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是怎麼喝上茶的?“茶稅”、“槯茶”對茶文化形成的影響

將飲茶

陸羽認為,炎帝神農氏是第一個吃茶的人。言外之意就是說,在農業剛剛出現的時候,我們的先民就開始種植、採摘、享用清新芬芳的作物。

但是事實,直到秦漢之際,大多數中原人都對“茶”為何物都不知所云——各種口味的酒、漿、湯、水,才是上至天子諸侯,下至庶人黔首的日常飲品。康乾以降考據學大興,曾在乾隆朝後期官拜少司寇的淮安阮葵山在《茶餘客話》卷十二中坐實了顧炎武在《日知錄》的觀點:

“《六經》無茶字”。

甚至,“茶”字本身就是唐朝才出現的新漢字,而這個字的前身就是“荼”。《詩經》有云: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這句話被中世以後的茶人附會為關於飲茶最早的記錄。但是,古人對於漢字的歸納是很嚴謹的,基本上不會出現張冠李戴的情況。“荼”乃是形聲字,草字頭指明瞭這是一種草本植物,也就是苦菜;而茶則是木本植物。所以又有人,比如晉人郭璞,根據成書於前漢的《爾雅》中的記載:

“檟,苦茶”。

從而認為“檟”就是指當時在江東地區開始流行的茶,並註明:

“(檟)即茶也。蜀人謂之苦茶。又名曰荈”。

但是,檟一直是指楸梓之類樹木,郭璞僅憑著“苦荼”二字就斷定這是茶,未免有武斷之嫌。而當時的茶人也意識到了這點,所以便發明了“搽”字代替原先的荼字,到了唐朝便正式改為“茶”字,並沿用至今。

小眾愛好

國人飲茶始於秦並巴蜀之後,但是就像很多嗜好品,比如菸草、咖啡一樣,茶這種會對神經產生興奮作用、會讓人上癮的“飲品”,在一開始也是被當做藥品來服用的。而且消費者大多也只限於南方的上層社會,比如安葬於馬王堆中的辛追等人。

中原人直到魏晉之際仍舊沒有多少人會真心實意的“愛茶”,在帝都洛陽之中飲茶之人大多是像陸機、陸雲兄弟這種原東吳地區的豪門子弟。這些人以顧榮為代表,多次宣稱飲茶勝於喝酒——因為當時的中原的貴族之家都是以酒待客,而江東豪門則大多以茶待客。

然而,作為亡國降虜的東吳豪門在洛陽上層社會的影響力畢竟有限,在當時除了左思等人之外,大多數人都不認為喝茶是什麼風雅之事。因為茶在當時很多人眼中依舊是一種藥。

比如劉琨就在《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書》中說:

“前得安州幹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須也。吾患體中煩悶,常仰真茶,汝可信致之也”。

永嘉之亂以後,僑居江左的南渡衣冠依舊看不起“吳兒”的種種做派——自然也包括飲茶。以至於在當時很多世家子弟眼中喝茶是一種很恐怖的體驗,幾乎可以等同於“溺水”。所以飲茶的行為在當時被扣上了“水厄”的帽子。而出身於太原王氏之門的東晉名士王濛則因為喜歡喝茶,就在當時被視為心理變態。到了南北朝,茶的命運就更加坎坷:在那個時代,很多北朝豪門眼中喝茶是一種來自南方的陋習。


老百姓是怎麼喝上茶的?“茶稅”、“槯茶”對茶文化形成的影響

“魏晉風流”其實是一個酒的世界。


老百姓是怎麼喝上茶的?“茶稅”、“槯茶”對茶文化形成的影響

這種標準的“高士”形象,要在大明朝才會出現。


魏主拓跋宏遷都洛陽之後,南北兩朝的來往十分密切。在當時的洛陽城內就有“吳人”的社區,包括飲茶在內,很多南方的飲食習俗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北方人。

