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影俠
曾幾何時，著名公眾號“毒舌電影”以【港片終於死亡】為題寫了一篇從2018年度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提名名單出發，去講香港電影如何今非昔比的文章，該年的最佳電影是許鞍華導演的《明月幾時有》(2017)，其他提名電影有《相愛相親》(2017)、《拆彈專家》(2017)、《追龍》(2017)、《殺破狼·貪狼》(2017)，這陣容如何？我會說，《明月幾時有》和《相愛相親》都是文藝精品，如放諸任何一個國際影展展出也不會讓人感到臉紅失禮，而另外三部，是標準的港式商業動作電影，前兩者容或在劇本上較為大紋大路(草率矣)之弊，但製作上的精良還是看得出香港電影工作者的工匠能量，甚至在王晶(執行者為攝影師出身的關智耀)及邱禮濤這兩位以“快槍手”著稱而非講究精工的導演的作品履歷上，製作上也可算是名列前茅的用功和不惜工本，絕對是合格線以上的商業成品，而《殺破狼·貪狼》這部名義上的續章電影，力圖突破審查上的限制，聰明也折衷地把港式警匪片的黑色及殘暴風格移植到泰國發生，目的正是既要通過審查又保持了創作上的靈活自由，無論用心或成績，都有所交代，這三者可能因為其缺乏突破的商業類型屬性，在金像獎最佳影片的項目上註定成了陪跑的角色，然而它們仍是充分地代表了香港電影的商業拼搏精神，總不能說是濫竽充數的劣貨吧？
廣東話(粵語)裡有一句，“錯就要認，打就要企定”，意思是犯了錯就要承認，即使捱打也要站穩，“毒舌電影”用了過往跟《殺破狼·貪狼》一樣有九項提名的《笑傲江湖》(1996)、《黃飛鴻》(1991)、《警察故事》(1985)來反證對比，現在是不是池中無魚蝦為大？真的，也許在未來電影歷史洪流之中，《貪狼》未必會如後三者般長青、耐看和經典，但這也要考慮到香港電影的產量是由八、九十年代的每年四、五百部跌至現在每年的四、五十部，掉了九成的產量，香港電影工作者，憑什麼敢說大家可以有了十倍的能量，去達到在這比數甄選中仍可出產每年幾部可以留下經典地位的電影？所以“毒舌電影”當時就有了既感性而又少不免譁眾取寵的結論﹕
“這或許是媒體最後一次（還是最後幾次）感嘆香港電影死亡了。因為再往後就真死了。但不管怎樣。Sir還是發自內心地謝謝——謝謝香港電影。幸運在我未成年的時候，擁有過真心真意的你。”
說得無比悲涼而又“看似”情真意切。
而本文實在無意為香港電影作什麼“平反”，甚至近幾年香港電影工作者一直抱怨的“審查問題”，障礙了香港編劇和導演的創作空間，筆者也認為不應再煞有介事地詳細探討，“審查問題”固然嚴峻，但香港電影人在沸騰的內地電影市場中不是沒有吃過甜頭的，功名利祿在前，難道大家仍好意思說自己的氣節和骨氣大到讓自己喘不過氣左右做人難？說好的“一國兩制”呢？沒有了內地大市場就拍不了電影？各位有沒有拍拍自己的腦袋問問自己？過去我們有聽過爾冬升導演賣房子拍電影的事，現在的香港導演要考慮的可能只是有多少(或者有沒有)導演費的問題，沒有製作費？《一念無明》(2016)和《淪落人》(2018)就是二、三百萬港幣拍出來的電影，它們的尊嚴會不會比《流浪地球》(2019)或者《紅海行動》(2018)弱了多少？香港電影人只要選擇拍純香港的港產電影，在命題上有絕對的自由，所謂“沒有製作費”，也就只有成熟的導演“差了自己一份導演費”的差額，今時今日手機都能拍電影的時代，各位有沒有真的“以創作為本”才是需要撫心自問的問題，許鞍華導演的代表作之一《天水圍的日與夜》(2008)成本就是一百到兩百萬港幣之間。
