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7宋神宗繼位，此時的大宋王朝表面光鮮亮麗，但背後蘊藏的危機已經到了無可迴避的地步。
冗官、冗兵、冗費像無底洞將朝廷的財政吞的乾乾淨淨，錢花了國事卻愈加糜爛，面對西夏的大潰敗就是例子。
出了問題當然要想辦法解決，於是在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登上歷史舞臺，提出了十數條變法方案。
這些方案大多都遭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的反對，但其中真正讓新舊兩黨以命相爭的卻只有一條。
一、富國強兵
王安石變法的內容非常全面細緻，大致有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輸法、方田均稅法、保甲法、保馬法、軍器監法等等。
但這些複雜的法令從目的來講基本都可以歸為兩類，富國和強兵。
這麼看的話變法思路就很清晰了，大宋王朝面臨的危機主要是錢不夠用和被別人揍。
沒錢就要去搞錢，青苗法、市易法、均輸法等等本質都是想辦法增加朝廷收入，這不就富國了麼。
有了錢好辦事了，添置武器，強化軍備，幹什麼都行，即所謂強兵。
富國之策方面當時新舊兩黨爭論的主要焦點就是富國會不會窮民。
王安石認為只要理財手段夠高明，他就能在為朝廷搞錢的同時讓民眾更富裕。
司馬光覺得這簡直就是胡說八道，天下財富就這麼多，咋的你厲害？一圈牌打下來還能讓每個人都贏錢？
兩個人的觀點都被記錄在了《宋史》中，王安石大力宣揚：
“善理財者，民不益賦而國用饒。”
司馬光則反駁：
“善理財者，不過搜刮民財而已。”
從後人的角度看至少在這點上司馬光是正確的，王安石所謂的理財方法幾乎都是大搞壟斷攤派，害民不淺。
這個問題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已經詳細分析過了，大家有興趣可以翻看，不再展開。
但不管富國之策再怎麼窮民，至少王安石的目的達到了，國庫確實因此充裕了起來。
根據《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計算，宋神宗繼位初朝廷年財政收入約3680萬貫，而王安石變法後這個數字直接達到了6000萬貫。
王安石富國之策多屬於竭澤而漁
道理大家都懂，但竭澤而漁很多時候確實是解決燃眉之急的好辦法。
因此就算明知道青苗法、市易法等等害民不淺，王安石罷官乃至於去世後朝廷仍然時不時恢復法令以此斂財。
從某種程度上講，雖然表面上新舊兩黨在富國之策上爭論的很厲害，但雙方並沒有本質性的衝突。
新黨要解決朝廷火燒眉毛的財政問題，即便害民也視而不見。
舊黨反對害民，但也拿不出解決方案，當時北宋的財政危機也確實是頭等大事。
所以最終的結果就是無論反對變法的聲音有多大，富國之策終究是能夠落實下去的，就算被短暫廢除也沒有人亡政息。
強兵之策中的絕大多數法令也是如此，例如保馬法被罵的再狠也實打實貫徹下去了。最後還是新黨自己認識到這麼幹弊端太大將其改成了民牧制度。
再比如軍器監法和置將法，因為較合理舊黨也沒有因為黨爭不假思索的反對。
但是在十數條法令中唯有保甲法不同，作為新法的重中之重，保甲法剛剛出臺就完全執行不下去。
首先皇帝對此就很警惕，《宋史》記載宋神宗專門就保甲法警告王安石：
“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
表面上看宋神宗體恤民情，告訴王安石保甲法太擾民了你不要做的太過分。
但問題是當時民間最激烈的訴求是反對青苗法、市易法、保馬法，這方面皇帝倒是直接裝作不知情。
其次是滿朝官員都抵制保甲法，這種抵制和反對其他法令不同，直接就是陽奉陰違讓你玩不下去。
王安石在位時還能勉強推行，他剛被罷免保甲法就被廢除了。
宋哲宗親政後新黨重新掌權恢復變法，其他法令都沒問題，唯有保甲法不行。
保甲法幾乎無人認同
當時的群臣實在拗不過皇帝和新黨只好磨洋工，上疏道：
“當以漸推行，則人不致驚擾。”
宋徽宗年間皇帝又試圖搞保甲法，結果《宋史》記載：
“京畿保甲投八百七十一牒，乞免教閱，又二百三十餘牒遮樞密張康國馬首訴焉。”
你說皇帝怕不怕？別的新法最多被人罵上兩句，事情做也就做了。
但搞保甲法滿朝大臣恨不得抱著皇帝哭天搶地，裹挾民意分分鐘給你弄幾百份民間上書出來，恨不得玩命。
所以保甲法到底哪裡觸犯了大家的利益？
二、體和用
