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篇38年前采访菏泽原地委书记周振兴的稿子再次点燃菏泽人民的关注热情。事情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仲春时节，菏泽电台的一名记者，有幸随时任中共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同志到曹县革命老区曹县韩集乡红三村看一位杨得志将军当年的老房东、老共产党员伊巧云老人，亲眼目睹了这位干部对人民的赤胆忠诚和担当。随同的有时任曹县县委书记、武装部部长等6人。
到韩集后，周振兴书记没在乡镇和村委停留一步，直奔伊巧云老人家中。此时老人已重病在身，当周振兴握住老人枯瘦的手问老人还有什么要求时，伊巧云老人犹豫了一下，说“就是想吃半碗肥中带瘦的猪肉。”说完，老人又后悔了，用另一只手拍打着周振兴的手背：“也就是这么一想，周书记别当事。”历来以雷厉风行、低调工作作风著称的周振兴，一下子泪流满面。他双手握住老人的双手:“怪我，怪我们啊，老人家，对不起您。”他抹了一把脸，回身掏出自己衣袋中的一沓钱，递到赶来的乡镇书记手中，县、乡领导纷纷掏自己的衣袋，被周书记一把按住了。无用言说，老人当天就吃上了肥中带瘦的肉。
随后，周书记回到县城参加了县委的一个汇报会。会上他眼含热泪地讲了一段话，“伊巧云老人今年83岁，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她牺牲了丈夫和三个孩子。抗战时期，在抗战堡垒红山村，在做杨得志将军房东时，为接待来往的将士，她曾一天做过9顿饭，为让将士吃饱吃好，她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物件和娘家陪送的嫁妆。现在，在我们领导下，生重病了，竟吃不上半碗肥中带瘦的肉。同志们，我们还有脸当他们的书记吗？”说着，周书记突然抬手扇了自己一个耳光，说，我们这些大大小小书记的脸还叫脸吗？
这一记耳光打得是那样清脆，话说得那样沉重。坐在他身旁的县委书记一下俯在桌上，低声哭出声来。
“周书记，该打的是我，是我，请地委处理我。”一时间，所有与会人员都低下了头。收起了原先准备好的各自工作成绩的汇报稿。
时间已过去38年，可周书记那一记耳光至今回荡在我的耳畔。现如今，这些老领导早已退出领导岗位，但他们那种为小事的自责，为党、为国、为民的担当，树起了一代共产党干部的风范。愿那一记清脆的耳光，能扇去层层不实的政绩观和种种官本位的自尊盲从。
其实周振兴还在菏泽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1978年他在东明县小井村率先推行的包产到户，比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早了半年。
周振兴
周振兴，1927年出生，山东齐河人。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曾在渤海区委任组织干事，跟着组织委员串村找地下党，做工作发展党员，宣传抗日。1945年后，历任中共齐禹县委组织部干事、十二区区委书记。建国后，先后任中共齐河、禹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中共禹城县委、德川县委、夏津县委第一书记，聊城地委委员兼秘书长，聊城地委副书记等。1978年，周振兴任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说，“到菏泽两天，家人也都跟着来了， 我们就在菏泽安家落户了。”从此，他天天面对的是菏泽的老百姓，心里装着的也是菏泽老百姓。 当年3月，在全区推行“大包干”，也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周振兴说：“菏泽的土地大包干最早是从东明县开始的，曾有记者问我这个决定是不是一时冲动做出来的。这肯定不是一时冲动做出来的决定，也不单纯是几个小时的会议就能想出来的决定，这和我十多年来抓土地工作所做的一些尝试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1961年，周振兴在聊城地委任秘书长时，就在《聊城工作通讯》上发表过一些有关“借”地的文章，鉴于当时饿死人这种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悄悄鼓励下级干部把地“借”给百姓，一户“借”给一分二分的地，虽然不多，但也让老百姓们填饱了肚子。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 就应该心里想着、装着老百姓，应该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1977年底1978年初，周振兴开始对菏泽一些农村进行走村入户调查，令他的内心震撼很大，特别是看到东明县小井村张殿兴家的破败景象：三间房子扒掉了两间，拿去买了口粮，屋子里连张床也没有，一家7口人只有一床被子，他心疼得流下了眼泪。随后，周振兴在东明召开会议，并做出两项决定：首先把小井村及周围十几个穷村划在一块，成立小井公社；其次把全县盐碱地分给群众自种自食，三年免征农业税。菏泽农村土地改革的序幕就此拉开。全国的土地改革也得以在三农发展历程中发生历史性转折。并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分地政策若有错，我周振兴一人扛。”这是当年他说过的一句话，为了将分地顺利开展，他把所有责任拦在了自己身上。“那时人人自保，谁敢站出来说支持分地？只要不公然提出反对就是对我的支持了。而想说服他们就必须先把自己给推出去，当时为让百姓尽快填饱肚子，我豁出去了！”
鉴于当时的情况，周振兴认识到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他下定了决心进行改革。1979年春节过后，他召集了区、县、公社三级干部会议，正式推出“包产到组”、“包干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周振兴在会上一连讲了8个小时，其中的一些话至今听起来仍让人热血沸腾。
“老百姓自己的地，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却没有自主权，吃不饱饭，我们能不能对得起良心？”“在座的县委书记同志们，你们把笔记本拿出来，把我下面这段话记下来。今天我的讲话有录音，你们再留一份书面证据。如果上级说这件事我们干错了，追查下来，我周振兴一个人承担责任，你们都是被迫的！”周振兴的讲话无疑振奋了人心。这次会议，正式推出了“包产到组”、“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形式。这些振聋发聩的声音，充满了个性色彩，而这，正是一个地委书记真实的心声。
万里
1978年，《人民日报》报道了万里领导的安徽省委制定的落实经济政策的六条规定，主要内容就是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等。一天早晨，周振兴正在散步，从收音机里听到后，他马上让人记录下来，随后据此推出了“菏泽八条”。
1980年春天，当全国关于“包干到户”的争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菏泽已经率先迈进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的门槛，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大包干”，菏泽大地到处是拿着尺子丈量土地的人群。
周振兴总结责任制实施原则时讲了一句话：“办法越简便越好，利益越直接越好，责任越具体越好。”后来这句话传到了来山东视察的万里耳朵里，又由万里传向全国，载入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史册。
土地包产到户效果立竿见影，菏泽一举由粮食净调入地区变成净调出地区。1980年代中期，人口不到全省十分之一的菏泽，提供了全省六分之一的商品粮。
“我当时是豁出去了！没办法，眼看着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不动大手术是不行了。我在那次三级干部会议上也说了：只要叫我当这个地委书记，我就得叫老百姓吃饱饭。否则，这个地委书记我宁可不干！”再次说起这句话，他依然是铿锵有力。 因为周振兴的敢作敢当，菏泽老百姓填饱肚子比别的地方早了三四年。菏泽的发展，一是靠菏泽人民自己的开创和奋斗精神，但每一个历史节点都与一个英明的领导有着莫大的关系。
从周振兴那里，现在我们知道，创新和发展，勇气和担当，一个人是可以改变世界的，而好的政策，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是最能造福大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