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的诗歌创作,主张作诗应本于性情,其诗多表现个人生活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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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明中期文学家。杨慎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后移疾归。明世宗嗣位,起充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拜翰林学士,因上疏议大礼而触怒世宗,遭廷杖,谪戍云南永昌卫,卒于戍所。隆庆初,赠光禄少卿。天启中,追谥文宪。

杨慎的诗歌创作,主张作诗应本于性情,其诗多表现个人生活遭遇

杨慎

杨慎的文学批评构成他文学活动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诗论。关于诗歌创作原则,杨慎首先主张作诗应本于性情,他称:“六情静于中,万物荡于外,情缘物而动,物感情而迁。是发诸性情而协于律吕,非先协律吕而后发性情也。”(《李前渠诗引》)以为诗重要的是表现作者的情感,而不可因注重音律格调而忽视感情的抒发,强调先性情而后律吕,以写情为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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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从“主情”与“主理”角度去评判唐宋诗的优劣:“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升庵诗话》卷八“唐诗主情”条)将唐诗看作是主情的典范,而批评宋诗中重理趣多议论的现象。由此出发,他进而指斥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的论诗意见,认为“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同上卷十一“诗史”条)。在他看来,宋人看重以韵语纪时事的作诗方法,主要在于忽略了诗歌以抒情为主、“意在言外”的艺术特点,将陈事叙理视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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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杨慎也主张作诗要有一定的学问积累作为基础,赞成“无一字无来历”的写作态度。他说:“先辈言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予谓自古名家皆然,不独杜韩两公耳。”(同上卷十一)“诗文用字须有来历”条)并称:“若以无出处之语皆可为诗,则凡道听涂说,街谈巷语,酗徒之骂坐,里媪之詈鸡,皆诗也,亦何必读书哉?”(同上卷五“宋人论诗”条)又表示“盖诗之为教,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必以无出处之言为诗,是杜子美所谓伪体也”(同上)。如果从反对杜撰不实创作方法的角度看,杨氏这番论点应有它合理的一面,但反过来说,过分注重学识讲究字字有出处,并且以此作为区别诗歌真伪体的标准,多少失之偏狭,容易使诗歌成为逞才弄学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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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的诗歌创作也受人注目,清人沈德潜称其“以高明伉爽之才,宏博绝丽之学,随题赋形,一空依傍,于李、何诸子外,拔戟自成一队”(《明诗别裁集》)。他现存作品二千多首,内容比较丰富。其中不少诗作着重表现个人生活遭遇和精神面貌,如《宿金沙江》:“江声彻夜搅离愁,月色中天照幽独。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赋得千山红树图送杨茂之》:“白首遐荒老未还,流波落木惨离颜。”诗为作者谪戍云南后所作凄楚的情调中包含遭受流放之苦的诗人内心的孤独与悲愤,凝集着他亲身的生活体验,感情尤为真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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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也擅长写景咏物,佳作不少,如《柳》以咏柳为主线,兼寓“游子魂销青塞月,美人肠断翠楼烟”的人生别离的深慨,咏物与写情合为一体,自成风调。《出郊》、《龙关歌》、《涪江泛舟》等,在刻画自然景致和地方风情方面清新精巧,别有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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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的诗多取法六朝、晚唐,风格蕴藉婉妙,秀美秾丽,立意造境多有新意,为后人赞赏,但也有一些作品拟古倾向较为明显,流于刻板造作。杨慎生平著述颇丰,各种著作近三百种,主要有《升庵集》八十一卷、《升庵外集》一百卷、《升庵遗集》二十六卷、《二十一史弹词》十二卷、《升庵长短句》三卷、《陶情乐府》四卷。

作者介绍:我是“小仙女哈哈哈”,执笔走天涯,与大家一起分享、了解中国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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