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據媒體報道，“禁野令”之下，貴州部分地區的野生動物養殖戶面臨嚴峻考驗，陷入了不能吃、不能賣、不能殺、不能放的困境，這些養殖野生動物及其養殖業者何去何從，成為了棘手問題。
今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決定，要求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按照該決定，凡是未列入《畜禽遺傳資源目錄》的陸生野生動物，一律禁止食用。“禁野令”給人工繁育野生動物養殖業亮了“紅燈”。
禁食野生動物，本意是為了防範野生動物源性疫病的風險，捍衛公眾健康安全，這一政策的用意當然無可置疑。然而，該政策的衍生效應也是顯而易見的，據統計，目前國內野生動物養殖是一個規模龐大的的產業，涉及5000多億元產值以及1000多萬人。而按照近日公佈的《畜禽遺傳資源目錄》徵求意見稿，大多數在養人工繁育野生動物未被列入，這意味著大部分野生動物養殖產業將“歸零”。
對於養殖業者的困境，此次新冠疫情發生以後，媒體曾多有報道。早在人大常委會出臺“禁野令”之前，各地不僅全面叫停野生動物交易，許多地方還對轄區內養殖戶採取嚴格控管的措施。一時間，各種關於養殖動物斷糧、死亡等問題的視頻，在網絡廣泛流傳，養殖行業哀鴻遍野，許多業者面臨血本無歸。曾經因直播養竹鼠而爆紅的華農兄弟，也改作挖竹筍、摘蘑菇等其他農家勞作。
誠然，野生動物的交易和食用會帶來風險，但大多數養殖戶卻是無辜的，他們繁育野生動物，符合之前國家的相關政策，也獲得了合法證件。更不用說，有些地方出於發展地方特色產業，推動扶貧脫困等目的，曾大力鼓勵民眾投資野生動物養殖產業。尤其對於那些貧困地區而言，許多貧困農戶之前靠著野生動物養殖，終於走上脫貧致富之路。“禁野令”之後，他們的努力付諸東流。如果相關補救賠償措施跟不上，就會加劇這些家庭返貧致貧風險。這將給貧困農戶以及相關貧困地區的脫貧工作，造成難以估量的影響。
法治社會，權責應當對等，任何政策必須有始有終。行政機關為滿足公共利益需要，發佈新的政策，對以往規定進行修正，往往難以避免。但如果政策變動造成了企業和個人的合法財產遭受損失，行政機關也有責任應該根據具體情況，或提供相關的救濟措施，或給予有關當事人一定補償。
其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的“禁野令”，對此也有明確要求：“有關地方人民政府應當支持、指導、幫助受影響的農戶調整、轉變生產經營活動，根據實際情況給予一定補償。”不過，相對於“禁野令”執行的雷厲風行，相關的救助和補償措施出臺和執行，卻似乎給人以慢吞吞之感。
對此，有些地方看到了養殖戶的艱難處境，也採取了一定措施，比如，貴州一些地方通過引導，幫助養殖戶消化存欄動物數量。比如把竹鼠、豪豬等作為食物，提供給非食用性利用的藥用蛇養殖戶。探索與部分製藥企業、旅遊景區等合作，消化處理一部分在養野生動物。但這些工作還遠遠不夠，難以覆蓋所有養殖戶，也不足以彌補他們的慘重損失。
因此，面對養殖戶的困境，地方政府亟需拿出更積極有力的措施。最近，廣東就提出給予合法養殖、依規停業的農戶一定補償。要求林業部門要積極配合當地政府，認真研究全面禁食野生動物後的應對工作，探索開展養殖戶轉型轉產、安置、補償和野生動物處置等，儘量減少養殖戶損失。相關扶持政策要想向養殖戶集中的貧困地區傾斜等等。
廣東的做法，給其他地方樹立了一個示範。人工養殖野生動物產業的退出，應當建立在妥善維護養殖戶權益的基礎之上，把對民生和經濟的影響降到最低。實際上，做好這樣“善後”，也關乎“禁野令”的成效，畢竟，養殖戶權益得到保障，他們會更有動力配合政府的處置工作，杜絕私下處置等問題。如此一來，“禁野令”在最後一公里的執行才能暢通無阻。
本文源自中國青年報客戶端。閱讀更多精彩資訊，請下載中國青年報客戶端（http://app.cy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