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是怎么喝上茶的?“茶税”、“槯茶”对茶文化形成的影响

将饮茶

陆羽认为,炎帝神农氏是第一个吃茶的人。言外之意就是说,在农业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先民就开始种植、采摘、享用清新芬芳的作物。

但是事实,直到秦汉之际,大多数中原人都对“茶”为何物都不知所云——各种口味的酒、浆、汤、水,才是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庶人黔首的日常饮品。康乾以降考据学大兴,曾在乾隆朝后期官拜少司寇的淮安阮葵山在《茶余客话》卷十二中坐实了顾炎武在《日知录》的观点:

“《六经》无茶字”。

甚至,“茶”字本身就是唐朝才出现的新汉字,而这个字的前身就是“荼”。《诗经》有云: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这句话被中世以后的茶人附会为关于饮茶最早的记录。但是,古人对于汉字的归纳是很严谨的,基本上不会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荼”乃是形声字,草字头指明了这是一种草本植物,也就是苦菜;而茶则是木本植物。所以又有人,比如晋人郭璞,根据成书于前汉的《尔雅》中的记载:

“槚,苦茶”。

从而认为“槚”就是指当时在江东地区开始流行的茶,并注明:

“(槚)即茶也。蜀人谓之苦茶。又名曰荈”。

但是,槚一直是指楸梓之类树木,郭璞仅凭着“苦荼”二字就断定这是茶,未免有武断之嫌。而当时的茶人也意识到了这点,所以便发明了“搽”字代替原先的荼字,到了唐朝便正式改为“茶”字,并沿用至今。

小众爱好

国人饮茶始于秦并巴蜀之后,但是就像很多嗜好品,比如烟草、咖啡一样,茶这种会对神经产生兴奋作用、会让人上瘾的“饮品”,在一开始也是被当做药品来服用的。而且消费者大多也只限于南方的上层社会,比如安葬于马王堆中的辛追等人。

中原人直到魏晋之际仍旧没有多少人会真心实意的“爱茶”,在帝都洛阳之中饮茶之人大多是像陆机、陆云兄弟这种原东吴地区的豪门子弟。这些人以顾荣为代表,多次宣称饮茶胜于喝酒——因为当时的中原的贵族之家都是以酒待客,而江东豪门则大多以茶待客。

然而,作为亡国降虏的东吴豪门在洛阳上层社会的影响力毕竟有限,在当时除了左思等人之外,大多数人都不认为喝茶是什么风雅之事。因为茶在当时很多人眼中依旧是一种药。

比如刘琨就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中说:

“前得安州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须也。吾患体中烦闷,常仰真茶,汝可信致之也”。

永嘉之乱以后,侨居江左的南渡衣冠依旧看不起“吴儿”的种种做派——自然也包括饮茶。以至于在当时很多世家子弟眼中喝茶是一种很恐怖的体验,几乎可以等同于“溺水”。所以饮茶的行为在当时被扣上了“水厄”的帽子。而出身于太原王氏之门的东晋名士王濛则因为喜欢喝茶,就在当时被视为心理变态。到了南北朝,茶的命运就更加坎坷:在那个时代,很多北朝豪门眼中喝茶是一种来自南方的陋习。


老百姓是怎么喝上茶的?“茶税”、“槯茶”对茶文化形成的影响

“魏晋风流”其实是一个酒的世界。


老百姓是怎么喝上茶的?“茶税”、“槯茶”对茶文化形成的影响

这种标准的“高士”形象,要在大明朝才会出现。


魏主拓跋宏迁都洛阳之后,南北两朝的来往十分密切。在当时的洛阳城内就有“吴人”的社区,包括饮茶在内,很多南方的饮食习俗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北方人。

比如,出身南朝百世卿族——琅琊王氏的王肃,在投奔北魏之后被魏主重赏重用,累封昌国县侯,官终扬州刺史。此公在南朝时,就特别喜欢饮茶,虽然在投奔“索虏”之后开始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比如喜欢吃羊肉胜过吃鱼,但却依旧认为茶的味道不在奶酪之下:

