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反映农民革命生活与斗争的小说为数不少，长篇小说《红旗谱》堪称其中影响巨大、出类拔萃的一部，是20世纪30年代中共领导下的我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壮丽史诗。
那么，这部被茅盾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究竟是怎样诞生的？其创作前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小说再现作者经历
梁斌原名梁维周，1914年3月出生于河北省蠡县梁家庄一个富裕的家庭。他在蠡县县立高小上学期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9月，他考入河北省立保定第二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二师），当年即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
1932年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二师学生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踊跃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联合保定市十多所学校同时罢课，要求当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国民党河北省当局为了瓦解学潮，于4月间突然宣布解散二师，并登报公布了“共产主义思想犯”和“嫌疑犯”名单，其中就有梁斌。二师学生坚决抵制，结果被国民党军警围困在校园里，断绝了食物等供给。遵照党的指示，当时因病休学在家治疗的梁斌，很快返回保定参加护校斗争。他积极串连四乡同学，并向群众广泛宣传二师学生的正义斗争，募捐援助被困的同学，使他们与反动当局对峙了近3个月。7月6日晨，军警为了达到驱逐二师学生的目的，冲入校园向学生开枪，导致12名共产党员和1名团员惨遭杀害，50余名学生被捕，史称“七·六”惨案。梁斌后来回忆说：“这次斗争对我影响极深，战友们在‘七·六’惨案中被捕的有五十几人，被惨杀的有十多个人，这是我一生难忘的。”
1932年8月27日，在党的领导下，保定地区高阳、蠡县广大农民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武装斗争，但3天后即告失败，有47人壮烈牺牲，史称“高蠡暴动”。梁斌积极投身于这次斗争，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他变得更加坚强：“自入团以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一根荆棘。二师‘七·六’惨案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二根荆棘。‘高蠡暴动’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三根荆棘。自此以后，我下定决心，挥动笔杆做刀枪，同敌人战斗！”
◆梁斌
1933年，梁斌加入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次年，他以“高蠡暴动”为题材，创作发表了《夜之交流》。抗战时期，他积极参加我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和游击活动。1942年，他写出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由此开始形成了朱老忠的形象。次年，他仍以朱老忠为主人公，从二师学潮一直写到全国抗战爆发，将它扩写成约5万多字的中篇小说《父亲》，发表在《晋察冀文艺》上。这实际上成为他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旗谱》的雏形。
解放战争后期，梁斌随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解放华中，先后在湖北襄阳和武汉工作。过去的亲身经历一直感动着他，促使他拿起笔来。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这个时代中，一连串的事件感动了我。自此，我决心在文学领域里把他们的性格、形象，把他们的英勇，把这一连串震惊人心的历史事件保留下来，传给后一代。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红旗谱》这部书，从短篇发展到中篇，从中篇发展成长篇，其中有些人物在我脑子里，生活了不下一二十年。”
