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后，西周灭亡，从此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天子权威尽丧，各诸侯国陆续走上群雄逐鹿的道路。争强求富变成了各国的首要目标，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这一阶段也诞生了诸多学说，其中对后世影响最深的就是儒家和法家两个流派。
儒家创始人——孔子
纵观后世2000余年的政治经济整套改革中，涌现出了诸如管仲、吴起、商鞅、桑弘羊、王莽、刘晏、王安石等天才式的改革家，这些改革家的变法无一不是能在短时间内将国家从弱变强，从贫变富。
相反在这由儒家占据绝对主导的漫长历史中，却很少看到由一位儒家当政者提出并且帮助国家进行过成功的整套改革，这是学说的必然还是时代的局限呢？当我们无法做出一个准确判断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回顾历史来探寻其中的奥妙，或许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环境背景下发现内在的原因和规律所在。
法家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 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
法家成熟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乐毅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期，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
法家的政治思想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
儒家
儒家在公元前5世纪由孔子创立，着重君子的品德修养，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重视伦理，提倡教化和仁政，抨击暴政，力图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秩序，富于入世理想与人文主义精神。
儒家由孔子创建，经孟子、荀子发展，直至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成为了中国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
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其政治学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是儒家政治学的代表性主张。
从两大学派的发展过程和施政理念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乱世或者百废待兴的时局下，法家更加充满实干精神，善于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战略目标，并且层层推进，确保目标的最终实现。相反儒家更富有人文精神，以“仁政”的角度考虑问题，力争提高每一个人的道德水准和品德修养，让人们自觉遵守相关的行为准则，所有的施政纲领更多依靠个人品德而非制度。
我们会从以下三个案例中去观察处于同一时代的儒家和法家在面对治国问题时的不同观点进行分析，从而得到我们想要的结论。
战国时期
商鞅和孟子处于同一时代，两人分别在秦国和东方诸国进行变法和游说。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从“土地政策”“军爵制度”“郡县制度”三个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让国民都安于进行农耕，从而获得丰富的粮食。对外通过战争给平民阶层提供了一个向上的机会，只要打仗获得军功就可以成为利益和权力的拥有者。对内进行郡县制度，将获得的土地进行合理分配，由国君直接任命地方长官，郡县的长官定期向朝廷申报一年的治理情况，朝廷据此对其进行考核，从而加强统一管理，实现中央集权。变法三年之后，秦国大见成效，十年之后，秦国成为人人畏惧的“虎狼之师”。
商鞅
孟子在齐国提出的治国之道是恢复西周时期的土地政策，并且拥护贵族世袭，反对平民阶层进入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在滕国的时候提出富民政策和减轻税赋政策，除了农业税以外，其余商舍、货物、房地产、和人头税都不征收。其提出的核心理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被各国国君嗤之以鼻，无一被采纳。孟子终其一生，郁郁不得志，对当时时局几无作用。
“亚圣”—孟子
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时期桑弘羊身处内廷60多年参与了汉武帝时期大大小小的经济决策，自董仲舒之后汉朝独尊儒术，满朝皆儒生，我们可以看一下桑弘羊和众多儒生们的正面交锋。
汉武帝执政的第二十年，汉军击败匈奴主力，自此取得了建国后最大的一场对外胜利。与此同时，文景之治留下来的充足国库消耗殆尽，自此在桑弘羊的主导下开始了一系列的经济变革。
桑弘羊从三个方面进行改革，首先将诸如盐铁，酿酒等资源垄断行业着手，统一收归于国家所有，由国家进行管理和销售。其次对流通领域的物资和贡品进行控制，由国家对这些流通货物进行采购和销售。最后对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征收个人所得税。数年之后国家财政变得极为充沛，物资极为丰富。
但是这种做法也受到了儒生们的极力反对，并在武帝去世后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辩论赛，其中一个叫恒宽的人记录了整个过程，并写成了一本叫作《盐铁论》的书籍流传至今。
儒生们对桑弘羊的国营政策提出了批判，其观点包括：
1）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飞涨，民间经济萧条。
2）国营企业生产的物品，品质难以保证，容易出现强买强卖的情况。
3）国营企业容易造成权贵资本的出现，通过权力获取庞大利益，造成贪污腐败的行为。
桑弘羊对儒生们的问题一一做了回应，并回答了流传至今的“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这样的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来？国家财政收入从哪里来？地方势力的壮大如何化解？而这三个问题不一直都是治国者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吗？
儒生们都没有治国的经验，只能提出问题，却没有系统的解决办法。喜欢从仁义的观点去阐述问题，而忽视国家运转中出现的难题。儒生们只会提出“藏富于民、轻徭薄赋、克己仁义”的口号，喜欢从道德的制高点进行批判，却没有实际的建设方案。每每遇到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总是避开不谈，不敢直面面对。
桑弘羊舌战群儒
北宋时期
北宋开国一百年后，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另外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各大财阀手中握有大量的土地，而财政收入远比不上财政支出的发展速度，这就出现宋朝极其富裕，但是国家却没有钱的怪相，于是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便开始了。
王安石推崇法家，希望进行高度集权的国家主义改革，对民间的财富重新进行分配和征收来实现国家财政的富足。
司马光是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他认为治理国家很简单，认为中央财政需要节俭一些，然后以农为本，财富于民，天下就会太平，认为政府不该与民争利。
不得不说儒家的思想真是千年都没有一点变化，跟孟子和汉朝群儒们的观点如出一辙。最后宋神宗还是选择了王安石的观点，进行了这套整体配套改革方案。变法数年之后，国库为之一饱，财政收入较变法前大大增加。
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继位，王安石随之遭贬，并废除了所有变法政策。当年王安石和司马光相继离世，那些反对变法的儒生们拿不出任何治理国家经济的办法，最后重新启用王安石变法的原有人员，继续把王安石的政策从新搬上台来使用。
王安石
结论
通过这三段跨隔1000多年的事件来看，儒家在治理国家上是多么无能，从儒学理论上来看就没有任何办法，翻来覆去说的都是“以民为本、轻徭薄赋、仁义治国”。遇到法家变革后，从来都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面进行批判，可一旦掌握了权力也没有任何治国的建设性方案，最后要不就是恢复法家的治国方案要不就是直接不作为，导致国家走向衰败之路。
儒家的学说观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帮助国家在政治上对民众进行意识统治提供了支柱性的作用，但是在经济改革方面却毫无建树。
所以说儒家学者不善于治国，尤其是国家内部出现财政危机或者外部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更是手足无措。究其原因是儒家学说本身在治国上缺乏理论支撑，而且随着朝代更迭一直没有与时俱进，不对产生的实际问题进行认真分析和思考，缺乏理论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