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汴河與永城
盛玉學
汴河雖然是隋代開鑿，但達到全盛時期卻是在北宋。永城“跨汴而城”，是梁宋間 東南的門戶，是中原通往江淮的重要物資集散地和中轉站，是京都開封政治經濟圈內的京畿之地，是當時等級制縣級行政單位中的一等大縣。明嘉靖《永城縣誌》記載永城“在宋為郡”，所以金元時代永城在繼續保持宋代行政規模的基礎上升格為永州。永城在北宋屬於“望”縣，主要是汴河流經永城奠定了永城重要的交通地位，由此帶來大發展，大繁榮，帶動了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快速上升。
北宋汴河的重要性超過唐代。宋太祖趙匡胤曾以“寶帶”比喻汴河。宋太宗趙匡義曾赴汴河決口視察，說“天下轉漕，供給在此一渠水。”《宋史》說：“國以兵為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汴河為主。”北宋時汴河運梁達到了歷史的高峰，大中祥符時期達到了七百萬石，宋真宗天禧年間每年達到八百萬石。常年在汴河中往返的船隻數以萬計。《宋史》記載”汴河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東南之產，百物眾寶，不可勝計。“《宋史》又說”唯汴河橫亙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富，並山澤百貨，悉由此路而進。”並說汴河是“建國之本”。
永城跨汴河兩岸，夾汴河修城，沿隋堤修街。這麼長時間，這麼多貨物，這麼多船隻，連同堤頂驛路，水陸兼行。可想而知，有多麼繁忙，帶來多少繁華。據史料考證，永城城內汴河河面要比城外寬近一倍，設有南岸碼頭和北岸碼頭，這些都是為了因應南來北往的大批停船。永城城內在汴河上還有兩座大橋，分別在南北碼頭附近。汴河眾多的船隻在永城停靠，或中轉貨物，或旅途交班，或泊岸避風，或接受巡查，或逆水拉縴，或休息觀光，或購物交易，或尋親訪友，或邂逅相逢，或燒香還願等等。每天都是千帆競發，百舸爭流，走一批又來一批，絡繹不絕，熙熙攘攘，汴河沿街，生意興隆。當時永城的城市佈局完全是依汴河的東西方向而延伸，形成永城主街道東西狹長，南北較短的特點。永城汴河上的集鎮如酇陽，馬牧，呼莊，二十里鋪等也具有相同的特點。這是圍河經商和居住形成的特徵。
汴河促進了永城前所未有的繁榮，形成了以汴河為中心的經濟帶，向南北方向輻射延伸，由此也奠定了永城的以汴河城鎮為中心的道路網絡格局。鄉村的大道都是以通向汴河集鎮，汴河集市是商品交易的首選地，汴河拉動了鄉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永城商品經濟的興盛，使城鄉居民收入得以提高，政府的稅收也得到增加，由此拉動了永城城市建築和寺廟的興盛，超過了以前任何一個朝代。富麗堂皇的黌學，巍峨的韓亭，臨汴河而建的地標甫亭，美麗的園水亭，莊嚴的承天寺，高聳入雲的崇法寺塔都是北宋時期建築的傑作。如果沒有充裕的經濟基礎，是不可能完成這麼多形象工程的。
經濟的繁榮帶來文化的繁榮。北宋很多著名人物包括皇帝都與永城有或多或少的聯繫。如宋真宗，宋仁宗，王安石，范仲淹，歐陽修，蘇軾，蘇澈，韓億，梅曉臣，蔡襄，賀鑄，張耒，晁補之等等。這麼多政治家，文學家，包括一流的書法家都登臨永城，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其中宋真宗曾去芒山高祖廟祭祀，並御賜均慶寺，宋仁宗皇后是北宋開國名將永城籍曹彬的孫女曹娘娘，王安石為永城芝閣亭題寫碑文，范仲淹的莊田在永城，而且曾在永城立碑，蔡襄為永城黌學題寫碑文，歐陽修為黌學碑題跋，蘇軾多次經過永城，蘇澈酇陽賦詩，韓億登第為永城令，賀鑄在永城遊覽賦詩多首。這些人除皇帝外，還有四位宰相，有皇國親戚，可以說北宋時期永城確實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文化發展高峰。
