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高和寡”的陈寅恪先生终究还是成为了学术界的焦点人物。
不同于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等与近代史有千丝万缕的“政治网红”，笔者一直以为“布衣”陈寅恪先生似乎是最不可能成为公众话题的冷门“国学大师”。
毕竟，无论是他所钻研的史学、敦煌学还是考据学等，都是艰涩难解，充满学术的枯燥。纵使是其所著的《元白诗笺证稿》或《柳如是别传》，也并非流量大IP，更丝毫不见传统“小清新”的趣味。
不过，即便如此，他还是由“尘封多年”成为了新时代的“文化符号”，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陈寅恪（1890.7.3—1969.10.7）
陈寅恪，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
他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因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又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1、学人风骨，卓尔不群
傅斯年曾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梁启超先生也讲：“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的确，陈寅恪先生定然是才华横溢的，否则也很难被如此多同时代学界巨子推崇，国学大师吴宓更是感叹“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试想，“文人相轻”素是常态，而他能经受住盛名，卓尔不群，可见学识之下，风骨也是凛冽。
1947年 陈寅恪摄于清华大学
关于陈寅恪先生的气节，首在他的特立独行，有士君子之风。在所撰《王国维碑铭》中，陈寅恪写道：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王国维先生的墓志铭，又何尝不是陈寅恪自己所力持不失的人格注脚。
观其一生，陈寅恪先生始终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即使处于极左泛滥的年代，他依旧独善其身，以“纯粹问学、疏离政治”为安身立命之道，而不为权贵折腰。“闭户高眠辞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就连当时炙手可热的康生登门拜访，也吃了闭门羹，只得怏怏而去。
乱世中不盲从于时代，独见其清节，或许“天子不臣，诸侯不友”，也不过如此。
2、士族门风，一脉相承
陈寅恪出身于士族名门，他的祖父陈宝箴，曾先后任兵部侍郎、湖南巡抚等职，是维新变法中的风云人物。父亲陈三立为人洒脱，是“同光体”诗派领袖人物，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
陈寅恪先生的风骨操守，与先辈的身体力行，应是一脉相承。在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曾写道“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
少年陈寅恪（檏廬收藏）
诚然如此。
祖父陈宝箴早年《祭闵子清文》中，就有慨叹“君子可贫，弗丧吾真；君子可贱，不亏方寸；君子可死，不伤不毁”，可见“君子独至”儒家精神。而父亲陈三立无意仕途，作诗“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表明心迹。尤其在“卢沟桥事变”后，陈三立为了拒绝日军游说，更是绝食五日，忧愤而死，令人肃然起敬。
陈寅恪一生矢志践行着父亲的遗志，恪守“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潜心学术，而从不问政。在他看来，一旦与政治有纠葛，学术就很难再纯粹。
所以他谈及梁启超时，曾说“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之腐恶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
不过，若是以“沉心学问”，而苛责陈寅恪先生不关心家国大事，却是荒谬了。这一点，从他除夕夜，卧身病榻前，所写的诗句
君子之风，高山仰止。
3、博学多才，治学严谨
陈寅恪先生博学多识，涉猎之广，令人瞠目结舌。
据说，他对于宗教、文学、民俗、语种、敦煌显学、乃至于建筑学等十数个领域都有很深的研究，而且见识足以令相关的教授汗颜。
仅以语种为例，陈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语言。更有盛传他通晓包括英、法、德、俄、西班牙、日、蒙、阿拉伯、梵、巴利、突厥、波斯、匈牙利、满、藏、希伯来、拉丁、希腊、回鹘、吐火罗、西夏、朝鲜、印地、暹罗等二十余种语言。
他的课程，连知名的学者也前来听课，大呼过瘾，其中包括“冯友兰、朱自清、吴宓”等，所以陈寅恪先生又被称为“教授的教授”。
