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今地域重名觀念的變遷

近、現代的中國，歷經大清國崩潰、中華民國興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崛起，其波瀾壯闊之勢、天翻地覆之變在數千年國史中無其他百年可比。風起雲湧、新陳代謝之際，國家面對行政區域（以下簡稱“政區”）重名一度氾濫、失控的嚴峻局勢，亡羊補牢，痛定思痛，毅然走上果斷治理並持之以恆、更新觀念且與時俱進的變革之路……

怵目驚心

1912年，是為中華民國元年。剛剛通過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並結束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泱泱神州百廢待興。在隨即展開的地方行政制度全面改革中，一個被國人掉以輕心多年的社會問題呈現在北京政府案頭——在歷史與現實的共同作用下，全國“縣名”的大量重複，已到了令人無法容忍、非痛加整治不能扭轉危局的地步！“故唐縣名同者僅十九，而宋則益為三十矣，明縣名重者四十二，而清則倍蓰之矣。洎民國肇造，天下為縣，於是二縣同名者七十四，三縣同名者十有二，四縣同名者四，五縣同名者三，六縣同名者一。稽其總數，實七倍於唐時……”1914年1月，北京政府內務總長朱啟鈐在呈大總統的《擬改各省重複縣名撮舉理由分別說明請鑑核批示文》（以下簡稱《請示文》）中，以寥寥數語勾勒出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縣，是中國近、現代行政區劃體系中最為古老、廣泛、穩定的基本單元，此時在全國共設有1791個縣。而存在名稱重複的有94個縣，每個最少涉及2縣，最多牽扯6縣，總共關係221個縣。就是說，全國每8個縣中就有1個與他縣重名。八分之一，一個難以置信，甚至堪稱空前絕後的比例！

這221個縣，多少不等地散佈在全國22個省，平均每省10個，其實多數省份超過10個，最多者江西、廣東各20個，最少者吉林、黑龍江、新疆各2個，多寡懸殊10倍之巨；其他依次為湖南16個，直隸（河北）、浙江、雲南各14個，四川13個，奉天（遼寧）、貴州、甘肅各12個，山西、陝西各11個，廣西10個，福建8個，江蘇、安徽、山東各7個，河南4個，湖北3個。

這221個縣分別重複著94個縣名，且重複次數越低者發生頻率越高、分佈越廣。“兩縣同名”74處，佔78.7%，相關148縣遍及全部22省；“三縣同名”12處，佔12.8%，相關36縣分佈14省。佔其餘8.5%的是：“四縣同名”4處，相關16縣分佈10省；“五縣同名”3處，相關15縣分佈13省；“六縣同名”1處，相關6縣分佈6省。

這221個縣分別在94個縣名上重複127次，發生的朝代從盛唐延續到民國初年，絕大部分產生於近400多年的明、清和民國初年，且呈由遠及近的“遞增”態勢——唐1次，五代3次、宋11次、金2次、元7次，合計出現縣名重複24次，佔19%；以後的縣域重名明顯增多：明27次、清35次、民國初年41次，合計103次，佔81%。

縱觀中國古代，政區的重名由來已久。一般說來，當國家處於分裂狀態，或群雄並立、各行其是，或戰亂移民、僑置郡縣，形成政區重名的多發期不難理解。而元、明、清乃至民國之初，雖政權更替卻均以國家統一為主流，對地方的治理連貫且規範；況且，無論當朝統治者還是群臣百姓，不會不懂同級政區應力戒重名的淺顯道理。那麼，縣域重名何以一面沿襲前朝得不到抑制，一面放任自流以致與日俱增呢？

“昔唐之藩鎮，隨‘鎮’地而定‘軍’名；宋之‘軍’號，遂因‘軍’而更名地——膚廓浮詞無關地理，其弊一也。帝王臨御避忌滋甚，郡邑因諱而易名，實由漢文所自始，歷代仿效，積年浸多——歷史之觀念既晦，山川之名義無存，此弊二也。更或以弇陋浮靡之習，喜巫祝頌禱之詞，例如慶、康、興、昌、安、寧、化、定等類無處蔑有——視聽寖淆，地望難徵，此弊三也。又若兵震殊方，澤被海隅，矜武功而置郡，拓巖疆而區邑，後世寧遠、威遠、鎮邊、定邊諸稱由斯濫觴——邊陲式廓沿襲益繁，此弊四也。凡此四端，胥為郡邑同名之原。其外，或採紀年，或因祥瑞，置山川地理於不問，遂重複相仍而無極。”

