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我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来了一位共产国际的洋钦差。他手捧“教条主义”的本本，错误引导我红军走向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不得不进行战略性大转移，放弃中央苏区，开始了如迈天堑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这位来自共产主义的客人叫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往我中共苏区的军事顾问。
（李德）
李德的到来，是得到了王明的默认与推波助澜的。
而王明，时年仅29岁，早在1931年便在国际共产主义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央的最高领导权。
盖棺定论来说，王明是比较亲苏媚苏和教条主义的。
所谓教条主义即不顾实际出发生搬硬套苏维埃共产革命教条的做法。
比如按照苏维埃红军适用的城市包围农村政策，直接不顾实际套用在中国，便是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
（王明）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与王明交好的李德自然也是教条主义的拥护者。
在李德这位共产主义代言者抵达我中央苏区之后，很快在王明的授权下，取得了我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权。
而彼时，毛泽东早已于1931年4月开始，前后遭到了王明集团的猛烈抨击、孤立与排挤。
（毛主席在瑞金与红军战士合影）
与被他们戴上的毛主席所谓的机会主义相比，王明所代表的冒险主义自然与其势不两立，三人团的到来对毛主席的打击，正是王明敲山震虎的政治手段。
1931年11月5日，赣南会议结束后，三人团为了树立所谓威信，更加彻底地贯彻执行其错误的冒险主义思想与教条主义思想，不顾实际，强行撤销了毛主席中共苏区代书记的职务。
（赣南会议）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为了更加进一步孤立排挤毛主席，打击其从实际出发“农村包围城市”的科学指导思想，三人团再次不管不顾，强行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彻底将毛主席架空，将其排挤至大后方养病。
1933年9月，国际共产主义代言者李德的到来真正对我来说正是趁病要命。
李德刚到中央苏区之际，蒋介石正亲自挂帅，发动100万大军，200架战机，对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浩浩荡荡的“围剿”战，意图一举将我红色力量鲸吞蚕食，歼灭在瑞金一带。
（蒋介石在进行战前点将）
与蒋介石方面浩浩荡荡的围剿相比，我中央苏区也开始了如火如荼的第五次“反围剿”工作，目的只有一个，用各种可能的手段，粉碎敌反围剿计划，保留我红色火种。
为了确保此次围剿大获全胜，蒋介石发动了“堡垒推进，步步为营”的战术。
即在我中央苏区外围修建前后3000多座碉堡，依托强大的陆军基数，对我根据地步步为营，层层修建，层层递进，逐步鲸吞蚕食，最终寻找我中央苏区的核心力量，与天上200架战机配合，布下所谓天罗地网，聚而围剿，绝不放过任何一粒红色火种让我死灰复燃。
（蒋介石在进行战前动员）
此时的毛主席早已经没有了军事话语权，但其仍旧坚持给中央提建议，建议采取积极的防御政策，且战且退，诱敌深入。
然而建议递上去，宛如泥牛入海，李德等置若罔闻，继续我行我素地不顾实际出发，践行他们那一套教条主义加持的冒险路线。
在李德这位军师的错误指导下，我军生搬照套苏联红军的作战经验，实行了消极的防御政策，喊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命令我红军战士全军出击。
（博古）
结果在面对十倍于己，又有飞机大炮加持武装到牙齿的敌军下，我军一触即溃，损失惨重。
毛主席又气又急，憋得双眼通红，一边猛地抽着烟，一边豆大的泪花啪嗒啪嗒地往下掉，但面对李德博古的强权主义与胡搅蛮缠，他实在是无可奈何。
这是毛主席一生中感受到的最无助的时候。
见全军出击不奏效，李德博古又开始打着节节抵御的保守主义计划，竟然开始打算与百万敌军碉堡对碉堡，针尖对麦芒，让我军依托所谓碉堡，搞什么正规战，阵地战，与十倍于己的敌军拼消耗。
结果，我红军人越打越少，阵地越打越小，渐渐地就要掉入敌围剿核心网中为人鱼肉。
1933年10月，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第二个孩子毛岸军降世。
（毛主席与贺子珍在瑞金）
时逢大乱，加之各方面营养缺乏，贺子珍生下毛岸军实际上是早产，个头又瘦又小，比普通娃娃弱上许多。
孩子生下，毛主席便忧心忡忡地抱起娃娃对贺子珍说：“这讶子，实在是生不逢时啊！但不论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尽一切努力养活他！不能再失去他了。”
此前，毛主席与贺子珍前一年已生有长子毛岸红，给这个孩子取名毛岸军，乳名“豆豆”，毛主席有他的美好希冀与愿望在里面。
