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战疫:疯狂的理性,成败尚难定论

综合英国卫生当局15日发布的数字,英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已达1372例,死亡35人,治愈18例。

英国人一向以理性著称,这次更是向全世界展示了疯狂的理性。3月12日英国首相鲍里斯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被媒体称为“群体感染”的策略,招致英国舆论一片骂声,也招致中国舆论一片骂声。

不过,这实际上并不是鲍里斯政府的突发奇想,而是“抗疫四部曲”中的第二步骤。这四部曲分别是遏制(containment),拖延(delay),疫苗医药(research),强力干预(mitigate)。3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宣布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从“遏制阻击”到“延缓扩散”。也可以说它第一阶段失败,于是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从突击战转入持久战。

在新闻发布会上,鲍里斯首先指出这个疫情的严重性,希望大家重视:“这是这一代人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

英国战疫:疯狂的理性,成败尚难定论

进而介绍了转入第二阶段的原因以及第二阶段的措施:“我们已经无法有效遏制新冠病毒传播,只能尽可能减缓传播过程,减缓是为了尽可能减少民众由于加速传播后带来的痛苦,疫情最危险的时刻将在几周后。”英国目前的重点不是防止所有人被感染,而是从控制感染人数转向控制死亡人数。

他们的措施主要就是三项,首先保护高危人群,即老人、有基础疾病等抵抗力差的人,他们被感染很容易发展成重症、危重症,导致死亡。所以政府要求他们这段时间不要出行出门,更不要坐邮轮。

其次,群体感染从而形成群体免疫,让至少60%甚至80%的人(健康的人)慢慢递次感染这个病毒,大家都产生抗体。

再次,防止医疗资源出现短缺。英国科学家认为这个病毒本身的致死率、死亡率并不高,但是如果出现医疗资源的短缺,那么就会发生灾难。所以必须防止医疗资源出现短缺。主要是两种措施,一是防止民众挤兑医疗资源,二是以时间换空间,尽量延缓疫情到达顶峰的时间,最好拖到过了这个流感季,平峰错峰,减轻对医疗服务系统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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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政府将停止对那些居家隔离且症状轻微的人进行新冠病毒检测,未来检测将优先有严重症状的患者,将不再考虑地理位置和旅行历史。那些症状较轻的人,除非症状恶化,否则不应拨打111。这样可以避免轻症患者挤占医疗资源,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留给以后将出现的危重症、重症患者。因为轻症患者死亡风险不大,甚至可以自愈,但是危重症、重症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很可能就会死亡。

减缓传播速度,可以避免病例突然激增,大大超过医疗基础设施的设计产能,造成悲剧。如下图所示,绿色的钟形曲线代表没有延缓措施的疫情进程,红色的代表有延缓措施的疫情进程,虚线代表的是卫生系统产能,即医疗资源的负载量。当对卫生服务的需求超过产能时,就是超过虚线的部分,那么病人得不到救治,不该死亡的就会死亡。而且如果医务人员感染、伤亡,那么能够为大家提供医疗服务的人数就更少了,就会有更多的患者不能及时得到救治,死亡人数就会进一步增加,形成恶性循环。

英国战疫:疯狂的理性,成败尚难定论

目前正是流感季,本来感染、死亡的人数就不少,卫生系统的压力已经比较大了。所以,希望新冠尽量往后延,延到过了流感季再暴发,那么医疗系统的压力会小很多,会少死很多人。

英国的重症病床数量在发达国家中是不算多的,根据《重症治疗》杂志统计,每10万居民的重症病床数,美国是34.7个,德国29.2个,意大利12.5个,法国11.6个,西班牙9.7个,日本7.3个,英国6.6个(注:韩国10.6个,印度2.3个,我们中国是3.6个)。所以对于英国来讲,不管是挤兑,还是真实需求,都比较容易导致医疗资源短缺,它都承受不起。

有人说鲍里斯政府的这个“拖延”策略是残酷的达尔文主义,让森林大火蔓延,烧死不耐烧的树木。一开始也觉得很对,但是仔细想,他们是让抵抗力差的弱势人群躲在家里别出来,让健康的人感染病毒,产生抗体,用有抗体的人打造一堵防火墙,保护不耐烧的树木。而且不让轻症挤占医疗资源,这样,如果抵抗力差的弱势群体病倒了,会有足够的医疗资源为他们服务,降低死亡率。


如果比较一下中国不同地区的死亡率,就可以发现,死亡这么多不是这个病毒本身的特性,而是医疗资源短缺导致的。短缺的原因是挤兑,如果没有挤兑,医疗资源是不会出现短缺的,中国每年流感死亡约8.8万人(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冯录召教授和余宏杰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估算的2010-2015年期间中国大陆与流感相关的额外的呼吸系统疾病死亡情况,结论发表在《柳叶刀》子刊The Lancet Public Health),也没有出现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

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陈铮鸣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也说:“武汉最大的借鉴意义就是不能挤兑医疗资源,不能让医生感染,这是非常关键的。”

反对英国政府这一群体感染计划的社会各界人士很多,包括颇具威望的《柳叶刀》的主编理查德·霍顿。他当天连发9条推特,抨击英国政府的“昏招”,认为政府的这一决策无视发生在意大利的一切,所以不是基于证据的英明决策。

然而意大利的情况其实有点特殊,它是因为政府没有及时得到信息,忽视了一条地下传播链,导致医疗资源挤兑造成奇高的死亡人数和死亡率。

鲍里斯说:“政府所有的措施都有充分的科学依据,政府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做事的时机很重要。”他表示,政府会密切关注疫情的进程,会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抗疫策略和具体措施。

鲍里斯让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朗斯以及英格兰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和他一起出席新闻发布会,两人分立鲍里斯左右,作“左青龙右白虎”状。事后,瓦朗斯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认为这个病毒,会像季节性流感一样,每年都有可能暴发,社群将通过免疫成为最重要的控制它的办法,我们将在高峰期保护老人和弱势群体。”他还强调:“我知道大家对这种方法有诸多看法,我们的做法也不可能得到每一个人的满意,但我的职责就是说出科学真理,这就是我的工作。”

总之,英国看似疯狂的“群体感染”的抗疫招式背后,其实是有理性支撑的。英国首相每周三都必须公开回答反对党的质询,辩论起来异常激烈,首相的决策依据、信息来源肯定得公开,经不起推敲则过不了关。所以他们养成了询证决策的习惯。

尽管如此,还是替英国人捏把汗。当然他们也说了,他们会密切监控疫情,如果发现第二阶段战略防御不再适合,那么会及时调整政策。但愿他们真的能像鲍里斯所说的,政府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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