這是朱啟鈐在《請示文》中列舉的“郡邑同名之原”，應當說，闡述得比較全面、客觀、深入了。然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在透過種種表象探究前人命名政區“置山川地理於不問”的根源之餘，似應顧及一個更為直接、更為深遠卻又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不易察覺的原因。

封建桎梏，閉關鎖國，經濟落後，孤陋寡聞，幅員遼闊而交通不便，農民眾多且難離鄉土……置身這樣的社會環境與歷史氛圍，“省”成為多數國人活動的主要場所甚至畢生涉足的最大範圍，也由此伴生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凡縣名重複，都發生在不同省份；一省之內無論縣份多少，絕無重名之例。古往今來，國人不允許本省的縣域重名，猶如“各人自掃門前雪”；對重複外省縣名置若罔聞，好似“莫管他人瓦上霜”。民國問世第二年，因前清的府、州、廳統改縣治而造成41個重複縣名，就是這種被省界束縛的狹隘“重名”觀念最大也是最後一次作用。

物極必反。1840年的鴉片戰爭之後，外國資本主義入侵改變中國的社會形態，被“血”與“火”驚醒的國人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戰爭、洋務、租界、商埠、工廠、鐵路、電報……政治與經濟，內政與外交，各方面的呼聲終於撼動了把避免縣域重名侷限於省內的固有觀念，促使國人第一次站在國家立場，從全國層面審視省際縣名大量重複的弊端——“土地為立國之本，正名實敷政之先”，“施之政事，則彼省與此省糅雜；播諸重譯，則甲縣與乙縣混淆。鄉土之觀感易泯，地理之名實不符”（朱啟鈐《請示文》）。

借古治今

1912年10月，以內設“職方司”執掌方域、地名事務的北京政府內務部，通令各省調查本區的歷史與現狀。1913年3月，各省按國家統一部署，廢除府、州、廳制並實行新的“道、縣制”。隨後，內務部以調整省際重複縣名“關係重大曷容縷晰，爰特督飭員司鉤稽載籍，舉全國重複縣名162處（按：應為127處）統為擬定”，形成《內務部改定各省重複縣名及存廢理由清單》，作為朱啟鈐《請示文》的附件上報。1914年1月30日，大總統批：“據呈已悉。應如所擬辦理，此批。單存。”

在《請示文》中，朱啟鈐開宗明義：“竊維《禹貢》州域經緯乎，山川贏秦郡邑淵源於地理，舉其名如見其地，審其義即辨其疆，是故雖經遷變終古猶資識別。”可見，沿襲古代命名“郡邑淵源於地理”的傳統，成為此時治理縣域重名所遵循的基本原則。操作規程為：所有存在重複現象的94個縣名，各自只允許1個縣沿用此名，其餘同名之縣一律更名；“至於擬定新名之標準，均以古代郡邑、境內山川為限，庶幾顯而有徵以矯陋習。”各縣的重複之名誰存誰廢，當時分三種情況酌處：

一是“凡兩縣同名存其先置，新名從同仍還故稱”。山西、直隸（河北）各有祁縣，前者設縣於西漢，以“相沿較古”保留原名；後者系去年2月剛由祁州改置，恢復西漢舊稱“安國縣”。全國6個新城縣也按“先來後到”取捨，設於唐代的直隸（河北）新城縣不變，吉林、山東、江西、浙江、貴州“資歷”較淺的5個新城縣分別改稱“扶余”、“耏水”、“黎川”、“新登”、“興仁”。

二是為難時選擇“更名較易”者改動。江蘇山陽縣設於宋代、廣東海陽縣設於晉代，因分屬舊淮安府、潮州府附郭縣，遂直接改作“淮安縣”、“潮安縣”；遲見於明代的陝西山陽縣、清代的山東海陽縣更名不便，則破例沿用原名。設於清雍正年間的兩個鳳臺縣，先設的山西鳳臺縣以古為“晉城縣”而啟用舊名，後設5年的安徽鳳臺縣不再更改。

三是“通商之大埠、新拓之邊方，習稱已久，驟革匪便，仍其舊貫，藉少紛更”。奉天（遼寧）安東縣系邊境商埠，關係對外條約，雖設縣晚在清末也不予更名；江蘇安東縣設置早在明初，還是改稱“漣水縣”。甘肅西寧縣（後屬青海）於民國之初裁府留縣僅1年，“但地屬邊陲，習稱較著”而保持不變；明代所設廣東西寧縣改稱“鬰南縣”，清代所設直隸（河北）西寧縣改稱“陽原縣”。