比如,出身南朝百世卿族——琅琊王氏的王肅,在投奔北魏之後被魏主重賞重用,累封昌國縣侯,官終揚州刺史。此公在南朝時,就特別喜歡飲茶,雖然在投奔“索虜”之後開始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比如喜歡吃羊肉勝過吃魚,但卻依舊認為茶的味道不在奶酪之下:

"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是有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作奴”。

王肅是吳人來投,自然會被格外的寬容,但是北方士族子弟如果沾染上了飲茶的習氣,就會被扣上數典忘祖的帽子。當時王肅有個擁躉劉鎬,就因為經常模仿偶像而大量的飲茶,但是卻遭到當時北魏朝廷的二號人物,彭城王元勰的批判。自遷都洛陽後,這位“六大王”一直熱衷於效仿漢魏之際的中原士族,所以認為吳人的一切同鮮卑舊俗一樣,都是陋習——他曾經當著王肅的面,不懷好意的將茶成為“酪奴”。這次又抓住劉鎬喜歡喝茶的把柄,把後者公開批判了一番:

“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裡內有效顰之婦,以卿言之,即是也’。

這位彭城王家有個吳人老蒼頭,所以便以此揶揄劉鎬——言外之意就是,喜歡喝茶的不是隻有王肅,還有地位低下的吳兒奴才。這句話幾乎徹底毀了飲茶風習在北朝的流行,因為當時的北朝宗室外戚、公卿諸侯、大夫君子皆以南朝為“島夷”、“南蠻”,是下等人。從此之後,北朝貴族幾乎無人敢公開飲茶:

”自是朝貴譙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好之”。

到了最後,在北魏瀕臨滅亡的那幾年,喝茶這種事在北朝君臣士庶眼中已經成了和一千三百年後的大清國子民們梳辮子、抽大煙一樣,是一種猥瑣和荒謬的標誌:

“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菰稗為飰,茗飲作漿,呷啜蓴羹,唼嗍蟹黃,手把豆蔻,口嚼梹榔"。

也就是說,在那個時代,喝茶是要遭到歧視的。

老百姓是怎麼喝上茶的?“茶稅”、“槯茶”對茶文化形成的影響

名coser小夢:北朝士族

老百姓是怎麼喝上茶的?“茶稅”、“槯茶”對茶文化形成的影響

白紗帽是南朝天子的常服。


老百姓是怎麼喝上茶的?“茶稅”、“槯茶”對茶文化形成的影響

烏紗帽為士大夫的常服——注意,南北朝之際,除了南朝士族之外,連東羅馬帝國的貴族們也都化妝。

大眾消費

實際上,當時北方的貴族社會將“飲茶”視為陋習也不是沒有理由,因為那時的茶湯是一種名副其實的黑暗料理。

當時的市場上的茶主要是來自於巴蜀荊襄,將採摘來的茶葉殺青之後製成茶餅,在飲用時先將餅茶在火上灼成“赤色”,然後斫開打碎、研末、過羅,再倒入瓷罐中用水煎煮。爾後,再加上姜、蔥、陳皮這些調料······三國張揖的《廣雅》記載:

“荊巴間採茶作餅,成以米膏出之,若飲先炙令色赤,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姜蔥芼之……”。

這種飲茶之法被後世的茶聖陸羽比作:

“溝渠間棄水耳”!

