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德國哲學研究中心主任，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湖北省哲學史學會副會長《德國哲學》主編。曾任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德國哲學，亦研究美學、文化心理學、中西文化比較等，代表性著作《思辨的張力》《文學與文化三論》《新批判主義》《實踐唯物論新解》等。
原載《社會科學論壇》2017年第 9 期；本文轉自《第一哲學家》
鄧曉芒：我所痛心的是，劉小楓身上那種中國文人的劣根性
我與劉小楓的根本分歧，我覺得是他後期說的很多話不真實，我跟他沒有很多的交往。前期，我很欣賞他，特別是他跟蔣慶的那種分歧，他跟蔣慶其實也是好朋友、同窗、同門，但蔣慶後來轉向國學，而且是那樣的一種國學，純粹政治化的東西，我們有時開會，他老是諷刺蔣慶。他很聰明的，一句話說出來，覺得就是我們的心裡話，所以我是很欣賞他的。他早期的一些著作我也很看好，如《詩化哲學》《拯救與逍遙》。
但到了《拯救與逍遙》，我已經開始有些不太同意了，我準備與他討論一番的，後來沒進行，主要是自己也忙，再加上他那個東西很大，要從頭說起，不是一兩句可以說清楚的。再後來，越來越覺得他走向另一條路了。當時，就是萌萌還在的時候，我們還是在一條戰線上的，不單是交情上，而且在學術上，在思想上，還都是同道。
記得當時萌萌發起讀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要求我們每人要寫一篇評論，最後就我寫了一篇，周國平寫了一篇，他們也都答應了，但後來都沒寫，也是很遺憾的事。當然各人有各人的事情。所以當年其實都是朋友，劉小楓也是。
▲《月亮與六便士》
後來劉小楓有很多轉向，又到基督教，基督教也可以，基督教的精神，不管他信不信宗教，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這個我不管，人家說他是文化基督徒，這沒關係，只要他把基督教的精神傳過來，也不錯。雖然我不信基督教，但我覺得基督教的精神可以彌補中國文化中的很多東西，雖然對劉小楓的介紹有些不敢苟同，就是他那種用中國文人的心情去體會基督教的愛，這個我不太贊同。
基督教有很多種，天主教可能跟他更合拍一些，但是新教不是那麼黏糊的，劉小楓是很黏糊的。但是我覺得這個都還可以理解，都沒有什麼，而且很可愛。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他 2012/2013 年的國父論，當然他也有前面的鋪墊，從廖平、康有為，卡爾施密特，列奧斯特勞斯，特別是施密特，這種完全政治化甚至是法西斯的東西，只講分清敵我，不講是非對錯，這不是一個學者應該關注的事情，我覺得他有點走偏了，也可能文人的劣根性，他就帶有文人氣質。
文人氣質在我的語彙裡不是一個褒義詞，中國人的劣根性在文人氣質裡表現的非常透徹，就是這種自作多情和自以為純潔。
但是他早年我都還可以理解，也還欣賞，《拯救與逍遙》我非常欣賞，這幾個概念抓得非常準，他憑感覺能抓住西方的拯救和中國的逍遙，非常準，幾個字就概括了，我覺得他感覺特別準。還有他發表的一些文章，有些我都很欣賞。但他對魯迅的那種批評，我是不能接受的。魯迅對文人的批評恰好走出中國文人情結中的一個標誌。
魯迅是很看不起文人的，他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文人，我也有同感，我對魯迅是很認同的，但他對魯迅沒法理解，我覺得這恐怕有點問題，但是也僅僅是問題而已，這個都可以討論的。
但是，國父論這個東西就必須認真對待了，這篇文章原來也是家琪發給我的，我接到看了以後，馬上給他回了一封信，感覺這恐怕不行，這需要認真對待一下。家琪不做聲，家琪有他的原則，但是我覺得在思想界，這必須要表個態，所以就花了十來天寫了一篇文章。
在網上發了引起那麼大的反響，我也沒有想到。我知道會有反響，但沒料到會有那麼大的反響。因為有很多年輕人是他的粉絲，所以後來我幾次採訪我都反覆說劉小楓很有才氣的，其實我那個文章裡頭其實也講到了，我說對劉小楓的這種變化我感到“痛心”，這麼有才華的一個學術界標杆性人物，居然落到了為文革的這種東西去辯護，覺得太痛心了。
我要思考的是這是為什麼，這是歸結到中國文人這種劣根性。中國有句老話“一為文人，便不足觀”，就是一成為文人就沒什麼可說的，文人無行。所以我後來有一系列的怪論：自先秦就是“百家爭寵”，中國文人的劣根性就表現在這裡，百家爭寵，不管你是什麼觀點，最終是為了爭寵，以便獲得權力。
中國文人，中國知識分子應該走出這個文人情結。不要去爭寵，迎合什麼東西，撈一點什麼話語權之類的東西，有什麼意思？你還不如做點扎實的學問。但是劉小楓這個還是屬於文人的範疇。
當然，我也有文人的一面，但我超出了文人的範疇，我用哲學超出了文人。劉小楓是喜歡哲學的，他也文人，當年是文藝青年，他至今還是文學青年，你讓他講哲學，他是講不了的。所以我說他關心政治哲學，完全走錯門了，不應該關心政治學，你去搞基督教都可以，你搞文學比較什麼都可以，你不要涉及政治，也不要涉及哲學。你要搞政治，你的心太軟；你要涉及哲學你必須要有長期的訓練；你談學理，你必須得有學理上的訓練，這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以這方面，我覺得他完全是搞錯了。他突然關心起政治來了。當然他本來可能就有這個情結，研究什麼施密特、尼采，權力意志都包含有這個，文人“學而優則仕”嘛。
但是你不要直接的去跟政治掛鉤，你談一談別的都可以，你談孫中山、毛澤東做啥，不是你談的，你守住你的那一塊地，是很好的學問家，也是很好的思想家，他有思想的，《拯救與逍遙》《走向十字架的真》《沉重的肉身》，這些書名都很好的，都非常有意義，大有深意的，我都很欣賞他，不管他裡面寫的什麼，我可以不同意他，但就這題目，抓住問題了。
還有，我信批判主義，首先就是自我批判，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以為我是文革式的大批判，盡批判別人，不批判自己，這是誤解。每個中國人，中國的文人，特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應該從自我批判開始，來進入到一個更高的層次，這是我對當今文化界的一個總體期盼。
一個人如果沒有自我批判精神，至少你要象巴金、韋君宜那樣有自我反省，如果連這個都沒有，中國文化根本就沒有希望，你會衰落，越來越衰落，甚至滅亡。
我就是想絕地反擊，死裡求生，中國在這樣一個情況下，我們能不能避免象埃及文化那樣的絕路，埃及文化已經滅亡了，現在我們要考古學來挖掘，來考證埃及文化和印第安瑪雅文化，中國千萬不能像那樣。那就要靠我們這些人有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精神，來超越我們自己，我們自己當我們的考古學者，第一個考古對象是自己。
我當然也是中國文化薰陶出來的，雖然我家裡不是什麼書香門第，我父母是革命幹部，滿腦子五四青年的那些東西，革命傳統的東西，但是仍然是中國文化。只要我看書、識字、想問題、用漢字，就是中國文化，就要反省。
所以我提出新批判主義，首先就提出批判自已，當然我提出批判自己，並不意味著我不當自己了，我還是自己，我還是中國人，但是要有一個反省精神。
中國人要有這一點，而中國知識分子最缺的就是這一點。你不應該把自己變成西方人，我也基本上沒有出過國，也不想成為西方人，我就是中國人，應該是一個有反省精神的中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