那麼願意在內地市場打滾的香港導演，又會不會有沒戲拍的現象？一般網絡電影(所謂“網大”)用的導演，往往就是剛畢業的電影學生，或者在香港拍過電視劇的一些“不吃香”的導演，香港二、三線的主流電影導演，如果願意放下身段去拍一些此類作品表現下身手，根本是不愁沒有作品的，結果呢？即使一些不夠成熟又或者久無佳作的導演，寧可掛監製之名，都不願親自導演一些小作品來證明自己或“再次”證明自己，需要知道當年徐克和杜琪峰這些功力深厚的導演，也是在電視臺拍了很多劇集來練就自己拍攝的純熟手藝，新一代的導演中多少有這種魄力和精神？那麼問題就只會是“錢作怪”和自身太嬌氣，創作根本不是自己最本位的存在意義，創作欲也不比“作為導演”的身份大，所以蹉砣時光，君可見陳果導演，在整個亞洲領域來說，都是有級數的電影人之一，可以在拍完失諸交臂的《謀殺逝水年華》(2016)之後，回香港安靜低調地完成非常本色的《三夫》(2018)，哪怕你可能會嫌《三夫》有多重口、瘋狂，但它正好表現了陳果堅挺犀利的創作欲，勢如破竹。
好了，回到正題，“毒舌電影”隨便舉了《笑傲江湖》《黃飛鴻》《警察故事》三部電影代表了“香港電影金像獎”曾有過的水平，那麼既然說起陳果，我就用另一屆有他作品的年份做例子，看看“香港電影金像獎”曾有過何等的熱鬧刺激，2001年，即第20屆的“最佳電影”提名名單﹕《榴蓮飄飄》(2000)、《花樣年華》(2000)、《臥虎藏龍》(2000)、《江湖告急》(2000)、《孤男寡女》(2000)，這個名單夠不夠亮麗？有陳果最擅長的獨立電影、王家衛的世界級文藝片、李安的奧斯卡級古裝片、本土cult片(導演還是現在香港在內地發展最好的首席商業片導演林超賢)、杜琪峰和韋家輝的賣座愛情喜劇。這個陣容裡，我們看到的，並不只是“亮麗的招牌”，而是勃發的創作精神，題材的多樣性，導演的眼光和實驗精神，都是令人興奮的，《花樣年華》和《臥虎藏龍》我就不用多介紹了，《榴蓮飄飄》藉一個來自東北牡丹江的妓女的眼光，去跳脫而又寫意地書寫了一個地域跨度很大的中港故事顛沛流離的情懷，和脅於時代那單純而又倒錯的價值觀，都相當動人，甚至打動了金馬獎的評委，讓電影一舉拿下了“最佳劇情片”及“最佳原著劇本”，林超賢的《江湖告急》則是“以類型反類型”的玩味之作，作為江湖片也是喜劇，內裡充滿了各種諷刺但同時又致敬香港獨一無二的江湖題材的符碼，十分本土，影迷情懷十足，劇情和敘事都豐富多姿，而《孤男寡女》當年是杜琪峰從警匪槍戰動作片，轉營到都市愛情喜劇類型的嘗試，受裨益於早年杜Sir未成名時執導喜劇的經驗，也掌握到了香港人的城市脈搏，也是價值觀的觀察入微，當年成為了票房冠軍，也是有其獨到之處的一時之選。
而到了今天，很多中港合拍片甚至在價值觀上也更貼近內地的視角，《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甚至於《建軍大業》，這些大熱的主旋律影片背後，從導演到其他主創都不乏香港影人的身影。在北上的過程中，越來越多香港影人適應了內地的觀眾和創作環境，也已充分融入到內地市場中。
《紅海行動》後，林超賢還有一系列主旋律片要拍
事實上，這樣一種變化，在香港影人集體北上的那一刻就已埋下了伏筆。
CEPA簽署後，英皇娛樂便將業務重心向內地轉移，英皇集團創始人楊受成甚至直言，2003年後英皇電影基本上都是“內地觀眾口味做主”：“誰喜歡看，誰市場大，我們就要迎合。”現如今，英皇作為主要出品方打造了《紅海行動》《無名之輩》等電影，據楊受成透露，英皇有將近90%的影視資源都傾注在了內地。
