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是解決矛盾最高形式，也是達到利益訴求最有效的手段。古往今來可謂屢試不爽，想要佔領別人的領土資源，直接發動戰爭；想要別人的金銀財富，找個理由，發動戰爭；想要別人的人才技術，可用戰爭去掠奪；甚至看上別國的美女佳人，也可以挑起戰爭，巧取豪奪。不管時代如何變化，道理總是一樣的，
戰爭沒有正義與邪惡之說，話語權永遠掌握在戰勝方手裡。即使雙方打得元氣大傷，戰勝方也可以要求戰敗方賠償道歉，這些都是天經地義的事，從古到今都沒有人懷疑過。但奇怪的事情總會有，近代中國曆經萬難，終於驅逐日寇，戰後卻拒絕了日本的賠償，令人費解。
據統計，二戰後日本總計賠償他國223億美元，其中參戰國，如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緬甸、越南、老撾等都得到了日本的賠償，就連一些中立國，如瑞士、西班牙、瑞典、丹麥等，也痛打落水狗，以戰爭損毀其在國外財產為名，也要求日本賠償，並如願以償。由此可見，戰後的日本是有能力和渠道，並願意賠償的。
放棄日本賠償，中國不是獨一份。英國、蘇聯、美國、荷蘭、澳大利亞和印度在二戰後也放棄了日本的賠償。中國當時的情況是比較特殊，剛從二戰的泥潭爬出來，還沒來得及喘氣，就又風風火火的進入了內戰的深淵。多種因素促使我國暫緩對日賠償要求。二戰時，中國得到了一些美國的援助，應該說在要求日本賠償與否的問題上或多或少會買美國一個面子。當時，美國在亞洲想要以日本為籌碼，牽制蘇聯和中國，希望日本戰後能快速恢復經濟，中國也知道美國的態度，深知想要馬上得到賠償不容易。“欲速則不達”，不如先放一放再說，擱置爭議、從長計議為好。
中國內戰時期，雙方自顧不暇，無暇顧及日本賠償問題，且內戰雙方都想要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全都選擇了暫緩對日索賠的要求。有些人說，中國當時應該就放棄了對日賠償要求的權力。但從後面種種跡象看來，中國只是有自己的考慮、有更緊急的事情要做，加之外部環境的壓迫妥協，實在沒有精力和時間來詳細考量賠償問題罷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放棄賠償，打算就那樣算了。
新中國成立後，美國很不高興，在將中國排斥在外的情況下，一手操辦了與日本媾和的舊金山會議，迫使中國喪失了通過合約方式結束與日敵對狀態和解決戰爭賠償問題的可能。早在舊金山會議前一個月，周總理就已經對美國想要與日本媾和的申明發表了意見。周總理說，中國願意看到日本戰後能發展和平經濟，並願意恢復中日正常的貿易關係，以使日本人民的生活不因戰爭而受到威脅和損害，其他曾被日本佔領的而損失慘重又有建設需求的國家，應該保有要求賠償的權力。
當時，我們正在抗美援朝，與美國的關係不可能好，我們對美國損人利己的虛偽行徑已經明確的表明立場，但最終還是被老美擺了一道。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的對日方針逐漸轉變為以實現中日關係正常化為主要目標。此後，中國以博大的胸懷對日採取了一系列寬大、緩和措施，包括幫助在華日僑歸國政策、從寬處理戰犯政策等，並初步有了正真意義上放棄對日賠償要求的打算。
有人認為，日本侵略中國，給我們造成巨大的損失和災難，堅持要求日本應該賠償中國並道歉。大家將這些想法告訴周總理時，周總理當場表明，這個款，不要賠了，賠款還不是日本人民的錢，政府還能拿出錢來嗎？1956年，在紀念孫中山誕辰90週年活動上，周總理與日中友好協會會長松本治一郎談話中再次提及賠償一事說，日本人民是無罪的，中國絲毫無意要求日本進行戰爭賠償。周總理後來表示，我們應該向前看，恢復邦交，發展經濟文化交流，不要總盯著過去的事情。
周總理的話非常實在、非常貼心，令人欽佩。中國深受戰爭賠償之苦，《南京條約》賠償英國2100萬銀元，《馬關條約》賠償日本2億兩白銀，《辛丑條約》賠償11國列強4.5億兩白銀，還有其他大大小小的賠款，促使政府一貧如洗，也使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熱、民不聊生的痛苦境地。周總理深知，最終賠款都是人民買單，政府只是“二傳手”，人有好壞之分，要區別對待，分清楚，我們不應該與人本人民過不去，向前看對大家都好。
其後，中日邦交逐漸正常化，雙方貿易、學術、科技交流頻繁，我國迅速發展、綜合國力極大的提高，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和平發展期。箇中利弊，判若雲泥。我們應該銘記歷史，更應該向前看！不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