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年1月新官上任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驻守河南的蒋鼎文，很快就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河南遭遇了大旱灾。先是有些地方一春不下雨，麦收平均只有一二成，搞的人心惶惶。继而整个夏天又未下雨，早秋几乎全部枯死，晚秋即使有些地方勉强种上，也因缺乏雨水和播种太晚，不能结实生籽。偏偏祸不单行，夏秋之交，又闹起了蝗灾。蝗虫满山遍野，遮天蔽日，落在高粱地或谷子地里，翅膀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瞬间就可以就把禾苗啮光。
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在纪念抗战五周年讲话时指出“今年若干县份二麦复欠收成，秋旱可虑。至于勘灾请赈更当努力办理，总期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并与尽可能范围内，力求民众负担之减轻，精神之安慰。”
李培基对河南灾情有些轻描淡写，没有重视，没有调查实际情况。在他看来各县为了避免多出军粮，难免有夸大灾情之嫌，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第一时间把河南遇到的困难上报中央。由于他的失误汇报，就给中央政府造成错误的判断。
6月上旬，日军向林县、陵川、淇县等地发起进攻。国军抵挡不住，纷纷根据总部指示转移太行山区，采取“敌来我走，敌退我追”的方式和日军进行周旋。但是第40军106师师长李振清决定不按总部指示，联合39师痛击来犯之敌。6月12日将近拂晓的时候，106师成功聚歼林县合涧镇附近的一股日军，缴获战马200余匹。接着又在火烧庄与敌人厮杀两昼夜，有力阻止了日军的进一步扫荡。
由于河南大旱，冀察战区太行山游击根据地的给养十分匮乏，官兵主食为玉米。当地老百姓的日常饮食也非常拮据，除极少数人家还有余粮外，大多数人家只能依靠米糠、红薯干、野菜之类果腹。李振清师长为了减轻地方负担，派人到山西设法搜购军粮，再由民夫搬运下来，以供军民食用。起初官兵还能每日吃上两餐，后来逐渐供应不上，不得已只好把米糠观音土渗在小米内，维持官兵生计。
河南省政府没有如实报告灾情，驻军担心影响军粮供应，将可预见的严重情况，通过各种管道向重庆传递。据后来接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刘茂恩回忆，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重庆晋见蒋介石时，曾经报告过河南灾情，蒋介石听后要他赶快向何应钦反映。未料何说“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
蒋鼎文将河南旱灾、蝗灾实情上报，因为与省府所报不同，不仅未受到重视，反而遭到批评。河南军政双方为此引发极大利害冲突，蒋鼎文愤怒之下一度扣留河南财政厅长和粮政局长。
蒋鼎文说：“本来我只管军事，征粮是河南省政府的事，但明知道河南缺粮，李培基却报告说河南的收获还好，这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你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二是拿出粮来。”为了粮食，河南驻军与当地政府无法达成共识，矛盾开始激化。
此时，全国的抗战形势及国际局势是什么样的呢？
从1942年上半年的蒋介石日记中，丝毫看不出愈演愈烈的河南灾情。在此期间，他记下了出访印度、指导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权衡浙赣会战衢州守与不守、引导“新疆王”盛世才归附中央等事件的点点滴滴。
当戴安澜师长缅甸殉国的消息传来后，他在日记里不禁感叹万千说“杜聿明处置不当，如当时能遵令由河膀向景东转进，则绝无此事。痛哉！”
5月日军为摧毁中国东南一带的航空基地，调集重兵进攻浙赣铁路沿线，围绕是否保守衢州的问题，蒋介石陷入苦思，最终痛下决心弃守，他在日记里说“我为政略计，应放弃衢州，万不可以无关紧要一地之得失，争一日之荣辱，而忘最后成败之大计也”。
此时，长期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全面控制新疆地区的“新疆王”盛世才，有意归附重庆。苏联大使却释放出“中央接防河西，为新疆之不利”的政治空气，企图阻挠此事。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一直寻求民族独立，他要求英国退出印度，为此特别写信给蒋介石征求意见，蒋介石觉得不是时候，但又感到一时难以作答。山西地方实力派与日军暗通款曲眉来眼去，蒋介石忧心忡忡在日记里痛责起阎锡山“廉耻扫地”。
从这段时期蒋介石的日记里就可以看出，1942年国内国际形势异常复杂，作为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
9月初，到西安召集军事会议，蒋鼎文再次呈报灾情，希望河南军粮问题能够引起中央足够重视。蒋介石高度重视，但由于对事实情况的认知不清，他认定所谓军粮问题，完全是由于粮政人员办事不努力，并不是因为粮食缺乏所致。
蒋介石因此规定，以后县长的考绩，军粮和兵役各占百分之三十五。第一、第六战区可以设立战区粮食调查处，凡是百石以上的大户人家，调查清楚之后，即转交省政府管理统制，以备不得已时就地征购，接济军食。考虑到河南遭灾的特殊情况，蒋介石同意河南的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并把西安方面的部分储粮迅速运往河南，以解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