关于当时的创作动机，梁斌后来在《我为什么要写〈红旗谱〉》一文中回忆说：“我时时刻刻心中在想念着，怎样才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那些伟大的品质写出来。为此，才想到要写故乡人民的面貌，写故乡的民众，故乡的地方风光；我要把故乡的人物、性格、风貌、民族及地方风光，活跃于纸上，我不得不从这一方人民生活中，选择、提炼典型性的语言……我时常在想着，怎样才能使它成为喜闻乐见的文学创作，我选择了古典小说中的传统手法。在章法结构上，不脱离古典文学的民族形式；语法结构上，不脱离农民自己的语言，尽可能写得通俗一些，使有文化的农民看得懂，没有文化的农民听得懂。”
◆1951年，梁斌与夫人散帼英。
1953年6月，梁斌在武汉正式动笔创作《红旗谱》。他以自己亲历的“高蠡暴动”和二师学生的护校斗争为主要内容，以朱老忠为主人公，在中篇小说《父亲》的基础上进行构思、扩写。在写作中，他全副身心，废寝忘食，每天伏案疾书十多个小时。关于当时的情形，他曾这样描述：“我的创作欲、灵感升到高潮，欲罢不能。黎明起床，略作洗漱，即开始写作。早餐时间已到，我还没有写完一个节目，当我写完一个段落，饭时已过。午餐晚餐无不如此。有时写着写着，想起我还未吃饭，其实两顿饭已经过去了……”梁斌夫人散帼英回忆丈夫创作《红旗谱》时说：“他就像傻了一样，送饭就吃，不送就饿着。不跟人说话，别人说话也不听，但谈起《红旗谱》中的人物时，他马上眉飞色舞起来。写作之后，他脑子仍处在亢奋状态，静不下来，除了失眠还是失眠。”
在紧张的创作之余，梁斌也和别人聊聊天。但由于他满脑子都是《红旗谱》，聊完天后总是忘记拿扇子，以致一个夏天他就丢了100多把扇子。武汉的夏季，酷热难熬，他埋头写作时，汗水不断往下流，常会打湿稿纸，模糊了字迹。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想出一个“湿被单降温法”，即把被单用凉水浸湿，挂在屋中降温。同时他又打一盆凉水，泡上一块毛巾，不断地用湿毛巾擦洗头和身子；或者索性将凉水盆搁到桌下，把两脚泡在水盆里。
梁斌只用一年时间便完成了《红旗谱》第一部初稿。在小说中，他以大量篇幅，细腻逼真地记述了二师学生护校斗争的全过程，真实地再现了二师学生出生入死、同仇敌忾，与反动派进行殊死斗争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该故事情节中的一些学生，多用真名，如惨遭杀害的护校委员会宣传部长刘光宗、组织部长曹金月、检查部长杨鹤生等烈士。而烈士贾良图在小说中仅改了一个字，写成贾应图。
萧也牧倾心推力作
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下简称中青社）文学编辑室在向作家广泛约稿的过程中，萧也牧从过去的老战友、时任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的张云芳（其丈夫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工作）口中得知，已调任中央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文研所）机关支部书记的梁斌，写了一部关于农民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红旗谱》。在征得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同意后，萧也牧便和编辑张羽一道，去文研所找到梁斌，说明约稿之事。取得梁斌同意后，他们将《红旗谱》初稿抱回中青社。
萧也牧认真细致地审阅完《红旗谱》初稿后，兴奋异常，立即给梁斌打电话，告知读后感，并与作家约定了见面时间。这天，萧也牧和张羽把《红旗谱》初稿还给梁斌，并向他详细反馈了审读意见，明确表示，稿子基础不错，已列入中青社的重点书目，希望作家认真加以修改、充实，使之成为一部“能一炮打响的杰作”。
◆萧也牧
萧也牧、张羽的鼓励，使梁斌信心倍增。为了将《红旗谱》早日交付中青社出版，他毅然决定辞去文研所机关支部书记的职务，调回故乡河北省去集中精力修改作品。
1955年3月，梁斌调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以专业作家的身份专心致志地修改《红旗谱》。历时半年，他将《红旗谱》改出了一稿。萧也牧、张羽先后读了修改稿之后，由张羽执笔，以中青社第二编辑室的名义，致信梁斌，对书稿作了概略的肯定，并提出两条意见：“作品还写得粗糙，有些章节还缺乏很好的剪裁”；“作品中对党的地下工作的艰苦性写得不够”。同时，信中还强调，“作品中所写的历史事件中的人物活动，哪些应该肯定，哪些需要批判，有必要明确指出”；“也因为它是描写革命斗争的小说，将会在读者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和你都应以认真的心情来对待它……除了请河北党委审查外，还有必要请中央审查。”11月12日，梁斌在复信中表示：“感谢你们尊重我的劳动，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出版前要送中央及作家协会审查一下。”并说：“现在我打算分两部出书。第一部（《红旗谱》），约二十七万字；第二部《七月》约二十四万字。第一部约在明年夏初交稿。第二部约在秋末交稿。这样，在现在基础上，可以搞得好一点。”
