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 A2N翻译组
整理 | 胡珉琦 韩扬眉
随着湖北省疫情形势愈加严峻，黄冈、武汉相继出台“史上最严限制”！2月1日，黄冈紧急通知：“上街买菜”每家2天一次，每次仅限1人！
2月2日，武汉宣布：确诊的、疑似的、无法排除的、密切接触的，集中收治集中隔离！
为了对抗突然爆发、气势汹汹的传染病，“隔离”的确是最重要的武器之一！
然而，大范围、大人群量的隔离也会给医学、社会和法律等层面带来巨大的挑战。
2004年，美国国防部公共卫生和医学顾问、华盛顿特区乔治华盛顿大学危机、灾难和风险管理研究所科学家等团队，研究了2003年初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暴发期间，多伦多人们遵守隔离意愿的影响因素，从而为公共卫生决策提供宝贵经验。
相关论文发表在Biosecurity and Bioterrorism上。
Factors Influencing Compliance with Quarantine inToronto During the 2003 SARS Outbreak（BIOSECURITYAND BIOTERRORISM: BIODEFENSE STRATEGY, PRACTICE, AND SCIENCE.Volume 2, Number4, 2004）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89/bsp.2004.2.265
2003年2月至2003年7月， SARS感染了29个国家，感染了8,439例患者，其中812人死亡。
在亚洲以外，受SARS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是加拿大，该病于2003年3月上旬首次在加拿大发现病例。
到2003年8月，加拿大报告了438例SARS疑似病例，包括44例死亡病例。
这些病例中的大多数，以及所有死亡病例都在大多伦多地区（GTA）。
当时，为了控制SARS的传播，加拿大和东亚的公共卫生官员将大量群众隔离，平均间隔10天（SARS潜伏期为10天）。
在大多伦多地区，至少有23,000人，或许达到30,000人经历过家庭隔离。
研究发现
人们为什么遵守隔离指令？
在医护人员调查中，195名被隔离医护人员中有94％表示，遵守该法规的最重要原因是为了减少传染给他人的风险。
这同样也是非卫生保健工作者的最主要动机。
68位直接受到检疫影响的人群调查受访者中有50位提到“保护社区健康”，大多数受访者和讨论小组参与者将此动机称为“公民义务”。
服从隔离的障碍是什么？
对失去收入的担忧。
根据调查，对于那些怀疑是否必须进行隔离的人们而言，这尤其重要。
针对对补偿方案，受访者普遍的共识是需要大量的细节，包括补偿水平，在补偿的计算中是否包括奖励，以及个人获得补偿必须要等待的时间。
超过一半的医务工作者希望获得诸多详细信息，以鼓励他们遵守隔离规定。
对是否遵守隔离做不完整的监控这会导致不完整的合规率并导致作弊。
公共卫生当局宣布，他们将每天两次在不同时间致电在家中的隔离人员，以监控他们是否遵守法规。
这种监测“在建立总体隔离可信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有58％的医生，37％的护士和40％的其他工作人员认为在隔离期间对自己进行监视的效果依然很差。
当人们想要或需要终止隔离（例如，买杂货）时，他们说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很少担心会被抓到。
问题在于，多伦多市公共卫生部门不堪重负，大量隔离区人员不堪承受公共卫生系统的信息技术能力、工作人员和电话，大多伦多地区隔离人数较少的地区通常能够更好地提高其执行监控的能力。
对隔离人员的后勤支持大部分是靠私人进行处理，而不是通过政府处理。由于没有针对此类大规模运送的预先计划，当地卫生部门与志愿者和服务组织之间的协调也出现了困难，所以政府无法满足这些需求。
83%被隔离的医护人员说，他们需要依靠朋友、亲戚或邻居来买杂货和物资，还有4％的人说，他们得打破隔离规则才得到东西。
单身人士和学生在依靠他人或获得他人帮助方面遇到更大的困难。
社会疏远和污名化导致了隔离人员的心理压力。
调查中，被隔离的受访者和医护人员提到了情绪困扰、压力太大、“很紧张”但没有想打破隔离等情绪问题。
据报道，对社交疏远的情绪反应是恐惧，孤立，孤独，沮丧，失眠和焦虑，但无聊被认为是最大的阻碍隔离的情绪障碍。
接受调查的医护人员提到，他们个人的应对策略主要是阅读、打电话、看电视或收听广播。
还特别提到了交换电子邮件，以其他方式使用计算机，以及祈祷。
关于污名化，受访者提到，即使在为期10天的隔离期结束后，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也经常感到受到侮辱。
他们提到了多余的关注、嘲笑、回避以及遇到了诸如儿童生日派对和家庭团聚之类的社交活动的邀请被撤回。
他们的孩子在一些日托中心不受欢迎，一些隔离的医护人员的配偶被迫失业。
由于这种不公待遇，参与者说，他们变得不愿意告诉其他人他们曾经被隔离。
结论和讨论
有效的隔离计划需要辖区跨部门合作。
针对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处于隔离状态时维持关键人员配备水平的方法（即建立“工作隔离区”），讨论太少。
另一个问题是，将隔离时间延长潜伏期的70％至90％会带来额外的安全性和延长时间所带来的额成本和社会破坏之间的平衡。
更深层的问题，当公共卫生官员无法按照他们说的方式监视隔离的遵守情况时，就会对隔离的可信度造成损害。
另外，当随着对新型传染性病原体知识的了解而改变应对方案时，保持公众信心以及医护人员自身的信心的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
做好准备解除民众对隔离期间收入损失担忧非常重要。
政府工作者、大型和小型公司工作者以及为自由职业者以及全职、兼职和临时工作的人都将表达这些担忧。
由于存在困难，官员可能更希望在计划隔离时避免讨论此类问题，但如果隔离发生，他们也将无法避免这个问题。
需要为那些由于隔离而现在变得依赖其他人的人们提供用品和服务，这会给后勤部门带来麻烦；对于那些独自生活并且可能无法依靠足够壮大的家人朋友关系提供物资和服务的人而言，尤其如此。
强制被隔离人员需要社会心理支持以消除无聊，减少人们对他们的污名化。
长期将人们关在家里可能还会在家庭内部造成紧张，这可能会变得危险。
社会心理学采取哪些帮助的形式将根据年龄、教育程度和兴趣以及获取和使用现代科技形式的能力而有所不同。
隔离所引起的争议之一就是它的名字。
在美国，公共卫生决策者似乎在努力不将其称为隔离。
如果可以通过使人们远离公共活动、学校甚至工作来降低传染源的传播速度，则可能不需要隔离。
但是，如果必须将人们限制在家中、医院、宿舍或任何地方，这和隔离没有差别。
解释什么是隔离并说服人们其必要性是影响隔离依从性的因素。
应当减少将隔离视为风险传播问题，而更多从更广泛的公共教育角度来看，这样会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