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3月26日举行的峰会上将保证粮食供应列为当前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任务之一。很明显，新冠疫情让全球的粮食安全问题更加严峻。对中国来说，自然更是如此。
第一，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形势严峻。
2019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接近6.64亿吨。进口粮食总量接近1亿吨。其中，进口大豆约8000万吨。这个数据表面上看问题不大，毕竟，进口只占到总量的13%。但是，我国进口的主要是大豆。按照我国大豆的平均亩产120公斤计算，这8000万吨大豆需要需要近7亿亩耕地才能生产出来，也就是说，需要占用我国超过1/3的耕地。而剩下的13亿亩耕地，按照我国平均亩产350公斤计算，年产量只有4.55亿吨，人均大概300公斤的样子。
人均每年300公斤当然是够吃的。但是，需要粮食的地方不只是人，还有养殖业和食品加工业。我没有查到我国养殖业和食品加工业每年消耗的粮食的数据。但是，可以做一个估算：
总产量+进口量=消耗量+储备量
而储备粮是一个基本不变的数量，只是一个新粮食和旧粮食倒库的问题，所以，实际上，我国每年粮食的需求量就是总产量加进口量的7.5亿吨左右。这样的话，我国粮食的自给率最多只有70%。这当然是一个很成问题的数字，所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几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讲的都是农业的问题。
第二，中国农业的问题，有其自身复杂的特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农业经历了多次变革（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有机会再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基调没有大的变化，比较稳定。当然，从十年前开始逐渐有了公司加农户、承包权流转等新的形式，但是，家庭承包的主流并没有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历史性的功绩，任何人都抹杀不了。但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其问题也日渐显现，比如，年轻人中愿意务农的越来越少；由于基础肥的投入不够，土地的地力越来越差等等。最核心的，还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现代大农业的要求的矛盾————现代化的农业，讲求的是规模效益，一家一户的几亩地，是不可能形成规模的。这就是公司加农户模式和现在土地承包权流转的理由。但是，这两种模式都只能是中国农业问题解决之前的有益探索，而不是最终的答案。因为，中国农业的问题，有其自身的特性。
其一，可集中的土地少。我国的人均耕地不到两亩，而且除了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四川盆地等地方有足够规模的土地可以集中以后迈进现代化农业模式以外，占中国可耕地大部分的10亿亩以上的耕地，都是无法形成规模的。
其二，农产品需求的多样性。中国人对农产品的需要，一是基本生存的需求，包括米面油蛋奶肉鱼菜等等。二是生活水平提高后，对米面油蛋奶肉鱼菜的个性化需求，也就是高品质产品的需求。而且，我国的人口基数庞大，社会发展不平衡，这就造成了对农产品需求的多样性。
其三，农业问题的解决不能牺牲农民。规模化农业必然大大减少对农民的需求，近五亿从农业中脱离出来的农民就业问题怎么解决？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新增就业百万人，都是了不起的政绩，中国要解决五亿人，其难度可想而知。
其四，不能简单的指望进口。中国人的肚子，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看看现在美国对中兴、华为等企业的态度就知道，一旦中国人吃饱肚子的问题要靠进口，那我们在山姆大叔屁股下做二等公民的日子就来了。所以，中国必须要有相当数量的农业人口，来耕种这18亿亩基本农田。
其五，中国农业问题的解决，必须是建立在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的基础之上。中国是一个近千万平方公里领土，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更是一个五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农村是中国的根基，从这次冠状病毒肺炎更可以看出来，中国人有根深蒂固的农村情节。农村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是中国最可依靠的战略纵深。所以，中国的农村不仅不能被城市化吞噬，还必须繁荣，并且，留住中国文化的血脉。
第三，中国农业问题的解决方案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
其一，差异化发展农业。在条件比较好，耕地比较平坦，第二第三产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可以集中土地，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管理模式，发展大农业，寻求规模效益。
在经济比较落后地区，发展特色农业，以一县一品，甚至一镇一品、一村一品，在有限的耕地上生产特色产品，满足人们比温饱更高层次的吃好问题。通过特色产品，寻求更好的市场价格，促进农民增收。
其二，中国的城市化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城市化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课题，但是不管怎么争论，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以城市化为前提。毕竟，无论你用什么技术和方案，20亿亩左右的耕地，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让8亿人富裕起来的。
但是，我们不是为城市化而城市化。我国城市化成功与否的一个基本指标就是进城的农民是否“进得来，留得住，过得好”！只有达到这三个标准，我们的城市化才算是解决了三农问题中的一部分的农民的问题。
所以，在发达国家已经证明有着诸多后遗症的摊大饼式的发展起来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并不符合中国的需要。我们的城市化一定要限制大中城市的发展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中国有2700多个县，20000多个镇，每个县城平均增加十万人口，每个乡镇平均增加一万人口，就可以解决四亿人的城镇化问题，而且不至于出现城市病。
其三，适当的走出去。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在东南亚，在非洲，在南美洲，以资本和技术开路，建立中国人农产品的战略储备基地。这不是梦想，事实上，勤劳而聪明的中国人已经自发的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
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必须是在综合考虑城市化和三农问题后，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解决，而不可能有一个简单的单方存在。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忘记：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是在保证农业的稳产增产，促进农民增收，增进农村繁荣，保留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