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大姐》

大 姐

昨天国庆节正赶上我的生日,饭后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书,时间已是下午两点多了。正要睡着,电话响了。谁呀,这么烦人;一看是一陌生号,不接!一会儿,又打过来了。

"谁呀?"我没好气地问一声。

"是我,老三。"是大姐。

"怎么换号了?"

"是呀,这个能加八个亲情号码啊。我第一个加了你,往后给我打电话不用花钱了。还有呀,地里的玉米收了,有嫩的,能煮着吃,我忙秋了,没空给你送了,你有空来拿吧。"

"哦——吃饭了吗?"

"没有呢,刚从地里回来。你睡会儿吧,我挂了。"

大姐把电话挂了,可是我却再也没有了睡意……

大姐真大,大我正二十岁。——母亲一生生了十个孩子,可惜一半夭折了,活下来的我们姐弟五个,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大姐最大,我最小。大姐结婚的时候,我三岁,刚刚记事儿。记得那天不知为什么,门前突然来了几匹大马,一会儿大姐就在人们的簇拥下,踩着凳子,骑上大马,径直走了。我在后边紧追不舍:"爷爷啊,大姐让大马驮走了!呜——呜——娘啊,大姐让大马驮走了!呜——呜——"我哭了,母亲哭了,爷爷也哭了。

大姐的婆家离我家不到十里。说是婆家,可是大姐既没公公也没婆婆——大姐夫的父亲死后,他的母亲改嫁了,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大姐家很穷,只有三间破屋,摇摇欲坠。大姐结婚后,我们家拆了偏房,帮大姐家把过细的屋檩换了,把门窗也换了,房子这才结实一些。大姐夫长得很丑,又不善言谈。我长大懂事后,十分不解:当时我们家在村里不是穷户,成分也不高,大姐长得漂亮,又有些文化,为什么要找大姐夫这样一个人呢?我是大姐带大的,大姐结婚后我常待在大姐家。晚饭后,大姐夫去村代销店卖东西了,大姐在油灯下看书。我问大姐:"姐,你念了几年书?""三年。""怎么不念了呢?""我是老大,得挣工分养家啊。"停了一会儿我接着问:"那为什么又要出嫁啊?"大姐停止看书,看着房梁,待一会儿喃喃地说:"爷爷说了,能不听吗?"

爷爷活着的时候,爷爷当家。奶奶死得早,是爷爷一手把姑姑伯父和父亲带大的。他老人家非常疼爱我们,我们也很敬重爷爷,没人敢和爷爷顶嘴;有差样儿的饭菜,先让爷爷吃,——当然最后是绝大多数的好吃的,都跑到我的肚子里来了。——爷爷死后,我问母亲,为什么给大姐找了这样的穷户,找了这样的丑姐夫呢?母亲说:"这是你爷爷的主意。你爷爷说,找了这样的人家,找了这样的人,你姐嫁过去不受欺负。你爷爷是对的。"爷爷是不是对的,我不敢说什么,但大姐不受气,却是真的。大姐夫是一个实在老实人。记得当时住在大姐家,大姐夫从代销店拿回的糖果麻花我吃够了,就用锤子在窗台上把它们砸碎。窗台被我砸得坑坑洼洼,糖果渣、麻花沫满炕都是。大姐看着笑,大姐夫也不说什么。我的胆子可是越来越大了。墙上的年画被我撕掉了,柜上的帽筒被我打破了,梁上的燕窝被我捅下来了,院里的枣树被我打没叶子了——我也就玩够了,晚饭后,天黑了,我说:"姐,我要回家。"大姐说:"刚来两天就想家了?""嗯,想家了,回家。""天这么黑了……"大姐夫边说边看大姐。大姐说:"不怕,走吧,我们倒替背着他。"于是,我在大姐夫的背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到了家里的大炕上。母亲正笑着对大姐夫说:"你看这个小末末了儿,真是个大业货啊。"长大后我才明白母亲用的这两个词的意思。"末末了儿",就是最小的小孩子的昵称,我在家最小,所以母亲这样称呼我。"业货",是我们这里的方言,颇有点梵语的味道,意思是麻烦、累赘。

大姐待我是不怕麻烦的。我在县城读书了,离大姐家近些。大姐三天两头来看我。这时候大姐已经是四个儿子的母亲了,人变得又黑又瘦,背也有些驮了,只是头发还是那么密,待我还是那么好。一天中午,我在教室里看书,有同学说外边有个老太太找我。我出去一看,是大姐,背上背着半袋麦子,满脸都是汗水,密密的头发都被浸湿了。大姐不会骑自行车,十多里的路,走着来的。

"姐,我有的吃,这么远谁让你来的啊!"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了。

大姐说:"下来麦子了,你念书累,不能总吃窝头呀。你大哥想来,可地里实在脱不开身啊。"大姐接着这样说,我们那里管姐夫叫哥,大哥就是大姐夫。

"姐,你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打饭。"

"不用了,家里五个要饭鬼都还没吃饭呢。你快回教室好好读书吧,我走了。"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在大姐身后静静站着,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大姐老了,不到四十岁的人,已经是五十多岁的样子。岁月啊,你能告诉我,那个骑在马上的大姐哪里去了?那个在油灯下看书的大姐哪里去了?——大姐是母亲生的第三个孩子,以上的一男一女,都是五六岁上夭折的。所以家里对大姐很娇爱。大姐读了三年书,——听母亲说,大姐读书成绩很好,只是后来有了大哥二姐,就不让大姐读书了。大姐没有说什么,顺从地帮着父母干活挣工分。一直到大哥二姐能下地挣工分了,大姐才出嫁。出嫁时,大姐虚岁二十四,在那个时代,她已经是老姑娘了。

