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一個短短38年的特殊年代，一個分裂的年代，一個屈辱的年代，一個東西方文明碰撞的年代，一個黑暗與文明交織的年代，不同的人看民國有不同視角，公知看到的是胡適和劉文典，文人看到的是徐志摩和林徽因，憤青看到的是魯迅，普通人看到的是閏土，而公認的是，民國是一個大師輩出的年代。
確實，中國已經數百年沒有見到過文化如此鼎盛的年代了，上一個這樣的年代是北宋，再上一個年代是盛唐，再往前推就到先秦了。民國之後，這種盛況彷彿在一夜之間消失不見了，於是很多人產生疑問，民國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大師。
解答這個問題前，我們首先要明白的是，每一個文化巔峰時期都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先秦時期是禮樂崩壞、管學下替，加之社會混亂，人們對黑暗的社會有了不同的見解。盛唐是因為開放、包容，社會空前繁榮催生了自由奔放的思想，而北宋是因為文人地位得到加強，加之社會安定、商品經濟發達，催生了市井中的“詞”。那麼，民國呢？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 國門大開，東西方文化碰撞產生火花
在清末民國以前，中國已經閉關鎖國數百年，期間幾乎沒有外來文化引進，中華文明經過數千年發酵已成為死水一潭，思想文化無非儒家思想那一套，四書五經已經基本囊括，後人所做的無非是在儒家思想上修修補補罷了。孔孟之後，經過漢代大儒們的修改和闡釋，儒家思想閃耀了上千年。兩宋時，陳朱理學對孔孟思想進行了進一步的改良和解釋，再然後就是明朝王陽明、王夫子、黃宗羲等人的完善工作。發展到這裡，儒家已經走進了死衚衕，再無新義。
這時候，西方文化的引進對傳統國學產生了積極影響，新思潮與舊思想交融總會碰撞出火花，繼而產生一系列大師。如民國大儒王國維，早年學習國學，後來精研西學，熟讀康德、叔本華、尼采等人的著作，用西方哲學、美學、文學觀點和方法剖析國學，成為歷史學和考古學研究流派的開創者，所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奠定了中國現代考古史學的基礎，完全當得起“大師”之稱。
再如同為“清華四導師”之一的陳寅恪，本是傳統文人，因家學之故有幸接觸西學，先後赴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美國高校深造，大量學習西方文化，學貫中西。回國後，他用西方的現代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精研中國古代佛學、詩詞、邊疆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等，僅其提出的“關隴集團”概念就將隋唐史研究0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又如當時的文人領袖胡適，其人功過難定，時人對其評價不高，季羨林稱其為“書呆子”，章太炎稱其“不配談哲學”，教員評價其“頑固”，但他領導了新文化運動，率先打起“民主”、“科學”兩面大旗，直接催生了新民主主義，故而被後人捧為“一代宗師”。
總而言之，民國大師誕生在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當中西文化徹底完成融合，本土科學文化思想得到徹底完善後，大師的土壤也就不復存在了。
二、 大師源於文人之間的互相吹捧
不可否認，大師們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還是有真才實學的，但這種真才實學卻沒有嚴格的檢驗標準，大多數源於名流們的拔高和推薦。當時的中國識字率不過5%，有幸接觸到西學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只要曾在國外留學鍍金，歸國後必然是某一學科的學術帶頭人，掌握著絕對的話語權，自然就成了大師。
陳寅恪剛回國時寂寂無名，梁啟超向時任清華校長曹雲祥極力推薦，稱其“學問勝我十倍”，於是輕鬆獲得了清華導師頭銜。放在今天，一個剛剛歸國的青年海歸，能憑藉友人的三言兩語就得到清華大學導師頭銜嗎？
對比民國與今天，海歸已經越來越廉價，這是因為中國與西方的差距迅速縮小，西方的學問在中國已不佔絕對優勢，大師在逐漸消失，恰恰表明了中國在進步。
三、 大師總是誕生在黑暗中。
什麼是大師？大師黑夜中的一盞明燈，在夜空中為人們指引前進的方向，但大師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當夜空足夠黑暗時，大師的思想才會熠熠生輝，就像只有在夜間才能看見星星一樣。
同樣，只有社會足夠黑暗時，才能出現大師。回到識字率問題上，在當時社會，識得千字便可稱知識分子，熟讀百家即可為人師表，學貫中西就能稱為大師了。當知識在普通人中普及後，學問不再高不可攀，社會平均學問水平整體拔高，無形中提高了大師的門檻，也就不會產生大師了。舉個簡單的例子，“專家”放在民國應該算是大師了，但在今天卻人人喊打，只有在相關領域做出超越前人的偉大貢獻，才能當得起“大師”之稱。
歷史的潮流滾滾向前，把一些人推到臺前的同時，也把一些碾在了車輪下，民國大師們出生在一個黑暗的時代，也應該慶幸出生在一個偉大的時代，才能被歷史的車輪推到臺前。有大師的年代未必好，沒有大師的年代也未必不好，我們更應該慶幸生活在知識爆炸的時代，人人都能成為大師，人人也可批判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