"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是有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惟茗不中与酪作奴”。

王肃是吴人来投,自然会被格外的宽容,但是北方士族子弟如果沾染上了饮茶的习气,就会被扣上数典忘祖的帽子。当时王肃有个拥趸刘镐,就因为经常模仿偶像而大量的饮茶,但是却遭到当时北魏朝廷的二号人物,彭城王元勰的批判。自迁都洛阳后,这位“六大王”一直热衷于效仿汉魏之际的中原士族,所以认为吴人的一切同鲜卑旧俗一样,都是陋习——他曾经当着王肃的面,不怀好意的将茶成为“酪奴”。这次又抓住刘镐喜欢喝茶的把柄,把后者公开批判了一番:

“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效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

这位彭城王家有个吴人老苍头,所以便以此揶揄刘镐——言外之意就是,喜欢喝茶的不是只有王肃,还有地位低下的吴儿奴才。这句话几乎彻底毁了饮茶风习在北朝的流行,因为当时的北朝宗室外戚、公卿诸侯、大夫君子皆以南朝为“岛夷”、“南蛮”,是下等人。从此之后,北朝贵族几乎无人敢公开饮茶:

”自是朝贵谯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唯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

到了最后,在北魏濒临灭亡的那几年,喝茶这种事在北朝君臣士庶眼中已经成了和一千三百年后的大清国子民们梳辫子、抽大烟一样,是一种猥琐和荒谬的标志:

“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飰,茗饮作浆,呷啜莼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梹榔"。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喝茶是要遭到歧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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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coser小梦:北朝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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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纱帽是南朝天子的常服。


老百姓是怎么喝上茶的?“茶税”、“槯茶”对茶文化形成的影响

乌纱帽为士大夫的常服——注意,南北朝之际,除了南朝士族之外,连东罗马帝国的贵族们也都化妆。

大众消费

实际上,当时北方的贵族社会将“饮茶”视为陋习也不是没有理由,因为那时的茶汤是一种名副其实的黑暗料理。

当时的市场上的茶主要是来自于巴蜀荆襄,将采摘来的茶叶杀青之后制成茶饼,在饮用时先将饼茶在火上灼成“赤色”,然后斫开打碎、研末、过罗,再倒入瓷罐中用水煎煮。尔后,再加上姜、葱、陈皮这些调料······三国张揖的《广雅》记载:

“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姜葱芼之……”。

这种饮茶之法被后世的茶圣陆羽比作:

“沟渠间弃水耳”!

茶就这样在南征北战和隋唐之际的烟尘乱局之中艰难的生存着,直到归隐山林的羽客高士和青灯古佛前的禅僧们掀起了一场饮茶的“革命”。

这场“革命”的核心就是将陈皮、葱姜之类的佐料舍去,只保留盐这一种调料。尤其是开元以后,泰山高僧降魔禅师鉴于坐禅不寐又不夕食,于是便鼓励修法念经之人用喝茶的方法来振作精神,又因为佛门以葱蒜为荤,所以便废除了盐之外所有的调料。从此北宗禅僧饮茶便成为惯例,其影响也波及全社会,如成书于中唐的《封氏闻见记》就不仅记载了因为降魔禅师带动的“明星效应”和改良后的饮用方法,很快就让茶的消费完全商业化,而且还记载了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和回鹘之间展开的"茶马互市":

“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

也就是说,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不仅中原,就算是回鹘这种草原之上的“行国”,也开始大量的饮茶。

于是,朝廷就开始盯上人们的茶碗了。

天宝以后,连年的征战让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朝廷财政雪上加霜,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就都开始想尽方法从百姓手里搞钱——这个结果自然就是大量的商人破产,全社会消费降级,而此时已经成为大众消费的饮茶更是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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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的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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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的茶具。