茶就這樣在南征北戰和隋唐之際的煙塵亂局之中艱難的生存著,直到歸隱山林的羽客高士和青燈古佛前的禪僧們掀起了一場飲茶的“革命”。

這場“革命”的核心就是將陳皮、蔥姜之類的佐料捨去,只保留鹽這一種調料。尤其是開元以後,泰山高僧降魔禪師鑑於坐禪不寐又不夕食,於是便鼓勵修法念經之人用喝茶的方法來振作精神,又因為佛門以蔥蒜為葷,所以便廢除了鹽之外所有的調料。從此北宗禪僧飲茶便成為慣例,其影響也波及全社會,如成書於中唐的《封氏聞見記》就不僅記載了因為降魔禪師帶動的“明星效應”和改良後的飲用方法,很快就讓茶的消費完全商業化,而且還記載了安史之亂以後大唐和回鶻之間展開的"茶馬互市":

“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

也就是說,在很短的一段時間之後,不僅中原,就算是回鶻這種草原之上的“行國”,也開始大量的飲茶。

於是,朝廷就開始盯上人們的茶碗了。

天寶以後,連年的征戰讓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朝廷財政雪上加霜,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就都開始想盡方法從百姓手裡搞錢——這個結果自然就是大量的商人破產,全社會消費降級,而此時已經成為大眾消費的飲茶更是在劫難逃。


老百姓是怎麼喝上茶的?“茶稅”、“槯茶”對茶文化形成的影響

貴族的茶具。


老百姓是怎麼喝上茶的?“茶稅”、“槯茶”對茶文化形成的影響

普通人的茶具。


“祖國來了”

唐德宗建中三年九月,為了解決四鎮之亂造成的財政赤字,朝廷開始按十比一的比例向茶商徵稅,並委任鹽鐵轉運使負責此事,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徵收茶稅。《舊唐書·食貨志下》對此記載道:

“度支侍郎趙贊議常平事,竹木茶漆盡稅之。茶之有稅,肇於此矣”。

在十三年後的貞元九年(793AD)正月,唐德宗君臣以上一年發生水災為由,正式將茶稅當做一個獨立稅種加以徵收,方法是在產茶州縣和茶山以“三等定估,十取其一”的制度就地徵收,據說僅此一項的收入就高達每年四十萬貫。但是關於這筆稅款的去向,《舊唐書·食貨志下》也做了交代:

“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錢拯贍”。

至長慶元年(821AD),茶的稅率徵收至百分之十五;至唐宣宗朝,茶稅年收入竟然高達八十萬貫,幾乎與鹽稅的收入持平。茶稅百年間一路看漲,直到大唐滅亡。

但是,直到大唐滅亡之後,那些每日和茶打交道的人們才發現:收茶稅的朝廷,是多麼的慈祥。

早在唐文宗太和九年(835AD),面對著捉襟見肘的財政,素來習慣於從地方或民間手裡搶錢的宰相王涯開始決定不顧吃相了。此時的他已經不再滿足於茶稅,而是企圖讓朝廷獨吞獨享所有和茶有關聯的利潤,於是便開始宣佈將所有的茶山國有化:

農民的茶樹必須全部移植於國營茶園;

茶商這一職業被定為非法,因為所有的茶葉都要由官府進行統購統銷;

而民間存茶則必須限期燒燬······

這種混賬至極地與民爭利被稱為之為“榷茶”,而王涯本人則以宰相之尊兼任“榷茶使”。

幸好,王涯在擔任榷茶使之後不過月餘,也就是當年十一月,就在“甘露之變”就被大宦官仇士良抓住,旋即在西市大柳樹下被腰斬處死。從此榷茶之政便無疾而終。

但隨著大唐氣數江河日下,割據一方的諸侯藩鎮為了開發財源,於是便先後復活了榷茶法。最具有代表性者,就是殘唐五代之初惡名昭彰的小國桀燕。據《資治通鑑》記載:

“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採山中草木為茶,鬻之”。

不僅禁止江南的茶商入境,而且自己還在山中以各種草芽樹葉充當茶葉,更邪惡的是:即便是造假,也要由這個竊據在窮山惡水之中的小朝廷壟斷。

而稍後的南唐則是實行一種比較“厚道”的榷茶法——由官市,也就是國營的茶葉公司先收購民間的八成茶葉,之後再對剩下的二成徵收茶稅:

“江南諸州,官市茶十分之八,復徵其餘分,然後給符,聽其所往,商人苦之,知古請蠲其稅,仍差增所市之直,以便於民”。

南唐如此,前後蜀、馬楚等僭偽之邦也無不如此。至於佔據中原的五代朝廷雖然因為境內沒有茶山,所以便只沿襲了唐以來的茶稅。而敲骨吸髓乃是亂世之君的本色,故五代的茶稅比之前要沉重的多。比如後唐就在地方上廣置收取茶稅的官廳,以至於從湖湘到洛陽這一段不算是很長的路程竟然要繳納六七次茶稅,以至於茶商從此不再前往中原販賣茶葉。取而代之的則是各種茶葉走私生意越來越紅火。


老百姓是怎麼喝上茶的?“茶稅”、“槯茶”對茶文化形成的影響


老百姓是怎麼喝上茶的?“茶稅”、“槯茶”對茶文化形成的影響


老百姓是怎麼喝上茶的?“茶稅”、“槯茶”對茶文化形成的影響

日本復原的奈良朝茶禮,也就是真正唐朝的飲茶方式。


說到底,喝茶是一種政治

宋初制度大多沿襲五代舊制,所以在滅亡南唐等江南十國之後便繼續實行榷茶法。宋太祖於乾德五年(967AD)在全國範圍內禁止茶的私人交易,規定茶農只能將茶賣給官方茶場,並限制江南茶商不得過江。而北方的商人想做茶葉生意就必須先到東京汴梁的“榷貨務”購買“交引”,也就是提貨單,之後才能前往江南照單賣茶。此種槯茶之法又被稱作“交引法”,據《續資冶通鑑長編》載:

“宋太祖乾德二年八月辛酉,初令京師、建安、漢陽、蘄口並置場榷茶。自唐武宗,始禁民私賣茶,自十斤至三百斤,定納錢決杖之法。於是令民茶折稅外悉官買,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百錢以上者,杖七十,八貫加役流。主吏以官茶貿易者,計其直五百錢,流二千里,一貫五百及持杖販易私茶為官司擒捕者,皆死”。

此後,宋朝君臣在榷茶法的框架內又多次進行過改革,但總體上仍舊不脫“利出一孔”套路。而這種不管什麼生意,朝廷都要“摻和一下”的制度,其最終結果就是把這個生意毀掉。在當時,除了不計工本的貢茶,如產於福建、豔名播於後世的“龍團鳳餅”之外,供普通人消費的茶就一直質量不高。這也就導致了在炎宋開國之後,曾經被陸羽極度鄙視的淹茶之法逐漸成為了主流,並在日後化身為點茶。

所謂的淹茶或點茶也就是將碾成末的茶投入碗中,以沸湯衝瀹即可,這種簡易“沖泡”法其實就是從煎茶法簡化而來,而當時的茶大都比較粗糙,不值得使用複雜的煎茶法,也是一個原因;又因為茶和鹽都被朝廷壟斷,所以人們為了降低成本,便將鹽也從茶湯內剔除,這在無形之中奠定了日後茶道的發展方向——追求茶的真味。


老百姓是怎麼喝上茶的?“茶稅”、“槯茶”對茶文化形成的影響

注意,唐宋時期茶筅是形如一柄竹篦子。


老百姓是怎麼喝上茶的?“茶稅”、“槯茶”對茶文化形成的影響

契丹人也普遍嗜好飲茶。


老百姓是怎麼喝上茶的?“茶稅”、“槯茶”對茶文化形成的影響

這些熟悉的茶器都是入明之後才流行的新傳統。

在宋真宗、宋仁宗父子在位之際,凡解茶道、好茶事者,大多也是朝中名臣鉅公。比如製造出龍鳳團茶並將其推波助瀾,使之流行於宮中的“前丁後蔡”,也就是丁謂、蔡襄,以及日後的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都是功名顯赫的茶人。而這些人也都有一個相似之處,那就從出身上講,彼等皆是廣泛意義上的“南人”。

據宋人筆記《道山清話》記載,宋太祖曾經公開說過”不用南人為相”,據說在相衙正廳之上還有塊石碑,上面刻著這位開國之君的御筆宸翰:

“南人不得坐吾此堂”!

