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动荡的年代,诸侯争霸，战乱不休。在这大争之世中，各国为了能在纷乱中胜出，纷纷走上变法图强的道路。而军功爵制关系到国家军队的战斗力，是变法的重中之重。
秦国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之所以可以完成扫六合的大事，军功爵制是最大的功臣之一。但是其实当时并非只有秦国实施军功爵制的改革，为何却只有秦国可以脱颖而出呢？五爵废弃，军爵初立
春秋乱世之前，各个诸侯国沿用的是西周的五爵制（公、侯、伯、子、男）。面对春秋战国天翻地覆的社会大变革，各国为了生存，没有不从五等爵制向军功爵制转变的。
关于五等爵制的情况，《礼记·王制》中有明确的规定："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周天子将同姓的贵族子弟、先贤后人和建国功臣分封为各地诸侯，依据不同的爵位来分封土地和人民，这就是"授民授疆土"。同时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以大宗治小宗，由此形成了后世所称的"世卿世禄"。
五等爵制是以井田制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与宗法制度相辅相成,是维护奴隶主贵族世袭独占政权的工具。
在五等爵制下,天子、诸侯、大夫、士及农工商贾的地位都是世袭的,统治阶级的内部等级和被统治者的地位都是固定不变的。
然而到了西周末年,世袭奴隶主贵族已经腐朽没落,逐渐失去管理国家和控制局势的能力。春秋战国兼并战争日益严重，这种依靠血缘的授爵制已经不适应这大争之世，各个国家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激励士兵，提升士气，执行果决的制度，以便提高本国的军事实力，这时，军功授爵制应运而生。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社会结构中，皆存在着一种由君主加封并可世袭的五等爵制向崭新的以军功向国民授爵的军功爵制转变的趋势。在春秋时代,因功赐爵制在齐、晋、秦、楚、宋等国就已经出现,这是军功爵制早期的雏型。
齐国是建立赐爵制最早的国家。《左传·哀公二十一年》有"(齐)庄公为勇爵"的记载。齐庄公建立"勇爵"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士兵英勇作战，对于齐国新兴地主势力的发展和壮大,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晋国也比较早的建立了赐爵制。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文公重耳流亡归国后,"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以功劳大小给予不同的待遇。
在战国时代,新兴地主阶级已在很多国家掌握政权,军功爵制得到了有力推行：魏国李俚建议魏文侯根据"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废除了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奴隶主贵族世袭特权,而把爵禄让给有功于国的人；
韩国申不害也建立了"循功视第"的因功行赏制度,以剥夺奴隶主贵族的参政权。
楚国吴起也实行了变法,他提出了"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裁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的改革方案；
燕国建立了"无功不当封"的制度。齐国的变法也同样有打击旧贵族而奖励军功的措施。
几乎战国七雄都推行了军功授爵制，而其中推行的最好，执行的最严格的当属秦国。那么秦国的军功授爵制是怎么样的呢？这就不得不提一个人，商鞅。
商鞅立爵，秦国崛起
据相关研究，秦军功爵制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建立了，但是当时的秦军功爵制远远没有完善，执行力也相当之差。而在商鞅变法时期，秦国军功爵制才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山东六国法家李悝、吴起变法变法精神，当取得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之后，立木为信，以冷酷无情，坚定无比的决心在秦国掀起前无未有的变法狂潮，建立了自成体系的，具有巨大执行力的国军功爵制。
下图为秦国的军功爵位示意图：
秦爵位与其官职挂钩，只有取得相应的爵位，才能担任官职。秦军功爵共分四大等级:一至四爵是兵卒的爵称，根据不同的爵位，担任不同的兵种；五至九爵是军吏的爵称,十至十八级是军将的爵称,十九、二十是特高级,是军事统帅和卿相一类人物的爵称。（以上是秦一统后的爵位，与商鞅变法时有略微的不同。）
商鞅变法的军功爵制,最高级是大良造，一级公士到十一级右庶长，与秦汉二十级爵制基本一致。惟独十二级大庶长，在秦汉二十级爵制中为十八级，相差六级，其上没有驷车庶长，更没有侯爵。因为在商鞅变法时，连秦国的大哥秦孝公也不过是公爵而已，公与侯属于同级，所以商鞅变法不可能设有侯爵。