汴河對永城的具體影響很多。根據北宋史料記載，科學家沈括曾奉皇帝之命專門對汴河長度進行詳細測量，還對某些重要段落劃斷測量，以便為政府決策提供依據。永城是重要地段之一。永城汴河上東有二十里鋪，十八里鋪，七里店，西也有同樣名稱的店鋪，呈對稱分佈，顯然是以永城縣城為原點算起的，就好像是一個縱座標軸。那麼這個座標的原點應該在城裡什麼地方呢？有人說在大隅口，其實不對。根據宋代史料，結合實地考察研究，縣城內的座標原點應在中山街和牌坊街交點處的永城老縣衙前，這地方在宋代是永城總鋪的位置。這個總鋪是北宋時永城汴河上官方的總驛站，是政府設立的汴河水驛和陸驛的重要辦事機構。這個地方又處在北碼頭汴河橋的右側，是北宋永城最熱鬧最繁華的地方。北宋時日本僧人成尋去東京開封求法，曾在永城汴河總鋪甫亭停船住宿。成尋遊記體日記《參天臺五臺山記》記載永城的景象就是這裡。北宋詩人李覯送朋友來永城，賦詩有一句“官舍隋河北”也是說的這個地方。表明永城古縣衙前的總鋪確實是一處顯赫之地。我們知道中國古代是官本位社會，一切都是以官制為標準的。當時政府測量後修建的總鋪，就應是永城段汴河官制標準的中點或原點，以彰顯政府或官員的權威和尊嚴，具有國家法律效力。因為汴河段落的測量，涉及到政府的決策，涉及到商品運輸的費用，涉及到國家和地方政府徵收的稅賦，涉及到運輸的長度和時間的計算等許多問題。所以經大科學家沈括測量後的汴河運營區間的距離應該是準確的。
北宋時期永城汴河上還設有水門，東西各有一道。水門和城門並不重合，研究表明永城西水門和西城門是並肩連在一起的，水門在南，城門在北，水門跨汴河之上，城門在隋堤上。東水門和東城門則不同，二者錯開，南北相距數米，主要原因是汴河是西北至東南方向斜著的，水門必須和汴河保持一致，但城門則無法保證，也不需要保證。原因是中國古代建城講究堪輿術，是有規矩的，主街道要橫平豎直，城門都基本上在一條正直線上對稱，尤其不能過於傾斜。永城東城門偏離隋堤的方向，就是要糾正中山街從大隅口往東愈來愈斜的趨勢，儘量偏向北邊，以達到東城門與西城門對稱的目的，儘量使城符合堪輿術的理念。北宋時永城的城牆是用土夯築的短垣，賀鑄在詩中曾有描述，那麼當時的水門，也可能是簡陋的，設置水門的目的主要是控制汴河上行船的數量，保障官船安全自由的通行，戰爭時用水門來扼制汴河航運和便於調節水量。據史料記載，宿州，永城，商丘等汴河重鎮均設有水門。
汴河對永城不僅有航運之利，而且還用來灌溉農田。永城的汴河沿岸是宋代旱澇兼收的良田區。利用汴河灌溉農田最早出現在唐朝，宋朝繼續沿用，並擴大灌溉農田的範圍。政府將此作為促進農業生產的措施而大力推廣。汴河改良了土壤，增加了肥效，永城汴河沿岸糧食產量普遍高於其他地區。北宋政府在農業生產的關鍵季節，寧可讓汴河漕運暫停十天半月，也要灌溉農田。由於永城汴河沿岸肥沃，北宋一些高官的田地就分佈在汴河沿岸，如范仲淹的莊田在永城汴河西段南岸，呼延讚的莊田在永城東段汴河以北。
每年的冬春兩季，是汴河的枯水期，為減少汴河缺水對航運造成不利影響，宋太祖趙匡胤曾下令沿汴河各州府縣，必須開挖蓄水湖泊，當時稱之為“水櫃”，在旱澇時增補或排除汴河水量。據考證，永城城南的蓮花池就是北宋時響應政府號召而開挖的調節汴河的水庫。該水庫的東北端與汴河相通。後來汴河淤積消失，蓮花池成為永城風景秀麗的南湖。宋代每年冬春政府還組織汴河沿岸大批民工疏理河道，清楚淤泥，加固大堤，培土夯築，給永城人民帶來沉重的勞役。其中築堤嚴格到苛刻的程度，汴河南北大堤要全部夯打，向蓋房子夯打地基一樣，直到堤面用錐子不能扎透為止，否則就要受到加倍懲罰。現在看到隋堤黑土依然堅硬，就是千年前夯打的結果。
北宋汴河構築了永城的水網，汴河是水系的軸心。縣城是一座水城。汴河北通睢河，南通澮河，東連泗水，西接渦河，潁河。航運四通八達，連接江淮和東海。永城成為一座開放性區域交通中心，通達全國。永城通過汴河加強了與各地的聯繫，擴大了影響力，特別是強化了梁宋東部第一門戶的地位，奠定了永城大運河名城的基礎，影響極其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