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想当官，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通过国家考试，登进士第，政府安排职位，如果胜任，慢慢就可以把官做大。还有一条路就是没羞没躁卑躬屈膝跑官要官。
杜甫的爷爷杜审言是凭考试走上仕途的，杜甫开始也想复制这条道路，他23岁参加进士考试，名落孙山，10多年后，又参加了玄宗格外开恩下旨组织的“通一艺者”应试，也铩羽而归。
杜甫对自己的应试能力感到绝望，从此走上了可耻亦复可悲的跑官要官之路。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他奔走于权贵门下，作诗投赠，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还多次直接向李隆基献赋，如《雕赋》《三大礼赋》，指望唐玄宗被他的才情打动，派发一顶乌纱帽。
虽然杜甫自诩“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拥有“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能力，在现实生活中，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不断碰壁。种种努力的结果，直到44岁了，才到手“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在县长手下负责兵甲器杖、门禁锁钥管理。
安史之乱后，杜甫投奔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也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政府任职露脸的经历。但不久就因为上疏申救房琯罢相而触怒肃宗，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在县长手下负责文教工作。
不久，杜甫嫌官职卑微收入太低，擅离职守回家。
对杜甫一生失意于仕途，后世有许多人鸣不平。
例如，苏轼认为杜甫能够在古往今来的众多诗人中占据首席地位，并非诗歌艺术成就，而在于他终身不被政府任用，以至无法温饱甚至流落街头，却时时刻刻不忘朝廷君主——“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甚至有人说，正因为杜甫的德才不同凡响，一旦获得重用就会构成对别人的威胁，皇帝周围有人故意要压制他。
在我看来，杜甫的诗写得好，并不等于会做官，把诗写好更多地需要情感思维，把官做好则更多地需要理性思维，情感思维过于泛滥的人恰恰不容易做好官。
从杜甫的所作所为看，朝廷并没有看走眼，他在政治上就是一条糊涂虫。
首先，不走正门走偏门。正大光明的仕途，是通过考试选拔。杜甫一再通不过考试，就去跑官要官，即便现在，这也是道德操守上的污点，列为反腐斗争对象。
其次，感情用事不知轻重。房琯曾经深受肃宗器重，封相，委以平叛重任，但他擅长空谈不通兵事，加上用人失误，导致军事上的重大失利，肃宗罢黜他的相位，是不免的决定。杜甫却从个人好恶出发替他说情，触怒肃宗，遭到贬职处分，那是咎由自取。因为“一家哭，好过万家哭”是干部管理的一条基本准则，罢了相位，房琯一家当然会伤心落泪，但如果把这样的糊涂官继续留在相位上，那会给国家带来多大损失？这笔简单的账目都算不清，还侈谈什么“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呢？
再次，颠倒是非传播负能量。杜甫是一个关心时政的诗人，写有不少具有强烈政治倾向性的记叙体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有《兵车行》和“三吏”“三别”。问题是这些诗的政治倾向都是错误的。
《兵车行》，反对的是唐玄宗组织的边境战争。这些战争，当然会有流血牺牲，但如果不平息边患，国家的版图就会缩小，盛唐开元之治就会缺乏稳定安宁的外部环境，成为一张画饼。
“三吏”“三别”反映的是“安史之乱”给老百姓造成的痛苦。“安史之乱”交战双方，一方是叛乱分子，破坏国家统一的安禄山和史思明；一方是平乱力量，维护国家统一以玄宗和肃宗为代表的国家政权。其中正义非正义的界线是非常清晰的。在相关的诗歌中，杜甫不去声讨叛乱的安禄山、史思明，而是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政府，这是“助纣为虐”的严重导向错误。按他的意思，政府的上策似乎应该向安史举手投降以避免更多的流血牺牲。国家危机时刻，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成色，如果拆台而不补台，忠诚则无从谈起。
最后，因为个人待遇，在华州擅自离职。众所周知，政府岗位一个罗卜一个坑，每个罗卜都要对一个坑负责，不经领导批准不办手续就跑掉回家，这是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幸好政府没有让他挑更重的工作担子，否则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和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综上所述，显然，杜甫不是当官的料。假如他有自知之明，把钻营偏门的时间省下来，可以有更多的好诗流芳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