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父亲诞辰105周年。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30年了。值此清明祭祖之际，春暖花开之时，太平盛世之日，作文以悼之。
我父亲生於一九一四年农历三月十四，疾终於一九八九年农历二月初六。享年七十有六。父亲一生，为人忠厚，生性耿直，教子极严，家风至淳。居家以孝友闻，言而有信。克已奉公，誉溢乡里。我爷爷生有三子，大伯二伯还有我的父亲。四爷无嗣，父亲过继之。大伯腿瘸，走路不灵便，为人脾气火爆，和我祖父祖母过不到一块。二伯又是一个甩手掌柜，家里大事小情不大过问。兼之大伯二伯，他们二人又略懂点医术，有时整天不挨家。所以父亲既要照'看四爷四婆，还要照看自己的父母。有生之年，瞻养四老，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孝名闻於遐迩。父亲读书识字，酷爱看书，什么书都看，小说，政治，经济，天文地理，一拿起就看的津津有味。父亲过世时，我流着泪，把一部《官场现形记》送给他，让他在阴间也过过书瘾。老父还很爱打麻将，下葬时大姐小妹特意给他买了一幅新麻将送给他，让他闲时和他的老哥们解解闷。我们的这点点小报，抵不了父亲的大恩大德于万一。因儿子多，父亲特别钟爱两个女儿，大姐出嫁后，晚年父亲又得了一个宝贝女儿，爱如掌上明珠。小妹的降生，给家里带来了欢乐，不仅父母疼爱，几个哥哥也把她爱的什么似的，成了全家人的开心果。记得有一次，大哥去生产队买西瓜，怀里还抱着她。回来时可苦了大哥，一手抱着她，一手抱个大西瓜，差点累死。大姐是父亲最疼爱的。五十年代，姐姐正是青春年华，我们都还年小，是大姐帮着父亲一块拉着家庭这辆沉重的马车，渡过了一段最艰苦的岁月。父亲临走前，魂灵曾去了千里之外的甘肃，和他心爱的女儿告别。据姐姐说，电报来之前一晚，在梦中清晰的听到父亲叫她:“云，云，我走了。”第二天就收到父亲噩耗。姐姐来时未能见老父一面。在灵前哭得死去活来，滚成了泥人，怎么也拉不起来。可见父女之情深。
父亲早年入党，思想先进，接受新事物快。五十年代宣传婚姻法，反对买卖婚姻，父亲积极响应，五十年代末，大姐出嫁，没向主家要一点财礼。
父亲对文化很看重，尽管子女很多，生活又那么艰难，但想尽办法借钱也要让子女读书。除大姐在解放前（1939)出生而耽误了学业、二哥因三年自然灾害未读完高小外，其余我们兄妹六个都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记得那时家里穷的连买葱花的钱也没有，妈妈经常用莱叶代葱花来炒。但每到新学期开学，我们几个的学费早已筹借好了，从不拖欠公家一分钱。当我们各自排队在父亲面前领到几块钱，兴高彩烈的去上学时，那能领会到父亲筹借钱的心酸和艰难。现在回想起来，我常常会感到心痛，感到愧疚。愧疚的是父亲该颐养晚年的时侯，我们都过得不怎么样，都在筹钱盖房。现在生活富裕了，有能力让父亲享福了，他老人家却永远的走了。
六十年代前期，因自然灾害故，是我们家生活最困难的年月，经济拮据到极点，艰难到极点。大姐出嫁后，少了一个主劳力，父亲少了一个帮手，九口之家这辆大马车，父亲实在拉不动了，需要一个拉偏套的。当时只有父亲一个劳力，年年欠账（当时生产队分粮是要在挣的劳动日里扣钱，尽管一斤粮几分钱，但劳动日少，扣不过来，就年年欠账，成了欠账户。）所以六二年大哥初中毕业，父亲死活不让念了。大哥学业优异，老师不舍，班主任张崇义老师亲自上门劝父，费尽唇舌，未能说动，大哥就这样牺牲了前程，为父分忧。要知道这在父亲的心里是多么的苦痛，多么无奈的事呀！谁不希望自己子女成才，有前途呀！
六十年代中后期到八十年代初，对父而言，那可是一段最不堪回首的岁月。六个儿子的婚姻大事，订婚，结婚，分家，件件事都如恶梦似的缠扰着父亲。可以说正是这近二十年的时间，熬干了父亲的心血。
先说说大哥的婚事。大哥年轻时多才多艺，也有派头，长的也帅气，姑娘都争着嫁给他。他订婚礼钱最少，只有240元（当时算一个礼钱，一个半礼是360元，这在当时是最普遍的财礼，最高的财礼是两个礼，480元。）大哥是68年结婚。从订到娶，虽说只有六百元左右，但对我家这个常年欠账户来说，可不是小事。
父亲开个口，姐夫就寄来数百元（姐夫是石油工人。）其余的父亲东挪西借，完了大哥婚事。老大一结束，老二婚事又上了老父的议事日程。大哥的婚姻，父亲只是在钱上发愁，可二哥的婚事就不仅仅是钱上的事了。二哥文化低，虽聪明，队里人缘好，当了小队多年会计，但因个头矮点，衣着上邋遢点，人也欠帅气点，姑娘都不愿嫁给他。父亲说一个黄一个，说一个黄一个。从20岁上就张罗，直到24岁还没订下。那时这个年龄已到了婚事的极限了。父亲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因下边一个接一个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后来终于有一个只有16岁的姑娘愿嫁给他。女方家穷，图的是财礼，开口就要480。尽管如此，老父可乐坏了，二话没说就订了下来。二哥事未了，又有人给我提亲。1970年元月，我上梅七线当民工，半年后，因文才好，几篇文章写的，被上级重用，抽到机电连开机器，成了技术工人。
