宋江这一派，来帮忙架空晁盖，吴用在晁盖攻打曾头市之前的那一番劝告，意味深长，包含着很多用心。
所以，梁山几番易主，看似是偶然，实则为吴用的因势利导，他为何要这样做呢？因为他比宋江更渴望名利，金榜题名、进士及第，这是古代大部分读书人的理想，吴用亦不能免俗，但几次落第，岁月蹉跎，他只能做一个教书先生。
书中描写吴用是“满腹经纶、通晓文韬武略、满腹经纶”，对于教书匠这个结果，吴用当然是不满意的，他常以诸葛亮自比，诸葛亮可是与管仲乐毅一般的名相，所以说，吴用之志向，比宋江更大。
北宋末年，奸臣当道，吴用或许也曾想过和张良、刘伯温那样，辅佐一个明主，最后建立新的王朝，自己也能留名青始，所以他一直在寻找契机，包括劫生辰纲、撺掇晁盖落草都是为了自己实现目标而做的准备。
然而现实逐步让吴用意识到了推翻朝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退而求其次，他便想转寇为官。在发现晁盖江湖气太重时，他将目光投向了一心想招安的宋江身上，因此，他又借势将宋江扶持上位。虽然招安是宋江提出的，但背后出谋划策，一直是吴用，甚至当他们二人的路线产生了偏差时，梁山的轨道是按照吴用的方向前进的。
就以招安为例，听闻朝廷第一次派人来招安时，宋江的态度是“大喜”，然后吩咐众兄弟：
我们受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时磨难，今日方成证果。
吴用则认为：
这番必然招安不成，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
简单来说，宋江主张“顺杆往上爬”，吴用主张“待价而沽”
从吴用踏上梁山开始，他已经成为了梁山无形的老大，最终，他完成了从白身到贼寇、再到士大夫的转变，虽然这离他的理想差距很大，却也算是个不错的结局，有平方腊之功，或许能在青史中留一评传，他最后在宋江坟前自缢，未尝不是出自愧疚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