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尺寒（肖磊看市特约作者）
截至4月23日（星期四）收盘，中国10年期国债指数盘中突破103，收盘在102.974，中国5年期国债指数盘中最高触及104.729，收盘在104.442。两大国债指数双双再创历史新高，可见市场投资者对中国国债热情还在加剧。
从具体的场内交易国债收益率看，10年期中国国债收益率降至2.592%，为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附近。中国国债收益率整体运行相对稳定，近2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多数时间维持在3.3%-4%之间，自2015年中国央行最后一次将基准利率下降至于1.5%的历史相对低点之后，10年期国债收益率才出现整体小幅下移，但大多数时间也稳定在3.2%-3.6%之间。2019年10月开始，10年期国债收益率才开始出现明显下行。
场内交易的5年期中国国债收益率运行轨迹与10年期类似，过去20后年大部分时间运行在2.5%-3.5%之间，2019年10月后开始快速下行，目前创出近10年来新低1.822%，仅略高于2008年12月时的下探低点。但是，相比较于美国10年期国债的0.617%，欧洲、日本的负国债收益率，显然，中国5年，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之下，更具有投资价值，也吸引了大国际投资者的青睐。
截至2019年年末，中国国债余额为35万亿人民币，这其中包括15万亿的中央政府债务和20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务。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扩大债券发行规模，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已经被列为预算执行计划之中，总体看，根据中国经济的实际表现，应该可以进一步扩大20%-30%。因为对比美国国债规模23万亿美元，中国国债余额仅有5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仅为37%，远低于欧洲60%的警戒线，更低于美国、日本的100%-200%。
中国为什么要加大国债大量规模呢？根部目的，就是要在当前的特殊疫情防控时期，加大刺激经济力度、刺激内需扩张，帮助和解决一些受到严重影响的普通老百姓、中小企业主，所面临的短期生活困难问题。
中国央行前不久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住户存款增加了6.47万亿人民币，平均下来，每天向银行存了约710亿元。显然，在中国新冠疫情防控的最艰巨时期，即使有了央行的大规模货币流动性释放，但却并没有真正的起到直接刺激经济的作用。企业和个人获得货币流动性补偿之后，更多的是保守的存入金融机构，或购买国债等低风险金融产品，以达到避险的目的。但这不符合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
因此，就要用政府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的方式，代替企业和个人，通过积极扩大财政支出和产业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方式，来实现积极货币政策的实际效用。美国政府开启超过2.5万亿美元的，包括直接给普通民众分发现金的经济救助计划，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所以，中国利用当前国债受到市场投资者高度追捧的时机，扩大政府债务规模，是合理和必要的。
中国也有学者建议，给每位中国公民直接发现金，1000到2000都行，更有企业家建议，每个中国人发1万元现金，因为这样更公平，更有效，毕竟各城市发行的消费券只是刺激了本地区商业消费，并没有真正让低收入群体并从中受益。
我们大胆的以每个中国公民1万元现金派发为例，对于相对富裕的家庭来说，1万元不过是外出的几餐饭，添置几件衣服而已，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普通家庭来说，这可能就是一年的基本生活开销。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日常基本生活可以得到保障，家庭成员患病可以及时治疗，子女教育、老人养老等都不会受影响。因为这一次全球性的疫情防控，将是长期和艰巨的，我们应该为那些失业和收入水平偏低的普通中国人，做好中长期的应对准备。
一次性的大量分发现金，也是有风险的。一是钱的来源问题，必然是以政府债务大规模扩张的方式，来实现公共财政支持的可持续。而政府债务规模和财政赤字的突然扩大，必须要得到财政收入上的补充，所以减税不能再扩大了，而且政府还要过上好几年的紧日子，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积极财政政策在其他领域的发挥。
二是全社会的通胀风险。如果中国现在大量发钱给每一位公民，而且当前也不会再有人拿着钱出国消费了，那必然是会消化在国内的，这是我们与美国在“货币超发”上的最大不同。大量的货币流动突然集中出现在国内较为封闭的市场里，用不上半年时间，一定会推高全社会的通胀水平，那未来类似日本、韩国式的百万、千万“富翁”是一定会普及的。
当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很大，还要在扩大中，未来还将再翻倍。所以未来的货币需求量必然是很大的，这是合理的，只是我们用技术手段，让这种高物价水平提前实现了。但这却不是共同富裕，反而会增加贫富差距拉大的风险。
文/三尺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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