1971年春节回家探亲，我岳母主动找人说合，要把自己年仅15岁的女儿许给我，问我愿意不，我很高兴。这小姑娘是我本队的，人聪明伶俐，也很漂亮。但父亲却嫌年龄过小而不大同意（我21）怕我结婚迟影响后边的弟兄。后经大哥多方周旋，终於在1971年5月订了亲，礼钱360。这一年生产队分红好，一个劳动日一块钱，加上我家有六个全劳，且都是常年工，年终决算分了一千多元。这在当时可是很轰动的。年底二哥又结了婚，一年解决了父亲心里两个疙瘩。四弟初中毕业，去了县办砖厂，后来砖厂散了，有一部分转到了庄里水泥厂，成了正式工，四弟也在其中。因是正式工，老四的婚事也很快订了下来。可婚房又成了大事。我家有六间瓦房，西边三间房从中间隔开，给大哥二哥作了婚房。下边的要结婚，没地方了。父亲想办法要了一院庄子，让大哥二哥一南一北分别盖几间房，搬了出去。后来我和四弟分别都在大哥的婚房里结婚，五弟六弟分别在二哥的婚房里结婚。父亲的原则是结一个，分一个。所以连订到结12次，分家四次，父亲就像猴子搬包谷似的，办一个撂一个，16件大事办完，六十多岁的人已是满头白发，过早的衰老了。当六弟结完婚后，父亲见了同龄人，说了一句让人听了心酸而又久久难以忘怀的话:“这一下我总算歇下了。”这短短的一句话道出了父亲多少年的辛酸和苦水。听了让人心痛。
家务事上父亲辛苦操劳，在公家大事上父亲更是尽心尽力。
七十年代初，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父亲被任命为贫管会主任。由于生员剧增，原有校舍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解决校舍问题成了摆在贫管会面前的头等大事。为此贫管会曾几次修建校舍。
校内原有一座教室是个大殿。大殿很大很宽敞，一砖到顶。我上一年级时(1960年)就坐在大殿里上课。只见高大的殿堂里雕梁画栋，墙上画满了各种人物、故事图案。因宽大，除摆放了几排学生上课用的桌椅外，室内北面还隔出了几间教师宿舍。听说这个大殿是解放前几个村寨合伙为神盖的。上面几根大檩有一抱子粗，因宽，下面还有两根合抱粗的立柱支撑着大梁。因增添新校舍材料太缺，大家的目光都盯在了这间大殿上。拆这一座除可盖几座外，那几根柱子、大檩条解成板，还可解决不少桌凳问题。因此大队决定让父亲和贫管会成员张竟强负责拆除大殿这项大工程。父亲上任后，一心扑在了工作上。拆除时，怕土工不小心毁坏砖瓦木料，父亲时刻不离工地，亲自指挥，亲自动手，搬砖运瓦，堆放木料，一干就是几个月，吃住不离学校。拆完了大殿，又盖新校舍，父亲又负责催促各生产队搬运各自为校舍打的胡基。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建一次校舍，几年后又不够用了，又得再盖，次次都有父亲勤劳的身影。可以说五里墩小学校园建设史上，有父亲光辉的一页。现在这所学校已不存在了，新盖的楼房代替了当年的土木结构，楼房也成了五里墩村村室。每当我来到村部，看到一座座新楼房，一排排办公室，眼前还会浮现当年那简陋的校舍和父亲那忙碌的身影。
由于积劳成疾，一九八九年刚过完春节，父亲就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怀念父亲，愿他老人家在天国安息。
写於2019年4月5日清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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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顺孝，生於一九五○年二月二十。大学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1970年元月梅七线当民工。72年3月下路。73年3月担任五里墩小学学前班教师，论文《我是怎样教好学前教育的》发表在73年10月《教育革命》上。曾任县文化馆创作员，有几篇诗歌、对口词等发表在当年《富平文化》上。79年因中考学生成绩优异，由工分教师转为民办。后一直从事初中语文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