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8世紀後半葉，桓武天皇於延歷十三年遷都平安京，至1192年鎌倉幕府名副其實的建立，史稱平安時代。在律令制和班田制走向崩潰的過程中，貴族勢力大增，最後以藤原氏為代表的貴族勢力，通過壟斷莊園，建立自己的經濟基礎，同時運用與皇室聯姻的手段，佔據了攝政、關白的高位，這是發生在9世紀後半期至11世紀前半期平安時代中期，史稱“攝關政治時代”。
政治體制的形成，分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是從律令政治體制到攝關政治體制的過渡時期，又稱延喜·天曆之治時期。這時期，歷經醍醐、朱雀、村上三代天皇，主要是在醍醐、村上兩代天皇的治世時期，欲圖振興律令政治，不置攝關，守住天皇親政的形式。
9世紀前半葉平安時代前期，嵯峨天皇於弘仁十年率先制定《弘仁格式》，其後清和天皇於貞觀十一年制定《貞觀格式》，以及醍醐天皇於延喜五年至七年，先後敕令藤原時平、紀長谷雄等對《弘仁格式》、《貞觀格式》進行修訂，制定了《延喜格》、《延喜式》，前者已佚，後者由村上天皇繼續修訂，作為平安時代中期律令實施細則的集大成，然而一時難以實施。
這期間，於貞觀八年發生應天門之亂後，藤原良房晉升大納言，於天安二年開始攝政，元慶四年由藤原基經任關白。實際上，藤原氏族奪取了天皇實權，奠定了以藤原氏族為代表的皇室外戚掌握政治實權的基礎，開始向攝關政治體制過渡。
第二時期，正式確立攝關政治體制的時期。村上天皇於康保四年駕崩，作為律令實施細則的《延喜式》經歷了40年後，由繼任的冷泉天皇開始實施之時，冷泉天皇患瘋癲病，失去正常心態，當時政情和人際關係十分複雜，藤原實賴擔任關白太政大臣，他並於安和二年根據源滿仲的告密，以對立面左大臣源高明圖謀廢立天皇之罪，迫使其下臺，成功地排斥其他氏族，獨攬朝綱。
藤原氏族以這次“安和之變”為轉折，結束了長期與其他氏族的鬥爭，轉而圍繞皇室外戚的地位問題進行內部的爭鬥。比如，藤原兼通和兼家兄弟之爭。其後經歷四代天皇、七代攝政關白，不斷的交替、浮沉，逐漸加深對攝關政治的理解，從此正式確立了攝關政治的體制。
第三時期，是攝關政治全盛期，也是藤原氏盛時的氏長者、廷臣藤原道長最榮華的時期。藤原道長將四個女兒送入宮中，為後、為妃——長女彰子成為一條天皇的皇后，生下後一條、後朱雀兩天皇，開一家“三後一妃”的空前絕後的榮華。藤原道長還營造了著名的法成寺。於是，藤原道長左右國政，時間長達30多年，形成了藤原氏貴族“攝關政治”的極盛時期。於其三女威子立後的當日，藤原道長滿懷豪情地作歌一首雲：“此世即我世，如月滿無缺”。攝關政治進入了全盛期。
新興武士登上了日本歷史舞臺
藤原氏皇室外戚一派獨攬朝綱，隨意廢立天皇，引起皇室內戚與皇室外戚兩派的激烈的權力鬥爭，同時藤原氏不斷擴大莊園，成為最大莊園的領主，加強對農民的剝削。農民苦不堪言，紛紛群起反對藤原氏政權的鬥爭。11世紀末平安時代中期末“攝關政治”急劇走向衰落。
在這種政治狀態下，新興武士登上了日本歷史舞臺，白河天皇在位期間，為擺脫藤原氏皇室外戚一派的控制，扶植新興的武士集團。其後讓位給堀河天皇，以太上天皇的地位在院中聽政，院的實權，超越天皇和藤原氏的權力，受到了被藤原氏上層貴族壓制的中下層貴族的廣泛支持，從此日本古代社會開始從“攝關政治時代”走向“院政政治時代”。這種太上天皇或法皇在院廳執掌國務的政治體制，以後斷斷續續一直維持到江戶時代的天保十一年。
整個平安時代近4個世紀，經歷了律令政治、攝關政治、院政政治三種政治體制，創造了輝煌的平安時代貴族文化和日本古代文明，其優秀的傳統，延綿千餘年，至今仍不斷在創造，不斷髮出不滅的光輝。