現在大家看晚清的歷史會有兩個概念，體和用。
體是根本，是朝廷的組織形式、治理方法乃至於文化理念。
用是細枝末節，可以具體到某樣工程，某種技術。
但事實上體和用並非新概念，歷朝歷代都有體、用之爭。
宋朝的體是什麼呢？文官政治。說得再明白點，普通平民想要在宋朝成功逆襲通常會走讀書、科舉、當官這條路。
但以前的朝代不是這樣的，例如秦漢沒有科舉，那麼上戰場砍人你有沒有膽量？
這就是軍功爵位制，秦漢的體就是軍功勳貴集團，普通人要出頭得拿敵人首級來換，田地、糧食、布匹、官位都有。
有什麼樣的體就會有什麼樣的治理模式，將軍功制度發揮到極點的秦朝被稱為暴秦，民窮酷吏卻戰鬥力爆表。
將文官治理玩到極點的宋朝雖然武德不興但民間富裕自由。
從這個角度看，王安石變法的所有內容都是在“用”上面打主意。
青苗法、保馬法、置將法等等不管好壞都是由文官集團去執行的，甚至於某種程度上還強化了文官體系的威嚴。
所以舊黨多君子，很多時候真的是憑良心在反對新法。
但保甲法就完全不同了，《畿縣保甲條例頒行》規定全國上下每十家組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
這就相當於把全國民眾全都納入嚴密的管制網絡中。
首先民眾的自由遷徙是不可能了，得聽朝廷計劃，外出做生意打工想都不要想，有時候誤了農耕也是很正常的事。
其次農閒時間你要準備訓練打仗，武器還要自己準備。
最後你的保長就是你的長官，等級森嚴你要服從命令，就和在軍隊一樣。
這不是馬上要向秦漢時期的軍功爵位制靠攏嗎？王安石自己都說：
“（保甲法）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
所以滿朝百官能不反對嗎？王安石是想翻了天啊！真這麼搞下去不是要斷掉天下讀書人的路！
民眾也十分討厭保甲法，玩命是件很高成本的事，如果有其他門路誰願意去幹？
就算在當時很窮困的秦國，商鞅也在《商君書》中強調：
“利出一孔，驅農歸戰。”
必須把秦國民眾所有的上升空間全部斬斷才能迫使他們到戰場上玩命，何況是大家生活已經非常富裕的北宋？
除此以外保甲法在強制推廣的過程中也產生了很多問題，例如敲詐勒索等。
《宋史》記載當時不少保長：
“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
以至於很多家庭；
“愁苦困弊，靡所投訴。”
本來保甲法就降低了大家的生活水平，再來這麼一出新法的形象更加惡劣，民眾以死相抗不惜自殘也要逃避保甲。
三、抉擇
歷史上的改革有很多，但大多數都是在原有的基礎上修修補補，僅有寥寥幾次是以翻天覆地為目的的。
王安石變法即是如此，強兵之法的意圖是重建秦漢軍功爵位制。
但是重建軍功爵位制和民眾自由富裕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容的，因此無論官員還是民眾都十分抗拒。
從這個角度推測也許王安石並非不知道自己的富國之策害民，而是將富國之策配套軍功爵位制來使用。
你看，大敵當前朝廷最緊要的目的是抵禦外侮，乃至於實現飲馬塞北，封狼居胥的偉大功業。
為了這麼偉大的事業難道不應該把民間的財富全部收集起來去幹大事嗎？
從後人的角度看也許這種想法是對的，宋朝滅亡的時候別說過好日子了，金兵南下什麼錢財自由，你連命都保不住。
但是王安石時代朝廷並沒有面臨這麼大的外患，遼國無意南下，西夏實力有限。
司馬光等舊黨不是神仙，他們不可能預見到金國的突然崛起。
在舊黨的掣肘下王安石把舊世界的一半砸的稀巴爛，卻沒有在此基礎上建立新世界，這是最糟糕的結果。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在舊黨主政的時候，北宋的民眾是非常自由富裕，他們一天是吃三頓飯的，不但吃飽還能吃好。
如果王安石變法成功，北宋也許能重現漢唐輝煌，宋神宗千古一帝。
如果沒有王安石變法，舊黨主政不折騰北宋國力不會大幅衰退，也許不會亡於金國。
總而言之看歷史不能從單一角度分析，否則很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
王安石和司馬光沒有對錯，只是立場不同而已，因此我對雙方都保持著極高的敬意。
參考資料：
《宋史》
《商君書》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畿縣保甲條例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