一个是“红”，一个是“军”，乳名“豆豆”，即“斗”，寓意是纪念红军，红军兄弟一定要团结才能斗得过国民党，也寓意毛岸军是在“斗争”中降生的娃娃。
（毛主席与贺子珍）
由此可见，哪怕千难万险，伟人仍旧怀有一颗不屈不挠，与困难斗争到底的心，哪怕有一点机会，从未停下过为中华民族寻出路的步伐。
毛主席在遭受孤立排挤时，各方面的困难与压力，不仅是来自军事与政治思想上的，也是来自生活上的。
彼时毛主席虽然不再在军队指挥上拥有话语权，可到底还是中央政府的主席，却李德授意下，让物资供应部门刻意剥削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应有物资与粮食。
（中央苏区遗址瑞金）
当时毛主席的警卫员去与物资处的人理论，总务处的人也不知道仗了谁的势吠言道：“我们就是少给了，有本事你到中央去告啊！”
由王明指派的李德及其思想在我中央苏区的荼毒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可当时，毛岸军刚出生，贺子珍正处于坐月子的时候，没营养便意味着没有足够的奶水哺育娃娃，这可怎么行。
正是时难见人心，毛主席最终只能带着贺子珍，去找到了傅公侠，傅公侠到底是经得起考验的优秀共产党人，当即顶着三人团巨大的压力，解决了此事，补偿了该交付给毛主席夫妇的物资。
（右二毛主席与领导人们在瑞金）
在被架空在后方休养的日子里，毛主席总是一个人深夜顾影自怜。
想着眼下的中央，前线的局势，我中华民族的出路，到底在哪，谁又能给一个明示呢？一边大口大口地抽着烟，一边忧心忡忡。
眼下自己既顾不了大家，也顾不了小家，连自己的身体也孱弱不堪。此时，主席的内心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助，又煎又熬。
毛泽民有时候会在晚上来看哥哥，看着夜色下顾影自怜的哥哥，毛泽民亦是潸然泪下，但是这个弟弟从未放弃过对哥哥的信心与信任。
（毛泽民）
毛主席在困难时常说：“大鹏鸟总会有折翅的时候，但只要他的伤养好了，会飞得更快，更高。天降大任嘛！这点考验是必须的！”
主席在时难时的态度，总是这样乐观充满自信。
就在毛主席苦思我军出路的时候，11月，国民党内部便发生了“福建事变”。
当时一同参与围剿我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十九军突然反戈一击，率先与我中共苏区联系，打出了东出“反蒋抗日”的口号。
这便意味着，我军可以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困局中，逐步向国民党第十九军所在的福建根据地进行战略撤退，保留有生力量，再寻求发展。
显然，“福建事变”对我军无异于救命稻草，是老天给我红军在死门中开的最后一道生门，理应抓住。
当时毛主席听闻，十分兴奋，马上给中央建议我军应该马上抓住机会，将主力部队向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赣皖地区突进，再依据广袤的无敌堡垒的地域优势，发展力量，逐步从战略防御，转为对敌的战略进攻。
（我红军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战役）
然而，在利令智昏的李德集团面前，纵是再高瞻远瞩的战略亦是对牛弹琴，等于没有。
当时李德、博古固执地认为国民党第十九军非但不可靠，反而可能是在危险时刻咬一口的“中间派”，因此按兵不动，将这唯一稍纵即逝的生机生生熬走。
面对李德的无知愚蠢与固执己见，毛主席只得愤懑道：“倘若继续让这样无知之人掌握红军指挥权，我红军必将一败涂地，竖子不足以谋啊！”
（王明与李德）
很快，有别有用心之人把毛主席这句话偷偷的打小报告告诉了李德与博古。
博古和李德讥讽道：“他毛泽东泥腿子出生，靠着读过几篇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孙子兵法》与《三国演义》这些上不得台面的粗陋书刊，指挥作战只能像黄巢乱匪一样上窜下跳，一盘散沙，他也敢妄言大兵团作战？以他的粗鄙思想永远也别想掌握苏联红军的核心战术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不是李德第一次展现出其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李德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三年，在来中之前，从未具体地参与过任何一场具体战斗的指挥。
（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
他自傲于毛主席的资本便是他时常放在嘴边的所谓高人一等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生”。
1934年1月，因为李德博古的不作为与对时局战机的愚蠢判断，蒋介石马上调集大军围剿了反戈的第十九军，更加加快了对我中央苏区的围剿。
直到这时候，李德博古才拍大腿意识到我军确是错过了一次绝地反击的大好机会，但是三人团的固执可恨在于知错而不认错改错，依旧我行我素，固执贯彻教条主义与冒险主义。
（毛主席在瑞金与李德博古三人团斗争）
眼见我军唯一生机在自己眼前生生流去，敌军对我中央苏区的围剿更甚，毛主席此时的五脏六腑早已经酸甜苦辣咸搅乱成一团。