於是，以嵯峨天皇為中心的朝廷貴族文化進入謳歌漢風的時代，漢風文化全盛，其程度大大地超過奈良時代。當時上至朝廷法令、文章、儀式、典禮，下至個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乃至娛樂、審美情趣等，全方位仿效中國唐代的風習，日本古代文化走向了“漢風化”。首先，以魏文帝“文章者經國之大業”為主導思想，這裡所謂“文章”，乃據《詩·大雅·蕩序》所云“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所指即“禮樂法度”也。在廣義的文化上來說，文章者，將文學藝術放在首位。
朝廷推行文章道，帶來了漢文學創作昌盛的機遇
朝廷的政策明顯地向漢風文化傾斜，以宮廷為中心，首先振興文章之道。這一時代的文章所指，首先是法令的原文、日常的文書，都仿照中國周、梁千年間文章詩賦集大成的《文選》，培育基礎教養的精神。其次，接受其時盛唐文學比如白居易、元稹、張志和等詩賦的遺產，嵯峨天皇本人率先垂範，以其為中心的漢詩人圈，頻繁舉辦詩宴，吟詩作文，與萬葉和歌並行不悖地掀起寫作漢詩文的風潮。
以留唐歸國的學問僧為中心，大力引進中國的文章詩賦，尤其是詩論和詩學。空海、最澄從留唐回國後，深受宮廷的寵愛。空海與嵯峨天皇文章邂逅，將歸國時帶回的《詩格》等中國文學詩學作品，呈獻給嵯峨天皇，據此推斷，他的《文鏡秘府論》是在適應嵯峨天皇所推動的漢詩文勃興而撰著的。
這時期，日本古代文學的“漢風化”得到發展，首先是三大敕撰漢詩文集問世，即嵯峨天皇親自敕令編纂了漢詩文集《凌雲集》、《文華秀麗集》，以及淳和天皇敕令編纂了《經國集》。嵯峨天皇敕撰漢詩文集，正是嵯峨天皇積極攝取隋、唐文化，再建律令新體制時期。
當時宣揚謳歌唐風，以魏文帝曹丕《典論》的“文章經國”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積極繼承和消化前一時期的六朝、初唐的漢文學遺產，促成一個時代的正統理念和文學理念趨於成熟，並風靡於當朝。這就成為敕撰漢詩文集的基礎。
《凌雲集》所採錄的漢詩，大多是以嵯峨天皇為中心的詩宴上君臣唱和的詩，主要讚頌天皇的帝業和功德。從詩的形式來說，以初唐新興、中唐流行的七言詩佔多數，且比較重視韻律平仄的原則，詩的質量比此前的問世《懷風藻》有了很大的提高，技巧趨於精練，對於促進當時漢詩文的興盛起著巨大的作用。
《文華秀麗集》是嵯峨天皇提倡學《樂府》詩時親自敕裁的，詩的“文章經國”的色彩，不如《凌雲集》，序文就主張“豔流映綺靡”，以“增華”的詩風。《經國集》是淳和天皇敕命編纂，以期起到“教化簡樸，文明欝興”之功用，除了詩作，還含賦、序文、對策等，這是前兩部敕撰集《凌雲集》、《文華秀麗集》所沒有的，可以說這是一部漢詩文合集，其規模比前兩集都大，但今多已散佚。
這些漢詩文集，呈現出明顯的“漢風化”傾向。兩詩比較，詩題、五首唱和一聯作、七絕第三句為三三對句，即採用七七三三七格律、接近當時比較發達的詞·長短句的形式，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其內在的聯繫的。
三大敕撰漢詩文集和空海《文鏡秘府論》，對於當時漢詩文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規範作用和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力量，由此掀起了日本文化史上流行“漢風化”的一個高潮。
結語
日本文化“漢風化”的形成，主要原因是，在日本本土文化自發生成的過程中，缺乏系統的宗教意識，並未完全形成和鞏固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系，就受到中國文化影響，尤其是中國佛教文化和儒學文化的強烈衝擊，並且經歷了一個從文字、宗教、文藝、學術等漢風化的過程。因此，擺在日本文化面前的一個任務，就是如何實現本土化，也就是日本化的任務。
參考文獻
《凌雲集》
《文鏡秘府論》
《文華秀麗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