为了使梁斌节省出往返北京的时间，萧也牧于1956年春末专程去保定审看《红旗谱》第二次修改稿。看完后，他兴奋地对作家说：“诗，这是史诗，千字十八元，三万册一个定额……”并与梁斌正式签订了约稿合同。这年年底，作家将《红旗谱》改定稿交中青社。江晓天考虑到萧也牧解放前曾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工作战斗过，对《红旗谱》中所写的高蠡农民运动以及蠡县博野一带的生活比较熟悉，遂决定由他来当这部小说的责任编辑。
◆梁斌正在写作《红旗谱》第三部。
《红旗谱》能够遇上萧也牧这样认真负责、殚精竭虑的责任编辑，真是梁斌的幸运！当年与萧也牧共过事的青年编辑王扶，在《第一个带路的人——忆萧也牧老师》一文中说：“我记得，当你看过《红旗谱》的初稿第一天起，你怀着决不亚于作者的激情赞美它；你为它那些不完善的地方呕心沥血，整夜整夜地思考着修改方案；你为它精心做着文字的加工和润饰。有时为了一句语言，委托我回家时请教一下祖母（《红旗谱》写的是我家乡的事）。你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为了一部伟大作品的产生，你放弃了自己的写作，放弃了睡眠，甚至放弃了吃饭，忍着剧烈的胃疼……”
小说《红旗谱》编就发排后，萧也牧曾拿着大样，在北京找了几家刊物，想争取在出书前选发几章，听听各方面的反馈意见，以便在中青社付印前作进一步修改。结果令他大失所望，他回到出版社后对江晓天说：“一个作家没有成名之前，发表作品就是难啊！算了吧，干脆咱们直接出书。”中青社按照萧也牧的建议，以大开本、精装本的形式，于1957年11月隆重推出《红旗谱》，其中还配有黄胄的插图。
震撼文坛影响深远
长篇小说《红旗谱》出版后，立刻震撼了中国文坛，其宏大的历史画卷、丰满的英雄形象和鲜明的民族风格，不仅为评论界人士所交口称赞，也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文艺报》刊发了大量关于《红旗谱》的评论文章，并于1958年编辑出版了《革命英雄的谱系——〈红旗谱〉评论集》。其中对《红旗谱》的赞誉主要集中在小说的史诗性、农民英雄形象的塑造和民族风格等方面。
关于小说的史诗性，方明在《壮阔的农民革命的历史图画——读小说〈红旗谱〉》一文中称：《红旗谱》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一部革命斗争的史诗，也是一幅壮丽和广阔的历史图画。小说描写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十年间北方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以及阶级关系的变化；并在这一宽广的时代背景上，描写了革命斗争和革命英雄人物的发展与成长。
更多的评论则集中在《红旗谱》对以朱老忠为首的农民英雄形象的塑造上。论者大多认为，在小说塑造的众多人物当中，以朱老忠和严志和的形象最为突出。“这两个人物，是能够概括中国农民的典型性格的。朱老忠主要是代表了中国农民的英勇、豪爽、酷爱自由、坚忍不拔的一面；严志和主要是代表了中国农民的善良、勤劳、朴实和保守的一面。这两个典型合在一起，差不多就概括了农民的完整的性格。”而最光彩夺目的还是朱老忠这个农民英雄形象。“在当代文学作品所创造的革命农民的英雄形象里，具有如此历史深度的性格，朱老忠还是第一个。”“他的性格是在典型环境中发展的，因而达到了高度的典型性。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生活与斗争，在艺术上达到相当深度与高度的作品。”
◆不同版本的《红旗谱》。
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也广受好评。“《红旗谱》的艺术风格是浑厚而豪放的，始终是革命乐观主义的高亢嘹亮的调子。”“他（指梁斌）在创作中追求一种比西洋小说写法略粗一些，但比中国的一般小说要细一些的写法，既成功地吸取了民族传统作品的艺术特色，同时也适当地采取西洋小说的某些艺术技巧的统一的、富有民族气魄的艺术风格。”
1958年初，当小说《红旗谱》刚摆上新华书店的书架不久，就被河北省话剧团（1960年改称省话剧院）的同志们购来。大家争相传阅后，觉得这部小说很适于改编成话剧。于是，他们迅速将小说改编为同名剧本，于9月间搬上话剧舞台，在保定市与广大观众见面。