偏偏老天不开眼，祸不单行，与贺子珍生下的第二个孩子毛岸军到底还是因为各种原因而夭折。
毛主席强忍伤心，一言不发，带着贺子珍用木板拼接成了一个小棺材，热泪纵横地埋了毛岸军，毛主席看着棺材里的娃娃哽咽道：“讶子，是爸爸对不起你啊！”
此时，毛主席内心的自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份自责与被三人团的打压、排挤，渐渐在内心郁结成病。
4月中，蒋介石派11个师，终于展开了对我中央苏区的最后围剿。
（蒋介石在检阅部队）
面对强敌围剿，愚蠢的李德竟然索性直接破罐子破摔，在瑞金一带摆开战线防御，打出了什么“保卫广昌就是保卫中国，要么死，要么生”这样愚蠢不负责任的口号。
结果还没等敌人11个师怎么开始打，敌军便派出四十多架轰炸机对我红军成团成线的战线狂轰滥炸，死伤惨重至极。
毛主席得到广昌保卫的大失利之后，整整几天不吃不喝，每天在村口老樟树下一声不发，不停地抽着烟。
（红都瑞金）
每到这个时候，总是贺子珍在后面远远的看着，静静地陪伴。
8月，蒋介石百万大军与200架轰炸机再次向我中央苏区突进，毛主席仍旧抱着最后一点的希望对三人团建议：“当下敌强我弱，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应当采取积极灵活的防御方式，打他接应部队，打他侧面一路，方有可能杀出一条路。”
结果李德博古继续我行我素，愚蠢地实行全面防御、分兵把守政策，还没到9月，我中央苏区的有生力量便被他们祸祸得所剩无几。
（国民党轰炸机对我红都瑞金狂轰滥炸）
终于，在连番失望与巨大的思想与心理压力打击下，毛主席身体终于垮了，在宁都患上疟疾，高烧40度，半月不退。
想到敌军的大举进攻，我中央苏区的即将灭亡，李德博古的愚蠢与固执己见，毛主席心灰意冷地对天长呼道：“天亡我也！”
眼看毛主席心中的最后一点革命火焰即将熄灭，贺子珍心疼地抱着毛主席说：“润之，别悲观！你常说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哪怕打没了，我们就从头来过。可是中国革命离不开你，红军离不开你，就是我和毛毛也离不开你啊！”
（秀外慧中的贺子珍）
听到贺子珍这位贤内助的安慰，毛主席既心疼又心暖，眼神里这才重新燃起了革命之光。
后来在苏区名医傅连暲连续半个多月无微不至的治疗下，主席这才慢慢的从大病中趟过来。
9月，毛主席再次向李德博古提出向湖南挺进，调动敌人在湖南围而歼之，再次被二人拒绝。
很快，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在李德博古的错误带领下以失败告终。
在王明指导建立的三人团的错误带领下，我红军面对反围剿，损失的不仅是大量鲜活的红军战士生命，更有红军战士不惜为了中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信心。
李德对我红军的荼毒与伤害，是有形的亦是无形的，是惨痛的，也是无法挽回，无法原谅的。
90%以上的红军因为他们的错误领导，白白牺牲了生命。
毛主席骂那一句“崽卖爷田心不疼”，在无数可以避免的牺牲面前，又如何仅仅只是一句轻描淡写的“崽卖爷田心不疼”可以弥补？！
（毛主席、周总理与博古）
最终，李德博古的错误指导终于招致了广大干部与战士对王明错误路线的怀疑与不满乃至抗议。
在巨大的伤亡与损失面前，事实胜于雄辩，大家心里面想起，以前毛主席指导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日子过得苦，却能苦中作乐，与敌人打的有来有回。
可眼下到底是怎么了，又该如何遏止事态的发展呢？
此时广大的干部与战士心里都不约而同有了一个答案：我们都委屈错怪了毛主席，是时候把李德博古赶下台，纠正王明错误军事路线的时候了。
1935年1月15日，这是一个决定我红军重大转折的伟大日子，也是广大干部与战士扬眉吐气的日子。
这天，中央苏军在遵义召开了“遵义会议”，会上，广大干部与战士反思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猛烈地批评了李德博古所代表的王明错误指导思想，并最终经过绝大多数人投票决定直接将李德博古赶下台，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班子，终于遏止住了红军的覆灭。
（遵义会议油画）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分析局势，最终迫于无奈，做出了前无古人的大胆决定，唯有“长征”才能保我红军最后一份生机，留下革命火种。
此后，正是因为毛主席的英明决定与伟大领导，我红军才能啃着树皮跨雪山，过草地，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成功保留革命火种，最终以星火燎原，解放了全中国，让全国老百姓告别压迫，翻身农奴把歌唱！
致敬伟大的红军战士，致敬伟大的毛主席。
结言
王明、李德与博古的巨大错误告诉我们，捧着书本做搞教条主义的书呆子要不得，唯有学以致用，活学活用，贴近实际与现实，才能谈知识改变命运，否则读再多书，不过是书生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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