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言法事
当审判公开碰上隐私权
李曙明
前几天，某电视台法治栏目播出一期节目，内容是夫妻二人联手杀死妻子情夫的案件。按照被告人郑某在法庭上的陈述，被害人强奸了她，并以拍摄的裸照为威胁，强迫维持不正当关系。而在随后的接触中，郑某发现对方对她很体贴，二人发展成为情人关系，并相约各自离婚后结婚，被害人离了，郑某却没离。某一天晚上，被害人到郑某家里闹，孩子电话通知了当时没在家的丈夫朱某。赶回家的朱某在小区追上被害人，和随后赶来的郑某一起掐死了他。
朋友看了这期节目，问我：“案子涉及女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的隐私，应该公开审理吗？适合通过电视传播吗？”他这一问，还真把我问住了。
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但对于哪些案件属于“有关隐私的案件”，却无明确的范围界定，而由审判机关判断。有些案件判断起来很明了，比如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强奸等性犯罪案件等，但像本案这样的案件，却不那么容易判断。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有法院对类似案件不公开审理的先例，也有文章认为不公开审理是错误的。我就此案咨询了几名司法一线的朋友，看法也不尽相同。
因为结论不明确，有探讨空间，我想说说这事儿。该公开不公开，损害审判公开；不该公开而公开，侵犯当事人隐私。在是否公开的把握上，司法机关最好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判断标准。
一些时候，关于是否属于隐私、是否要保护的判断之所以难，重要原因在于，在隐私权“本源”的民事法律上，其范围界定也并不明确。最早民法通则规定的人格权，并无隐私权，很长一段时间内，隐私权是作为公民名誉权加以保护的。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出现了“隐私权”，之后的民法总则在“民事权利”一章确认了“隐私权”。但其范围仍不明确。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三审稿将“隐私”定义为“自然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等”。本案中，对郑某来说，她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不愿为他人知晓”要件应满足，但它属于隐私吗？反对者认为，法律上设立隐私权的目的，是对合法权利加以保护，而不正当男女关系违背公序良俗，不应为法律保护。有人以某著名学者对侵害隐私权列举作说明，在这名学者早期著作中，“将他人婚外性生活向社会公布”被视为侵犯隐私权，而在其近年著作中，已删除这种情形。
民法典人格编立法，或对隐私权作出更为明确规定，包括这种违背公序良俗的关系是不是受法律保护的隐私。个人以为，这种隐私的保护应受到一定限制，但不能完全被排除在法律之外。比如，大范围传播这种关系，甚至传播一些不雅证据，当事人“违背公序良俗”并不能赋予上述行为正当性。
这起案子法院该不该公开审理、电视台该不该播，我难以给出答案。电视台播这样一个节目，对社会有一定警示意义。但如果这样的信息披露让被告人承受了刑罚之外不应承受的代价（尽管是咎由自取），那么，警示他人的社会价值能否成为隐私权“让路”的正当理由？审判公开和隐私授权保护如何实现更好平衡？这些问题值得探讨。个人观点，在作为不公开审理情形的“个人隐私”相对明确之前，审判机关尽量做有利于当事人的判断。
或许有人担心，“都申请不公开审理，是不是会架空审判公开？”事实上，有这种情形的案件比例并不高，而且是否公开的决定权在审判机关，即便个别案件审理不公开，审判公开仍可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