拿商鞅自己来说，商鞅帮助孝公变法,功高望重,但最后也仅被封为商君，其正式爵称为大良造。如果不了解这种历史情况,还会替商鞅鸣不平,商鞅在秦国建立了那么大的功勋,在政府中位至首辅,而还没有封侯,岂不成了怪事。
事实上，直到战国初期,各国的国君尚且称侯,因此各国的军功爵制中没有侯爵乃是当然之事。当时在各国的爵位中,最高者也只能称君。如在战国时代赫赫有名的所谓四公子,即楚国春申君黄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无忌,齐国孟尝君田文,皆被封为君广而未封侯。
就以秦国而论,也是这样。秦在孝公以前,甚至在孝公时期,也没有称侯的。
秦国的侯爵是在惠王以后才出现的。这时由于秦国国君已经称王,因而才设立了侯爵。但封侯者也寥寥可数。在惠王时,只封其子通国为蜀侯,武王时也只是把他的儿子、孙子先后封为蜀侯。
昭襄王时代,封侯的逐渐多了,但著名的也只有三个,即穰侯魏冉,应侯范雎,文信侯吕不韦。由惠王到昭襄王时期,有很多贵族、大臣,其封爵主要是称君,而不是侯。
如惠王弟弟樗里疾封为严君;惠王的宰相张仪封为武信君;昭襄王封其弟弟为径阳君,高陵君;昭襄王的宰相蔡泽,被封为纲成君;大将白起,被封为武安君,孝文王在立为太子前,也被封为君,即安国君。大量的分封关内侯、彻侯那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事情。
厚赏严罚，萝卜加大棒
商鞅变法推行的军功授爵制，要求秦国军民心中只装两件事——种地、打仗。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 （指专务耕战）而得官爵" 从此，"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可见，要有军功才能获得爵位就成为秦人政治生活的一般原则。
普通士兵"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到了军吏、军将这类指挥官层次，不再计算个人斩杀，而是要看指挥队伍的"盈论"，所谓"盈论"，就是按满额论功行赏。军吏"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赐爵一级"，军将"攻城围邑斩首八千以上"，"野战斩首二千"，皆算作"盈论"，赐爵一级。
秦国军功爵制的真实写照，图片来自国家人文历史
但是功有奖赏，过也有严惩，比如对于战争中的逃兵和投降者则面临着“身戮家残，去其籍，发其坟墓，暴其骨于市，男女公于官”这样惨无人道的惩罚，所以若是家中有参军的人，家人都要来回叮嘱他们不要做逃兵，不然不仅无处可逃，而且连家人都会受到牵连。
前有爵位富贵在诱，后又有严刑峻法如虎狼在背，血战沙场，马革裹尸，不顾一切向前撕杀，是秦军战士的宿命。
"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商君书•说民》）这样,通过厚赏严罚的制度构建,秦国形成了"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局面,战争成为了秦人"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
甚至有学者指出，在这样的制度强力推行之下，秦国民风亦相当彪悍：
“向往战争、歌颂战争充斥于人们的生活,"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甚至达到"闻战而相贺"的地步,从而大大提高了秦国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造就了一支英勇善战、士气旺盛的军队。”
《孙子兵法》："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具有奖励性质的拉动（主要针对平民）和鞭策性质的驱动（主要针对宗室、文学和工商之士）相结合的激进型军功爵制模式，并凭借君主至上的巨大权威强行推行下去，最终赢得了秦人的普遍支持，形成了全民皆兵的举国体制。
六国之师，皆在尝试实行军功爵制，然后，由于多种原因，最终唯有秦国实行得最为彻底。拳头大的称大哥，等待六国的命运早已是四手也不敌双拳。
当时秦国的人口位500万，但是500万人居然养了60万军队，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来看，这个比例是相当惊人的，可想而知在秦国的萝卜加大棒之下，秦国兵卒和百姓有多么疯狂了，这样的军队支撑着秦国“兵革强大”，而后横扫六合。
"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据统计,
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前一年,前后经过109年时间,秦除了同若干残存的小诸侯国和西戎、巴、蜀少数民族作战以外,同六国共作战60余次,获全胜的共58次,斩首129万,拔城147座,在攻占的领土共建立了14个郡,未获全胜或互有胜负的仅5次,败北仅4次。
正是有了这百余年的积累，秦始皇才能够"奋六世之余烈"，如同瀑布冲向谷底，摧枯拉朽一般兼并六国。然而在这样的功绩之下，不免血流成海，尸积成山，弊端多多。这样严酷的制度，同样给秦二世而亡埋下了基因，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