此消彼長間，香港的本土商業片市場則進一步萎縮。過去幾年，香港年票房前十的電影幾乎都來自美國和韓國。截至2018年，香港歷史票房榜前二十的電影均是進口片，排片最靠前的華語影片《寒戰2》，則排到了二十名開外，票房僅6600萬港幣。
《寒戰2》排到了二十名開外，票房僅6600萬港幣
屬於港片的那個黃金時代，或許再也回不來了。“七八十年代，香港的武行、武術文化等是最興盛的時候，也是幫派最猖獗的時候，加上那時港片市場很大，由此衍生出了很多具有香港特色的商業片。現在再想回到那樣一個時代，各種條件都不滿足了。”有資深從業者相信，“純港片”可供探索的空間正越來越小。而某香港大影企的老闆同樣向毒眸感慨：“就過往的經驗來看，至少有超過一半（的港片類型）是沒法再崛起了。”
儘管這樣的變化，在香港引發過很多爭議和對於純正港片最終失落的擔憂、焦慮，但很多從業者也清楚，這確實是一個無可挽回的大趨勢。身為光線影業顧問的香港導演陳嘉上就曾表示，香港市場很小，普通人的生活又千篇一律，所以除非拍小投資的電影，否則根本沒有拍片的機會。“要想拍投資大點的影片，導演就必須走到內地去。”
陳可辛的觀點則更為直接：“我不會堅持拍香港電影，生存是最重要的，因為你要站在擂臺上，所以一路要去適應和變化。”
陳可辛2007年之後導演的作品
但內地市場已然變了模樣，香港影人想要一直站在擂臺上並不容易。
就在香港導演積極北上、並且掀起一股股新的熱潮時，產業格局其實也在悄然轉變著：過去幾年間，以甯浩、徐崢、陳思誠為代表的70後商業片導演，以及更年輕的文牧野、郭帆等，紛紛登上了歷史的舞臺，成為行業的主角。
“《泰囧》爆紅算是一個開始，內地新導演起來後，內地和香港在電影創作上的話語權其實已經在慢慢扭轉了。”一位影評人告訴毒眸，早在拍《人在囧途》時，一些關於笑料的部分就是由徐崢負責指導的。“內地觀眾成長、變化得很快，葉偉民這樣的香港導演，有些接地氣的笑點其實不太能理解。”
這種關係在過去一兩年裡扭轉得尤為明顯。2018年暑假，徐克的《狄仁傑之四大天王》早早就退出了競爭，那個假期最風光的兩個華語導演文牧野（《我不是藥神》）和黃渤（《一出好戲》）都是第一次拍長片；2019年春節，周星馳的《新喜劇之王》上映一天便開始掉隊，甯浩和韓寒執導的喜劇片，很快搶走了他的光芒，而最大的贏家當屬最年輕的郭帆。
《新喜劇之王》上映一天便開始掉隊
這樣一種微妙的變化，也使得很多資本開始不再依仗香港導演。一位出品人向毒眸透露：“早期可能是北上的香港導演比較強勢，但現在可供選擇的內地導演多了，內地資本開始在內容把控上變得強勢了。新一批內地導演的崛起，的確擠佔了香港影人的生存空間，很多香港電影人在內地其實已經接不到好項目了。”
新老交替間，人們才猛然意識到，香港已經很少有能與內地影人相“匹敵”的新人湧現。
近五年間，港產片年產量都在50-60部左右，數量只有香港電影巔峰期的五分之一。除開一些極具個人表達和情緒的影片外，能夠上映的電影多為文藝片或者中小成本的香港本地現實題材影片（《一念無明》《翠絲》等）。儘管這些影片背後不乏翁子光、黃進這樣優秀的年輕人，但是論及市場號召力和駕馭大體量商業片的能力，這代香港導演都很難和前輩以及同齡的內地影人媲美。
所以，香港電影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我們也應該在電影發展階段尋求更好的模式！讓香港電影在整個中國電影道路上發光發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