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他人賣淫罪和組織他人賣淫罪在行為上有重合的部分，容易混淆，在量刑上卻差距較大。如非情節嚴重，介紹賣淫是五年以下，組織賣淫是五至十年。同樣一個行為，因為理解不同導致定罪不同，量刑結果往往差距三至五年，導致罪刑不相適應，損害司法公正。
由於信息科技的進步和監管打擊的嚴厲，現在賣淫行為往往採取線上聯繫、線下服務的模式，這樣更加隱蔽。
嫌疑人在網上大量發佈招嫖信息，在和嫖客接上頭後，會對服務方式和價格進行協商，這往往觸及到了組織賣淫中的組織性問題，因為介紹者似乎觸及到了定價、決定服務這一核心內容。但這是交易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環節，介紹者一般也不具備控制服務流程的意思表示，只是在和嫖客對交易細節進行溝通。
在和嫖客商定好地點後，介紹者會告訴賣淫女，讓其提供上門服務。這一過程能否認定為介紹者在指定服務地點，具有組織性、控制性呢？
我認為不妥。首先，地點是商定的，其中包含了嫖客、介紹者、賣淫女等多人的意志選擇，介紹者不參與上門環節，其選擇地點的意志往往是最弱的，他主要起到一個信息傳遞的作用。其次，任何線下交易，都回避不了地點問題，這裡也一樣。作為信息中介，介紹者不存在閉口不談地點的可能性，這個情節已經被介紹他人賣淫罪所包含和評價，不應額外賦予新的內涵。如果告訴賣淫女地點，就被認為是指定、控制了服務流程，則不當擴大了刑事打擊面。
綜上所述，賣淫行為的線上化特點，使介紹和組織的區分有了一定的模糊性。如果對介紹行為進行詳細審視，去附合組織性特徵，脫離交易邏輯和具體環境，因部分情節的具備判定為重罪，既容易又不合理。
對兩者的區分還是應當立足根本、回到最初的地方，即以組織他人賣淫罪為基石，全盤考慮行為與該罪的擬合度，尤其要重點把握組織性特徵，在模糊地帶進行抽絲剝繭的分析，才能準確定罪。
舉個例子，介紹者與嫖客進行了議價，事後也拿到了分成，但與組織者的定價分成是有區別的。組織者是直接向嫖客收取金錢，並在事後向賣淫女分成，金錢的管控權在組織者，這裡就體現了人身依附性。而介紹者與賣淫女之間是一種業務合作關係，金錢是由賣淫女直接收取和掌握，介紹者對其影響力較弱。
此外，介紹與組織還存在其他諸多區別。比如，介紹中的賣淫女可以自由定價，決定是否服務，與多個介紹者保持聯繫。組織中的賣淫女沒有定價權，不能拒絕服務，也不能同時參與多個組織。
是否具有組織性，就體現在這些細節中，應透過行為模式去把握背後實質，不能機械化套用法條。
因此，絕不能因為介紹者與嫖客談了價格、商定了地點等，就說其控制了服務流程，並以較重的組織他人賣淫罪處理。還是應該從細節著手，仔細甄別區分，深刻理解組織性這一特徵，才能做到勿枉勿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