如此這般，全國分別重複94個縣名的221個縣，除94個縣保留原名外，其餘127個縣的稱謂一律“棄舊圖新”。所有新縣名的來歷，大致歸為三類：

其一，“仍還故稱”。66個縣啟用當地歷史上合適的舊政區名稱，佔52%：①40個縣恢復舊縣名，如山東海豐縣複稱“無棣縣”，浙江石門縣複稱“崇德縣”，雲南開化縣複稱“文山縣”。②26個縣借用舊上級政區名稱，如江西德化縣系清代九江府附郭縣而改稱“九江縣”，廣西永安縣於唐代屬蒙山郡而改稱“蒙山縣”，雲南永康縣以元代屬鎮康路且明、清為鎮康土州而改稱“鎮康縣”。

其二，合乎地理。53個縣以當地標誌性自然、人文景觀重新命名，佔42%：①40個縣得名於自然景觀，如直隸（河北）廣昌縣有淶山、淶水及淶源泉而稱“淶源縣”，江蘇太平縣主體沙洲孤峙揚子江中而稱“揚中縣”，陝西懷遠縣以橫山綿延而稱“橫山縣”。②13個縣得名於人文景觀，如直隸（河北）龍門縣以北方要塞龍門關得名“龍關縣”，山西樂平縣以治地東有昔陽城得名“昔陽縣”，貴州新城縣以縣域來自普安縣劃出的興仁等4裡得名“興仁縣”。

其三，協調變通。8個縣採取靈活方式組織新名，佔6%：①6個縣名由原名衍變。如取自縣治餘慶城的黑龍江餘慶縣改作“慶城縣”，瀕臨金沙江的雲南靖江縣依原義改作“綏江縣”，由沙泥分州改置的甘肅沙縣以地處洮水之東改作“洮沙縣”。②2個縣得名方式獨特。山西歸化縣前已析置歸綏縣，現兩縣合併仍稱“歸綏縣”；廣西安化縣地處宜山縣之北，故改稱“宜北縣”。

此後，新設縣域命名時的“重名”偏差，也能在北京政府審批過程中及時糾正。1917年2月，內務部審核廣西呈請將向武、都康、上映等3個土州區域合併設為“武都縣”一案，發現以向武之“武”、都康之“都”組合的縣名與甘肅武都縣重複，遂改取向武之“向”定名為“向都縣”獲准；5月，黑龍江所呈將龍門設治局升置龍門縣一案，被發現與廣東龍門縣重名，便改取縣治“龍門鎮”首尾2字定名為“龍鎮縣”獲准。

或許出於“矯枉過正”，北京政府借1914年6月2日公佈《各省所屬道區域表》之機，進而將分屬上下級的“道”、“縣”重名納入整治範圍，處理原則是舍“小（縣）”保“大（道）”。內務部稱：“此次各道名均經重行規定，凡與他道、縣名或本道外縣重名者，則重名一縣自宜一律更名，以避混淆之嫌。”更改的8個縣名，半數與本省之道重名：直隸（河北）保定道的保定縣改稱“新鎮縣”，江西廬陵道的廬陵縣改稱“吉安縣”，廣西南寧道的南寧縣改稱“邕寧縣”，雲南普洱道的普洱縣改稱“寧洱縣”；另4個與外省之道重名：直隸（河北）安肅縣因甘肅安肅道而改稱“徐水縣”，山東蘭山縣因甘肅蘭山道而改稱“臨沂縣”，河南永寧縣因四川永寧道而改稱“洛寧縣”，江西建昌縣因四川建昌道而改稱“永修縣”。

承前啟後

不難想象，時值改朝換代後的政局初定，各種改革措施的上傳下達不夠通暢，又不具備今天的信息化管理手段，北京政府對國內重複縣名的整治雖“法網恢恢”卻未能“疏而不漏”，大規模的倉促更名也難免顧此失彼，以致日後不得不設法彌補甚至再次更名。

重名的山東新城縣，1914年1月剛以耏水流經更名為“耏水縣”，又覺不妥，4月復以古有齊桓公戲馬臺定名“桓臺縣”；隨後公佈《各省所屬道區域表》時，順便更改遺漏的重複縣名2處：與四川長壽縣重名的吉林長壽縣改稱“同賓縣”，與湖南嶽陽縣重名的山西嶽陽縣改稱“安澤縣”。奉天（遼寧）、甘肅重複的“金縣”，遲至1919年8月才發現在“前案漏未列入”，遂將後者更名為“金城縣”，10月又恐與古稱“金城”的甘肅省會皋蘭縣混淆而複用漢代之名“榆中縣”。

儘管如此，北京政府的上述舉措，近觀猶如“快刀斬亂麻”，混亂局面一舉扭轉，千年積弊一朝去除，國內道、縣兩級政區名稱得以規範；遠望則以首倡“全國範圍內縣域不得重名”的新觀念，奠定日後杜絕政區重名再生，進一步克服其他類型重名的根基。