1959年春，河北省话剧团的所有创作人员来到小说《红旗谱》故事发生地高阳县农村，一面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面广泛搜集素材，以进一步修改剧本。在此后3年的演出实践中，边演边改，精益求精，历经15次修改后，终将此剧排成一部深受群众喜爱的9幕话剧。该话剧剧组人员除多次到河北农村、3次到天津、4次在保定、2次进北京演出外，还远赴武汉、上海、苏州、南京、济南、开封、郑州、福州等地演出，共演出300多场。该剧由此成为河北省话剧院成立以来排演剧目中影响最大、评价最高、演出场次和地区最多的一出话剧。
◆1959年，河北省话剧团演出话剧《红旗谱》。
1960年，是名副其实的“《红旗谱》年”。因供不应求，中青社将小说《红旗谱》再版发行；上海文艺出版社根据河北省话剧团演出的同名话剧，拍摄了大量剧照，印刷成同名连环画发行全国；由北京、天津两个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的同名电影于年底公映，从而使小说《红旗谱》在全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鉴于小说《红旗谱》的巨大成就和影响，为了表彰梁斌对我国文学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经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的林铁特批，给作家提高两级行政工资，使其享受省部级待遇。
在十年浩劫中，《红旗谱》惨遭批判。“四人帮”下令禁止小说再版，停止出售，不准借阅，并炮制了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对《红旗谱》进行大肆围攻，罪名是“歌颂王明路线”，“歪曲历史事实”，“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等等，把《红旗谱》打成“黑旗谱”，梁斌也被戴上“黑作家”的帽子，受到揪斗、关押等各种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红旗谱》终于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文艺报》1978年第3期率先刊登了召珂的评论文章《重评〈红旗谱〉——驳所谓“专写错误路线”的谬论》，为《红旗谱》正名，而梁斌也恢复了工作。此后，小说得以再版，同名电影也重新在全国各地影院放映。
◆1980年出版的英文版《红旗谱》。
1978年4月，中青社推出《红旗谱》第四版。再版之前，梁斌对小说的结构作了调整，由以前不分卷改为现在分三卷。其中1～24章为卷一，从清末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写到1928年朱老忠济南探监；25～40章为卷二，写高蠡暴动；41～59章为卷三，写二师学潮。同时，他还根据读者的意见，煞费苦心地从三个方面对小说进行了修改，以尽量抹去二师学潮中王明“左”倾路线的痕迹，力图做到既要表现革命斗争，又要批判“左”倾盲动错误。历史上的这次学潮，是在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下发动的失败行动，但参与学潮最后被捕杀的都是单纯的血气方刚、献身革命的学生。故《红旗谱》再版后，作家介绍经验说：“关于政策问题曾经过反复酝酿，开始也曾想正面批判‘左倾盲动’思想，后来想到，书中所写的这些人，在当时都是执行者，当然也有责任，但今天在文学作品中写起来，主要写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英勇，这样便于后一代的学习，把批判的责任留给我们党的历史家去写吧！”
长篇小说《红旗谱》作为“《红旗谱》三部曲”的第一部（第二部《播火记》于1963年出版，第三部《烽烟图》于1983年出版，共计120万字），自问世以来，已在国内印发20多次，并被翻译成俄、英、日、越南、朝鲜等多国文字出版，累计发行500多万册。它还被改编成同名话剧、京剧（1960年，承德市京剧团）、评剧（中国评剧院）、河北梆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2004年，中央电视台、天津电影制片厂、央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金虹胜利药业有限公司联合摄制），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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