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美國實行白銀政策，造成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這是幣制改革的最直接動因。始自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歷史上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危機。這次危機不僅涉及工業、農業、國際貿易領域，還擴展到貨幣信用領域，造成1931－1933年整個資本主義信用制度的危機。在這樣的背景下，西方各國紛紛放棄金本位制，實行貨幣貶值政策以提高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從而達到傾銷國內剩餘產品、轉嫁危機的目的。就美國方面而言，實施白銀政策是轉嫁信用危機的手段。
所謂“白銀政策”是指美國對貴金屬白銀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的總稱，包括提高銀價、收購白銀、禁止白銀出口、發行銀券、白銀收歸國有等具體政策。其目的是要增加白銀儲備，並通過提高銀價帶動國內物價回升進而刺激生產和投資，同時，通過收購白銀提高銀本位國家的購買力從而便於傾銷產品。而在中國方面，作為一個最主要的銀本位大國，世界銀價的變動對中國的貨幣和經濟都會產生影響。當國際市場銀價低落，白銀就會湧入中國；當國際市場銀價提高，白銀就會大量外流。
白銀在國際市場是一般商品，在中國則是通貨。所以白銀一旦大量外流，就會導致經濟上的一系列連鎖反應。而美國“白銀政策”的實施就在中國造成了銀根奇緊、物價猛跌、利息上漲、銷路呆滯、錢莊倒閉、銀行關閉等嚴重後果。由此可見，只有加緊實施幣制改革，才能切斷國際市場上銀價漲落對中國經濟的嚴重影響。
舊的貨幣制度的紊亂帶來的諸多弊端也是幣制改革的基本原因之一。舊中國的貨幣種類複雜，既有重量不足、成色不一的銀兩、銀元、銅幣等鑄幣，又有各種各樣的紙幣。而且中國的貨幣發行權極為分散，不但國家發行，私人、中外企業、金融業和非金融業都可發行。這樣，市場上就流通了形形色色的貨幣。這種極不統一的幣制對商品的全國性流通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對工農業生產的發展以及對國家財政金融的穩定都是不利的。所以改革落後的、弊端重重的舊的貨幣制度也是大勢所趨。1933年，國民黨政府實行“廢兩改元”，在很大程度上統一了貨幣，為法幣改革奠定了基礎、鋪平了道路。
國民黨實行幣制改革的另一重要原因是30年代政局的變化，進一步說，就是防備日本擴大對中國侵略的戰略需要。 “九·一八”事變後，舉國震動，日本的野心昭然若揭，大舉侵華只是早晚的事情。雖然蔣介石政府強調“捷外必先安內”，將重點放在剿滅紅軍上，但對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之勢也不能不有所準備。一旦雙方開戰，較量的不僅是軍事上的實力，也是經濟上的實力。能否在短時間內有效地調集全國的資金與物資，能否經受住長期的戰爭損耗是極為關鍵的。而法幣改革則有利於從財政上提高政府的運作實力，有利於國民經濟向戰時經濟的調整和轉變。
此外，英美等西方主要國家出於種種複雜的考慮，也支持並推動了國民政府的法幣改革，使這一改革得以推行和實施。
在如此的背景下，1935年11月3日，國民政府正式宣佈實行法幣改革。其主要內容是：一、統一貨幣發行權，以中國、中央、交通三銀行所發行的鈔票定位法幣。二、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均用法幣。三、廢除銀本位制，全部白銀歸國有以充法幣準備金。四、法幣與英鎊掛鉤，實行外匯本位。
在談及法幣改革的歷史作用時，人們往往會想到國民黨濫發紙幣、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等。但法幣改革在中國歷史上卻另有不容忽視的正效應。
從當時的效果看，法幣改革促進了經濟發展。具體來說，首先，它統一了全國的貨幣，有力地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第二，由於法幣與現銀脫鉤，中國的貨幣就完全擺脫了世界銀價漲落的影響，並且由於法幣與英鎊掛鉤，可以到世界市場去流通——這有利於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和國際收支平衡。
第三，法幣發行之初規定銀元兌換法幣一元，但實際兌換時，卻是白銀60％可兌100％的法幣，這樣，紙幣的流通量就增加了，後來法幣又逐次增發，這些都緩解了從前通貨不足的局面，使物價開始回升，物價的回升使商業和生產變得有利可圖進而刺激了商業的繁榮和工業生產的發展。諸多現象表明，法幣改革後，情況一直朝著對中國經濟和其他國家在華利益大有好處的方向發展。
從長遠方向考慮，法幣改革提供了一種新的貨幣制度，這種貨幣制度是進步的，它是中國經濟向現代化方向發展過程中不可跳過的一環。相對於舊的貨幣體系和貨幣制度，它能夠更深、更廣、更多層面的發揮對經濟的調節作用──這也是現代經濟的特徵之一。
同樣基於長遠考慮，法幣改革對中國抗戰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第一，幣制改革後，國家以法幣收兌了民眾手中及社會各方面持有的白銀和銀元，這是一種強有力且有效的資金集中手段，便利了國家在戰爭全面爆發後最大限度地掌握調度現金、最大可能地集中白銀等貴重金屬，以作為在國際市場上購買軍火物資的經費之用。
第二，法幣發行之初規定可以在指定的金融機構中無限制買賣外匯，抗戰爆發後，日本侵略者在淪陷區大量蒐羅法幣然後運至上海、香港去套取外匯資金，再以此到國際市場上去購買侵華戰爭所需的軍用物資。面對這種情況，國民政府在1940年取消了法幣“無限制買賣外匯”的規定，結果有利地打擊了日本利用法幣套匯的陰謀，造成其資金方面的困難。這種政策的調整是銀元等硬幣流通時所做不到的。
第三，抗戰開始後，資金開始向內地後方流動，資金的內流使大後方銀行的存款增加、財力充實，從而使其擴大投資、放款成為可能。這使得內遷的企業可以迅速恢復生產，復工的企業可以擴大生產，新建的企業可以順利投入生產，於是各種民用工業、交通運輸業發展起來，為抗戰取得最終勝利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如果沒有幣制改革，資金不可能充裕、順利地流向內地，大後方的經濟也很難經得起長久的戰爭考驗。
在回顧艱難的八年抗戰史時，人們往往最終以“中國人民是不可戰勝的”一言概括之。固然，這種民族的韌性是抗戰取得勝利最本質的和潛在的因素，然而墨守這一“定論”則會忽視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諸多方面的因素，必不利於我們從歷史中獲得經驗。只有全面、客觀地評價歷史事件才可從中獲得有益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