民國南京政府時期開始於1927年4月，隨後以行政院下設的內政部為方域、地名主管機關。國家在完成形式上的“統一”之後，繼續把握“全國範圍內縣域不得重名”的基本原則，將其作為新設縣治或縣域更名的先決條件。

例如，1928年6月核準甘肅增設永康縣，又發現與浙江永康縣重名，便於1929年4月令前者改稱“康縣”。在國民政府有關設縣、更名“准予備案”的指令中，總要確認所擬“縣名亦尚妥協”，有時還刻意指出“與他省縣名亦無重複”。截止到1949年9月的22年間，隨著社會發展特別是地方行政體制進化（如建制“市”在省會、商埠、交通樞紐興起），南京政府的“政區重名”觀念延伸到新的領域，調控、治理的範圍隨之擴大：

一是縣與“省”不得重名。因奉行孫中山《國民政府建國大綱》規定的“省、縣二級制”，廢“道”後的省、縣成為直接面對的上、下級，對兩者的重名便不再寬容，處理原則依然是舍“小（縣）”保“大（省）”：1929年9月，吉林省的吉林縣改稱“永吉縣”（後增設“吉林市”，又形成省、市重名至今），綏遠縣涉及綏遠省而改稱“撫遠縣”；11月，雲南省的雲南縣改稱“祥雲縣”，廣西縣涉及廣西省而改稱“瀘西縣”；1942年3月，寧夏省的寧夏縣改稱“賀蘭縣”。

二是縣與“市”不得重名。1928年10月，冀南傳統縣域“唐山”因與冀東聲名鵲起的礦區“唐山”重名，不得已改稱“堯山縣”，印證新興工業相對落後農業已後來居上。在“市縣同名，易滋混淆”的治理中，也是縣名“讓位”。1930年11月，因貴州省會已設貴陽市，貴陽縣改稱“貴築縣”；1940年6月，因廣西省會已設桂林市，桂林縣改稱“臨桂縣”；1945年1月，因雲南省會已設昆明市，昆明縣改稱“谷昌縣”（1948年2月復原）；1946年3月，因青海省會已設西寧市，西寧縣改稱“湟中縣”。

受封建傳統觀念侷限，南京政府在1927年定都後，便不允許有與南京“都城”意義相似的概念性“重名”存在。1928年6月，北伐軍佔領原北京政府的國都，隨即將“北京改名北平”；“東北易幟”統一於南京政府後，“有帝制意味”的遼寧興京縣於1929年6月更名為“新賓縣”。然而，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9月27日宣告成立時，決議“國都定於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為北京”，同時也保留原中華民國故都的“南京”之稱，把單純“意義相似”排除於過分狹隘的地域重名觀念。

新中國伊始，戰爭年代各自施政的諸解放區聚攏、合併、析置的戰時縣域復原，隨即治理在全國層面顯露的縣、市重名。1951年6月，因與福建建陽縣、臺灣台北縣重名，蘇北建陽縣、臺北縣（東臺等縣析置）分別改稱“建湖縣”、“大豐縣”；1952年5月，因與山東泰安縣重名，黑龍江泰安縣改稱“依安縣”；1955年11月，因與廣東佛山縣重名，黑龍江佛山縣改稱“嘉蔭縣”；1956年7月，因與陝西西安市重名，吉林西安縣改稱“東遼縣”。

為從根本上預防政區重名發生，建國之初便強調統一的規範化管理。1951年12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關於更改地名的指示》中，規定“縣和縣、市和市重名者”的更改程序，以及“縣和市或省相同的地名，應否更改，由內務部徵詢各該上級人民政府的意見後，統籌決定。”

適時遞進

新中國的建設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後，呈現析縣城設“市”的高潮，市、縣重名比比皆是。例如河南的開封、洛陽、安陽、新鄉、商丘、許昌、南陽、信陽，都是同名市、縣並存。在需要克服市、縣重名時，一般仍為縣“讓”市：1983年3月，吉林延吉縣因縣城設為延吉市，便移治並改稱“龍井縣”；有的一開始就避免市、縣重名。1951年6月，湖北襄陽縣城區及樊城鎮劃設“襄（陽）樊（城）市”（後襄陽縣移治）。改革開放以來，“撤縣入市”可消除原有的市、縣重名，“整縣改市”可預防新的市、縣重名。

