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是一名在京为官的、不知变通的清末桂籍旧官老儒，在清朝毁灭更迭的节骨眼上，他完全不能接受新文化运动给传统中国带来的颠覆性冲击，这种前后差异在他内心是强震引起的山崩地裂，内心进行着反复而强烈的自我思想抗争，曾在祠堂对着先祖立下殉清的誓言，这种“誓与清廷共存亡”的绝望自杀念头一直持续数年。
终于有一天（1918年11月10日）清晨在北京城郊的静业湖选择投湖自尽，瞬间惊动整个京城，众多文史界名人的争辩见诸报端（如梁启超、李大钊）。梁济在殉身前三天还和在北大教授哲学的儿子梁漱溟探讨一个深度的哲学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儿子是新儒学的代表，他给父亲的答复是：“世界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济的追问，日后成了儿子毕生探索和回答的哲学问卷。
儒家文化相信人、信赖人、依靠人
世界会日渐好起来，梁漱溟为什么会那么会有此超越父亲的认识和自信？当然如果没有这样的乐观，他就无法持续开展和维系他教授学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改造社会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践，不会有在延安的数夜思辨，更不会在强烈的社会运动中保持生的不屈和骨气。
在哲学著作《中国文化之要义》中，梁漱溟告诉我们中国文化与西方、印度的主要不同，中国儒家文化一直对人类充满着希望，这种希望不是寄托在诸如基督教、天主教和佛教等宗教信仰身上。数千年中国儒家文化的主要特点是相信自己，相信社会活动的人类主体，相信和信任以人构建的群体社会，他坚持孟子的“人性善”观点，他也坚信中国儒家文化不久必将复兴并成为世界未来的文化主流和文化希望。尽管中国在进行社会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人性的丑恶和文化的破坏，也丝毫没有动摇他先见之明的判断。
梁漱溟认为，人生或者人类有三大问题需要求解。
第一个问题是人与自然或者人与物的问题，也是最为直面和直观的生存问题。在人类文化与文明出现之前，受约于大自然的洪水、猛兽和地震，甚至到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依然受约于大自然的天灾。人类科技的发明与发达，得益于“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西方文化，正是西方的文化特点让传统农业文明有质的飞跃。
第二个问题是人与人的问题，就是人类和谐相处的问题。人与人和谐相处是社会性问题，社会本位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倡导，而不是资本主义提倡的个人本位主义。社会主义就是所有的生产资料或生产工具要归公，现在名义上是归个人、大资本家，而事实上社会的生产已经是社会性的生产，资本主义必将转入社会主义。
在今天很多人看来，社会主义中国也是资本当道横行的世界，资本充斥着社会的每个角落，人们常说：“有钱不一定行，但没钱肯定不行。”金钱是财富的直接表现形式，它成了人生成功的重要衡量标准，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而且几乎所有的社会工作和投资活动都在围绕着物质和金钱打转。
梁漱溟先生1980年代的解读告诉今天的众人，中国没有完全走资本主义的空间，共产党建设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成功，是在谋社会福利的里边，有了个人的福利，但是个人的福利不能压倒整体社会福利，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表现。
第三大问题是人的自身问题，也就是人的心灵世界与精神世界，它是《人心与人生》探索的终极拷问，追求的是人的身心灵和谐统一。
在现实社会中，很多人因为穷困潦倒或社会不公导致内心极端失衡，有些人生活收入勉强度日却时常对身边的人伸以援手，也有不少人生活富庶，但是内心世界却极度空虚。我们发现财富与幸福感并非正相关、水涨船高的关系，往往内心丰富、善于悦纳或善于自我和解的人与周遭世界容易相处得恰到好处，在得与失、有与无、分与合、阴与晴之间正确把握人生的方向盘，这样的人不会扭曲变态，不会制造紧张，就像人群中的小太阳总是散发特别的魅力，同时也在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梁漱溟名言：
经济生活分散了人心，而组联了人身。政治形成集团对抗，划分此疆彼界。
今日世界问题之形成由于西方文化。要避免人类这毁灭只有转向中国文化。中国问题之陷于今日局面正为盲目学西洋之结果。
生命是心，是心表现在物上的，是心物之争，历史一直是心对物之争，一次一次无数次，一步一步无数步，征服物，凭借物，利用物，表演出来的。
深深地进入了解自己，对自己有办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与下等——这是最深渊的学问、最高明最伟大的能力或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