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戲諸侯”後，西周滅亡，從此進入春秋戰國時代。天子權威盡喪，各諸侯國陸續走上群雄逐鹿的道路。爭強求富變成了各國的首要目標，孔子稱之為“禮崩樂壞”，這一階段也誕生了諸多學說，其中對後世影響最深的就是儒家和法家兩個流派。
儒家創始人——孔子
縱觀後世2000餘年的政治經濟整套改革中，湧現出了諸如管仲、吳起、商鞅、桑弘羊、王莽、劉晏、王安石等天才式的改革家，這些改革家的變法無一不是能在短時間內將國家從弱變強，從貧變富。
相反在這由儒家佔據絕對主導的漫長曆史中，卻很少看到由一位儒家當政者提出並且幫助國家進行過成功的整套改革，這是學說的必然還是時代的侷限呢？當我們無法做出一個準確判斷的時候，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回顧歷史來探尋其中的奧妙，或許我們可以從當時的環境背景下發現內在的原因和規律所在。
法家
法家是中國歷史上提倡以法治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以富國強兵為己任， 法家不是純粹的理論家，而是積極入世的行動派，它的思想也是著眼於法律的實際效用。
法家成熟在戰國時期，春秋、戰國亦稱之為刑名之學，經過管仲、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樂毅等人予以大力發展，遂成為一個學派。戰國末期，韓非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其範圍涉及法律、經濟、行政、組織、管理的社會科學，涉及社會改革、法學、經濟學、金融、貨幣、國際貿易、行政管理、組織理論及運籌學等。
法家的政治思想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 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他們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以及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盪的主要統治手段。
儒家
儒家在公元前5世紀由孔子創立，著重君子的品德修養，強調仁與禮相輔相成，重視倫理，提倡教化和仁政，抨擊暴政，力圖恢復西周時期的禮樂秩序，富於入世理想與人文主義精神。
儒家由孔子創建，經孟子、荀子發展，直至西漢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成為了中國最有影響的學派之一。
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禮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統”，其政治學主要闡述君臣關係、官民關係。孔子“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是儒家政治學的代表性主張。
從兩大學派的發展過程和施政理念我們可以看到在一個亂世或者百廢待興的時局下，法家更加充滿實幹精神，善於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戰略目標，並且層層推進，確保目標的最終實現。相反儒家更富有人文精神，以“仁政”的角度考慮問題，力爭提高每一個人的道德水準和品德修養，讓人們自覺遵守相關的行為準則，所有的施政綱領更多依靠個人品德而非制度。
我們會從以下三個案例中去觀察處於同一時代的儒家和法家在面對治國問題時的不同觀點進行分析，從而得到我們想要的結論。
戰國時期
商鞅和孟子處於同一時代，兩人分別在秦國和東方諸國進行變法和遊說。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從“土地政策”“軍爵制度”“郡縣制度”三個方面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讓國民都安於進行農耕，從而獲得豐富的糧食。對外通過戰爭給平民階層提供了一個向上的機會，只要打仗獲得軍功就可以成為利益和權力的擁有者。對內進行郡縣制度，將獲得的土地進行合理分配，由國君直接任命地方長官，郡縣的長官定期向朝廷申報一年的治理情況，朝廷據此對其進行考核，從而加強統一管理，實現中央集權。變法三年之後，秦國大見成效，十年之後，秦國成為人人畏懼的“虎狼之師”。