省、縣之間的行政層次——地區、地級市和自治州，多由行政中心所在的縣、市派生命名，加上不少兼有縣、市同名，兩級或兩級三方重名隨處可見。河北有邯鄲縣、邯鄲市及邯鄲地區，四川有阿壩縣及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新疆有克拉瑪依市及克拉瑪依區。從1983年起，國家推行“地（區）市合併”、“地（區）改市”等改革措施，在精簡省、縣之間行政層次的同時也大量消減不同類別、層次的政區重名。

20世紀後期，中央政府的有關專門法規問世，堪稱中國近、現代治理地域重名的里程碑。1979年開展第一次全國地名普查時，國務院於12月25日發佈《關於地名命名、更名的暫行規定》；1986年正當地名工作轉入日常管理之際，國務院於1月23日發佈取代前者的《地名管理條例》。其中應避免“重名”者，不僅包括以往嚴控的政區名稱，又順應形勢擴展到自然、人文領域的其它地名，逐步實現對全部地名的系統化管理。

前者要求：“全國縣以上名稱、一個地區內公社名稱、一個縣內生產大隊名稱不重名，一個市內的街道、衚衕不重名。在上述範圍內，避免用同音漢字命名地名。”後者強調：“全國範圍內的縣、市以上名稱，一個縣、市內的鄉（鎮）名稱，一個城鎮內的街道名稱，一個鄉內的村莊名稱，不應重名，並避免同音。”顯然，除了基層政區由人民公社改為“鄉（鎮）”、聚落由生產大隊改為“村”外，兩者如出一轍。1996年6月18日，負責全國地名工作的民政部頒發《地名管理條例實施細則》，進一步明確國內著名的、省級政區內較重要的自然地理實體不應重名。相對於以往單純治理“政區重名”，這時的觀念創新主要有：

二是將規定範圍內的地名同音納入重名範疇。我國的地名管理歷來重“形”輕“音”，治理重名也側重字形的區別，忽視異字同音（或近音）造成的讀音混淆。河北“易”縣與遼寧“義”縣、山東“嶧”縣（今棗莊市嶧城區）同音，與安徽“黟”縣近音；1920年5月，北京政府批准陝西增設“鎮坪”縣，並不認為它與河南“鎮平”縣同音有何不妥。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千百年的信息交往素以文字形式為主體；其二，漢語方言眾多且難於統一。及至當代，聲訊事業充分發育，普通話推廣成效顯著，“語言”的交際能力迅速趕超“文字”，容不得地名的讀音重複遊離於“重名”治理之外。

三是延伸整治原本無關緊要的市轄區重名。我國城市化的初級階段，市區來自縣城及商埠、交通樞紐，結構簡單分為城區、郊區，細化命名則按序數排列。現代的建制市規模擴大、功能完善，市轄區改以標誌性景觀為名。北京市崇文區、天津市塘沽區、上海市虹口區、重慶市九龍坡區……雖然市轄區不具獨立性，區名不能脫離“市名”單獨使用，近20年才作為縣級政區納入“在全國範圍不得重名”的管理範圍，但各城市的區名“雅化”與“個性化”程度不斷提高，非但與所在市重名的現象罕見，昔日在全國市轄區中重名頻率較高的“郊區”、“城區”等已近乎絕跡。

如今，歷史遺留的政區重名還有一些，好在對社會生活已無大礙，治理也不必急於求成。市、縣、區與省重名，如吉林市與吉林省、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縣與河南省、天津市河北區與河北省、內蒙古烏海市海南區與海南省；市轄區重名，如南京、徐州、福州、開封各有鼓樓區，同音如上海黃浦與廣州黃埔；市轄區與市、縣重名，如大連市中山區與廣東中山市、蘇州市平江區與湖南平江縣；市、縣同音如廣西容縣與四川榮縣，近音如雲南潞西市與瀘西縣、河北沽源縣與寧夏固原市。依法類推的“省區內鄉鎮不得重名”一時也不易實現，但以往全國百餘個“城關鎮”確已更名大半。

究竟何謂地域“重名”？中國從古至今經歷了一個由狹隘到寬泛、由模糊到清晰的認識過程。狹義的重名，限定於同類、同級地理實體名稱的完全重複（即專用名、通用名均相同），至今仍是國家預防的重點；廣義的重名，包括讀音重複和不同類、不同級地理實體名稱的部分重複（即專用名相同，通用名不同），這些有的需要治理、有的繼續存在。鑑於海島（礁）、機場、港口、火車站等關係國計民生乃至人民生命安危，有必要規定在全國範圍嚴禁重名。總之，中國地名標準化的步伐，將與社會進步、國家繁榮同步向前而永不止息。

完

選稿：常宏宇

校對：周辰

審訂：李露萍

關鍵字: 重複 名稱 每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