我的大姐是逆来顺受的性格,很少有着急上火的时候,只有那一次例外。

那是大外甥过第一个生日的时候,大姐回家来了。我们这里的风俗,孩子的第一个生日,要到姥姥家去过。姥姥会给孩子准备长命锁。那个年代,长命锁不是金银打制的,而是用厚纸板剪成锁形,外面用红纸粘贴起来,上面用线固定上许多的硬币,两边还缀着纸制的葫芦、元宝等饰物;这样的长命锁不能带在孩子的脖子上,只能挂到墙上算做工艺品。所以在"锁"外,人们挖空心思地添加饰物,多加硬币,免得姑娘拿回去让人笑话。吃饭的时候,先在桌子上放上火烧、馃子等食物,再放上书本、算盘等读书用具。看孩子先拿什么,以此来预测孩子的未来。我姥姥家没人,生日是在自己家过的,听大姐说,我先拿的是算盘,所以是读书的命。大外甥先拿的是馃子,大姐笑着说:"看来是个上河的料。"那个年代,秋后农闲的时候,青壮劳力要去整修河道,我们这叫"上河"。大外甥的生日赶上了农忙季节,饭后大姐要走,我也要去,母亲怕我累赘,大姐说:"让三跟我去吧,反正他在家也没事儿,去了还能在地头帮我看看孩子呢。"

一路上我们走走停停。燕子尾的花是红色的,野葡萄的籽是紫色的。蜻蜓低低地飞着,只是任我怎么跳也逮不着。低下头来,呀,一群群的蚂蚁排成长队,它们在乔迁新居……眼看再过一个村就到大姐家了,天空却突然布满了乌云,接着传来了呜呜的雨叫声。我们紧跑几步,到一户人家避雨。推开门,大姐让我管开门的姑娘叫表奶奶。原来是亲戚,是大姐村一个表爷爷的对象,那时还没过门呢。一家人正在吃晚饭,见我们进来,赶忙把饭桌收拾起来,把我们让到炕上坐下。本以为雨一会儿就停,不料想越下越大。我们和表奶奶的家人都有些趁不住气了。早过了吃晚饭的时候,小外甥饿得哇哇直哭。一会儿表奶奶端着小半碗儿面糊走进来:"就这一把面了,干柴也没有了,——这是用开水沏的,先喂喂孩子吧。"说完表奶奶一脸难为情,看了我一眼,就走了出去。大姐先喂了两口给小甥生,然后给我,我说我不饿。可怜那几口面糊,小外甥几口就吃光了。不一会儿小外甥睡着了。雨还在下着,借着灯光向窗外看,屋檐上象挂上了瀑布。一会儿表奶奶抱着一床被子走进屋来,对着大姐说:"就在这屋凑合睡一宿吧。"大姐说:"一会儿不下了我们能走。"表奶奶说:"走不了了,我刚出去看了,村东的路上水没了膝盖了。凑合睡吧。"说完表奶奶不自然地笑着出去了。她说得没错,两村之间是一片洼地,路上肯定积水很深了。没办法,只能住下。

又累又饿,倒下一会儿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觉醒来的时候,雨停了,天还没有大亮。肚子里象有一只小手在捋我的肠子,身上火烧火燎的难受;不知为什么我鼻子一酸,眼泪叭嗒叭嗒地滴在了枕头上。大姐问:"小三怎么了?"我说:"姐,我饿。"说完泪水流得更快了。大姐翻身坐起来,抱起小外甥背起我,说一声"咱走"。我们不辞而别了。

出得村来,借着曙光,但见地里白茫茫一片。一直到现在,我的耳边还能依稀听得见那晚此起彼伏的蛙声,和大姐哗拉哗拉地趟水声。

几十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才真正明白,大姐的顺从并不是软弱,大姐是个坚强和果敢的人。大姐喜欢女孩,但却生了四个男孩儿。依靠着勤劳和节俭,大姐和大姐夫给每一个外甥盖了五间新瓦房。外甥们都娶了媳妇有了孩子了,按说大姐应该歇歇了,但不,大姐和大姐夫依然种了三十多亩地,养着三头牛四口猪。院里更是鸡狗鹅鸭满地跑,丝瓜扁豆满墙爬。我每每见了就劝:"姐,你和大哥都快七十的人了,种这么多地干什么呀。就是愿意种也少种点,你们又不是缺吃少喝的。"大姐神秘地说:"我攒钱啊。"我满脸诧异:"他们出外打工,那年不挣几万啊,你攒那么多钱干什么啊?"大姐不屑地说:"我才不给他们攒钱呢,那都是些没出息的料。我给甜甜攒钱,将来出国用呢。"

甜甜是我的女儿,五岁读书,十六岁就考上了大学。这一直是大姐的骄傲。她逢人便说,这孩子象她爸爸,有出息,一定会出国读书的。这样说话时,大姐的眼里会放射出年轻时的光彩。

——这就是我的大姐,时时想着我,想着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怎么感谢大姐,我也不知道今生能不能报答大姐对我的恩情。我只盼望着,如果有来生,我们还做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