這種公開的歧視在當時是可以被理解的——畢竟,趙官家們從五代十國的動盪走來,見到了太多的血腥與動盪,不可能“自信”,所以反應過於激烈、行事上有些矯枉過正也是人之常情。但也就是這種不自信,讓宋初君與臣之間、國與民之間彼此都有了一種“退一步海闊天空”的對話關係。到了仁宗朝,炎宋社稷已經穩坐中原逾一甲子,殘唐五代以來的種種禍根隱患也基本被封印。所以此時再堅持對“南人”的提防就顯得十分不合時宜。而丁謂、蔡襄等人以士人的身份卻苦心竭力的研製奢侈品並進貢給宮廷,其目的就為族群發聲,向天下昭告:大宋花花山河,繁花似錦,少不了南方的貢獻於與付出!

宋仁宗不愧是聖君,很默契的幫助了蔡襄等人。據《歸田錄》記載,當時宮中將龍團鳳餅視為珍寶:

“其品絕精,謂之小團,凡20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縷金花於其上,蓋其貴重如此”。

自古物以稀為貴,在“金可有而茶不可得”的環境下,來自於南國的茶從此便具有了象徵著權力的含義,而南人的身價也就在無形之中得到了提高。宋仁宗以“龍團鳳餅”來響應朝臣的努力,從而消除長久以來的偏見,這一點不僅是巧妙地繼承了自古以來理想君王的恕道政治,也可以說開了數百年後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等人茶道政治的先河。


老百姓是怎麼喝上茶的?“茶稅”、“槯茶”對茶文化形成的影響

士大夫的茶事,講究而質樸。


老百姓是怎麼喝上茶的?“茶稅”、“槯茶”對茶文化形成的影響

宮中的茶事,總是如夢似幻。


老百姓是怎麼喝上茶的?“茶稅”、“槯茶”對茶文化形成的影響

劇中復原的宋代茶器。


而且,宋仁宗在晚年走的更遠,正是他在垂暮之年的一個決定,使茶迅速地普及到了全社會,並使中國乃至於整個東方,都奠定了飲茶的習慣。嘉佑四年(1059AD),也就是在四帝官家君臨天下三十七年之後,宋朝君臣終於決定廢除槯茶之法,十三茶場和六槯貨務從此成為歷史。而宋仁宗在詔書中對槯茶之法本質的揭露和總結可謂是字字是血:

“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諮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裡,為陷阱以害吾民也”。

宋仁宗意圖廢止茶禁由來已久,至遲在天聖年間便有“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眾”的立場和“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

的無奈。而在人生的暮年,身為帝王的他終於以“壯士斷腕”的方式向自周厲王以來的積習做出決裂。

僅此一點也可以看出,這位在歷史上第一位以“仁宗”為廟號的君王不僅僅有著謙謙君子的美德,更有著堂吉訶德一樣無畏的勇氣。

新茶法實行之後,優質的茶從此也有機會出現在尋常百姓家几案之上。飲茶也逐漸成了中國百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繼而成為了“開門七件事”的最後一件。

附:

但是,宋仁宗上仙之後,便再也沒有人去守護著百姓那一點點卑微的幸福,諸多曾被視為暴政的舊制度從此死灰復燃,槯茶法便是其中之一。熙寧五年(1072AD),一心想成為暴君的宋神宗開始逐步恢復了槯茶法;至崇寧元年(1102AD)宋徽宗、蔡京君臣執掌天下之後,宋仁宗的遺澤遺愛便被徹底廢除,槯茶法基本恢復,並以各種名目持續到了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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