商鞅
孟子在齊國提出的治國之道是恢復西周時期的土地政策，並且擁護貴族世襲，反對平民階層進入利益和權利的再分配。在滕國的時候提出富民政策和減輕稅賦政策，除了農業稅以外，其餘商舍、貨物、房地產、和人頭稅都不徵收。其提出的核心理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被各國國君嗤之以鼻，無一被採納。孟子終其一生，鬱郁不得志，對當時時局幾無作用。
“亞聖”—孟子
漢武帝時期
漢武帝時期桑弘羊身處內廷60多年參與了漢武帝時期大大小小的經濟決策，自董仲舒之後漢朝獨尊儒術，滿朝皆儒生，我們可以看一下桑弘羊和眾多儒生們的正面交鋒。
漢武帝執政的第二十年，漢軍擊敗匈奴主力，自此取得了建國後最大的一場對外勝利。與此同時，文景之治留下來的充足國庫消耗殆盡，自此在桑弘羊的主導下開始了一系列的經濟變革。
桑弘羊從三個方面進行改革，首先將諸如鹽鐵，釀酒等資源壟斷行業著手，統一收歸於國家所有，由國家進行管理和銷售。其次對流通領域的物資和貢品進行控制，由國家對這些流通貨物進行採購和銷售。最後對社會中的中產階級徵收個人所得稅。數年之後國家財政變得極為充沛，物資極為豐富。
但是這種做法也受到了儒生們的極力反對，並在武帝去世後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辯論賽，其中一個叫恆寬的人記錄了整個過程，並寫成了一本叫作《鹽鐵論》的書籍流傳至今。
儒生們對桑弘羊的國營政策提出了批判，其觀點包括：
1）與民爭利，造成官商勾結，物價飛漲，民間經濟蕭條。
2）國營企業生產的物品，品質難以保證，容易出現強買強賣的情況。
3）國營企業容易造成權貴資本的出現，通過權力獲取龐大利益，造成貪汙腐敗的行為。
桑弘羊對儒生們的問題一一做了回應，並回答了流傳至今的“桑弘羊之問”：如果不執行這樣的政策，戰爭的開支從哪裡來？國家財政收入從哪裡來？地方勢力的壯大如何化解？而這三個問題不一直都是治國者需要面對的核心問題嗎？
儒生們都沒有治國的經驗，只能提出問題，卻沒有系統的解決辦法。喜歡從仁義的觀點去闡述問題，而忽視國家運轉中出現的難題。儒生們只會提出“藏富於民、輕徭薄賦、克己仁義”的口號，喜歡從道德的制高點進行批判，卻沒有實際的建設方案。每每遇到這個最核心的問題，總是避開不談，不敢直面面對。
桑弘羊舌戰群儒
北宋時期
北宋開國一百年後，貧富差距不斷加大，另外土地兼併現象嚴重，各大財閥手中握有大量的土地，而財政收入遠比不上財政支出的發展速度，這就出現宋朝極其富裕，但是國家卻沒有錢的怪相，於是歷史上著名的“王安石變法”便開始了。
王安石推崇法家，希望進行高度集權的國家主義改革，對民間的財富重新進行分配和徵收來實現國家財政的富足。
司馬光是儒家學派代表人物，他認為治理國家很簡單，認為中央財政需要節儉一些，然後以農為本，財富於民，天下就會太平，認為政府不該與民爭利。
不得不說儒家的思想真是千年都沒有一點變化，跟孟子和漢朝群儒們的觀點如出一轍。最後宋神宗還是選擇了王安石的觀點，進行了這套整體配套改革方案。變法數年之後，國庫為之一飽，財政收入較變法前大大增加。
宋神宗去世後，宋哲宗繼位，王安石隨之遭貶，並廢除了所有變法政策。當年王安石和司馬光相繼離世，那些反對變法的儒生們拿不出任何治理國家經濟的辦法，最後重新啟用王安石變法的原有人員，繼續把王安石的政策從新搬上臺來使用。
王安石
結論
通過這三段跨隔1000多年的事件來看，儒家在治理國家上是多麼無能，從儒學理論上來看就沒有任何辦法，翻來覆去說的都是“以民為本、輕徭薄賦、仁義治國”。遇到法家變革後，從來都是站在道德制高點上面進行批判，可一旦掌握了權力也沒有任何治國的建設性方案，最後要不就是恢復法家的治國方案要不就是直接不作為，導致國家走向衰敗之路。
儒家的學說觀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幫助國家在政治上對民眾進行意識統治提供了支柱性的作用，但是在經濟改革方面卻毫無建樹。
所以說儒家學者不善於治國，尤其是國家內部出現財政危機或者外部出現政治危機的時候更是手足無措。究其原因是儒家學說本身在治國上缺乏理論支撐，而且隨著朝代更迭一直沒有與時俱進，不對產生的實際問題進行認真分析和思考，缺乏理論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