暂且不说当时的学习环境如何恶劣，学术交流如何不便利，如此才华，试问如今又有哪个能够逾越？
陈寅恪 外文笔记
陈寅恪的学识，除了得益于家学渊源，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于学问的追求以及治学的严谨。
这一点，从他早年写给桥川时雄的信札中，可以得知一二。
陈寅恪 致桥川时雄信札 镜心 水墨纸本
信札内容：
子雍先生阁下：新岁辱惠片见贺，感谢！感谢！倾闻友人杨遇夫先生言新城博士近作二种，博大精深，为治东方考古学不可不读之书。寅恪拟欲得而读之，不知先生能代求否？寅恪前嘱研究院学生戴君函请新城博士之允，可译其《周初之年代》论文，载入《国学论丛》。戴君已得新城博士复书许可，现已译迄，并请钱稻孙先生校正。今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中，想数月后当可出板也。兹奉上《国学论丛》第四册，敬求教正为幸。匆上，敬叩著安。弟陈寅恪再拜。一月二十二。
说 明：
1.桥川时雄（1894-1982），字子雍，号醉轩、晓夫、潜夫等。日本福井县人。汉学家。1918年来华，任《顺天时报》记者，自1920年起久居燕京，主持“东方文化事业总会”，从事汉学研究。
1927年创办并主编《文字同盟》杂志，1928年起，担任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及其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总务委员署理。编撰《中国文化界人物总览》（1940年北京中华法令馆），收录民国以来文化界人士四千六百余人。主持纂修《续修四库全书提要》。
2.杨遇夫即杨树达。新城博士即新城新藏（1873-1938）。戴君为戴家祥。
信札上款人“子雍先生”，是日本汉学家桥川时雄。据悉，在华期间，他与中国的学界名流如罗振玉、鲁迅、周作人等，都有不浅的交往，并频繁出入各书肆及藏书家之间。
陈寅恪先生写此信的目的之一，即他听闻友人杨树达所言新城新藏的新作，是研究东方考古学不可不读的作品，所以马上致信请桥川时雄帮忙代求。
由此也可见陈寅恪博览群书，即使是域外书籍，他也会索购观阅治学。
信札中亦提及“可译其《周初之年代》论文，载入《国学论丛》”，据考戴家祥所译的《周初之年代》出版于《国学论丛》1929年第二卷第一号。故可以推断，这封信写于1929年。
其中《周初之年代》为新城新藏所写研究周代历法的论文，文中对传统文献包括今、古本《纪年》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颇有见解。《国学论丛》则是由“清华学校研究院”主办的学术界非常有影响的、高水平学术杂志。撰稿人包括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等，是当年清华学术论坛上的精华文粹。
陈寅恪在1928年致傅斯年的信札中，也有提及“将《周初之年代》论文翻译后，由商务印书馆印制”事宜，可为佐证。
陈寅恪致傅斯年信札
陈寅恪治学十分严谨，在细读《周初之年代》后，发现新城新藏的论断仍存在问题，而写信给傅斯年探讨交流。
另据信札，戴家祥翻译后，并请钱稻孙先生校正。
此外，陈寅恪信札中提到奉上“《国学论丛》第四册”请桥川时雄教正，也可知他在学术交流的时效与密切程度。
陈寅恪对于学问的态度，在他致桥川时雄额另一封信札中，也可以得知。
子雍先生。日前匆匆。未及畅领教言，为歉。顷承赐《大典禅师》一册，感谢之至。近来有何新著？亟愿先睹，不识能早见示否。前清及沈子培尚书墓志，出自王观堂先生乎，颇思一读。[中略]如有此稿之抄录一通见示。因此文为观堂先生精心结构之作，而沈公又赤县神州近世第一学人，沈以未寓目为憾事。特此敬托，谅荷垂宥也。专此奉复，并伸诚悃。恭贺年祺。
4、伉俪情深，魂归匡庐
生逢乱世，难免多经风雨。
由于用眼过度，陈寅恪先生不幸失明了，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消沉。在夫人唐筼的相濡以沫中，他又完成了如《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柳如是别传》等著作。
陈寅恪家人香港合影
陈寅恪在结婚纪念日时，作诗“同梦匆匆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夫人则琴瑟和谐，对诗“甘苦年年庆此秋，已无惆怅更无愁。”
彼此间夫唱妇随，伉俪情深。
1969年，在陈寅恪先生逝世仅45天，夫人唐筼也随他而去。
时隔多年后，陈寅恪夫妇终于魂归匡庐，合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墓地横卧有一块巨石，刻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继续警醒后世文人，独善其身，安贫乐道的治学精神。
陈寅恪夫妇墓
5、后记
今日为陈寅恪先生五十周年忌日，匆就此文，以颂先贤。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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