“祖国来了”

唐德宗建中三年九月,为了解决四镇之乱造成的财政赤字,朝廷开始按十比一的比例向茶商征税,并委任盐铁转运使负责此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征收茶税。《旧唐书·食货志下》对此记载道:

“度支侍郎赵赞议常平事,竹木茶漆尽税之。茶之有税,肇于此矣”。

在十三年后的贞元九年(793AD)正月,唐德宗君臣以上一年发生水灾为由,正式将茶税当做一个独立税种加以征收,方法是在产茶州县和茶山以“三等定估,十取其一”的制度就地征收,据说仅此一项的收入就高达每年四十万贯。但是关于这笔税款的去向,《旧唐书·食货志下》也做了交代:

“然税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钱拯贍”。

至长庆元年(821AD),茶的税率征收至百分之十五;至唐宣宗朝,茶税年收入竟然高达八十万贯,几乎与盐税的收入持平。茶税百年间一路看涨,直到大唐灭亡。

但是,直到大唐灭亡之后,那些每日和茶打交道的人们才发现:收茶税的朝廷,是多么的慈祥。

早在唐文宗太和九年(835AD),面对着捉襟见肘的财政,素来习惯于从地方或民间手里抢钱的宰相王涯开始决定不顾吃相了。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满足于茶税,而是企图让朝廷独吞独享所有和茶有关联的利润,于是便开始宣布将所有的茶山国有化:

农民的茶树必须全部移植于国营茶园;

茶商这一职业被定为非法,因为所有的茶叶都要由官府进行统购统销;

而民间存茶则必须限期烧毁······

这种混账至极地与民争利被称为之为“榷茶”,而王涯本人则以宰相之尊兼任“榷茶使”。

幸好,王涯在担任榷茶使之后不过月余,也就是当年十一月,就在“甘露之变”就被大宦官仇士良抓住,旋即在西市大柳树下被腰斩处死。从此榷茶之政便无疾而终。

但随着大唐气数江河日下,割据一方的诸侯藩镇为了开发财源,于是便先后复活了榷茶法。最具有代表性者,就是残唐五代之初恶名昭彰的小国桀燕。据《资治通鉴》记载:

“又禁江南茶商无得入境,自采山中草木为茶,鬻之”。

不仅禁止江南的茶商入境,而且自己还在山中以各种草芽树叶充当茶叶,更邪恶的是:即便是造假,也要由这个窃据在穷山恶水之中的小朝廷垄断。

而稍后的南唐则是实行一种比较“厚道”的榷茶法——由官市,也就是国营的茶叶公司先收购民间的八成茶叶,之后再对剩下的二成征收茶税:

“江南诸州,官市茶十分之八,复征其余分,然后给符,听其所往,商人苦之,知古请蠲其税,仍差增所市之直,以便于民”。

南唐如此,前后蜀、马楚等僭伪之邦也无不如此。至于占据中原的五代朝廷虽然因为境内没有茶山,所以便只沿袭了唐以来的茶税。而敲骨吸髓乃是乱世之君的本色,故五代的茶税比之前要沉重的多。比如后唐就在地方上广置收取茶税的官厅,以至于从湖湘到洛阳这一段不算是很长的路程竟然要缴纳六七次茶税,以至于茶商从此不再前往中原贩卖茶叶。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种茶叶走私生意越来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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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是怎么喝上茶的?“茶税”、“槯茶”对茶文化形成的影响

日本复原的奈良朝茶礼,也就是真正唐朝的饮茶方式。


说到底,喝茶是一种政治

宋初制度大多沿袭五代旧制,所以在灭亡南唐等江南十国之后便继续实行榷茶法。宋太祖于乾德五年(967AD)在全国范围内禁止茶的私人交易,规定茶农只能将茶卖给官方茶场,并限制江南茶商不得过江。而北方的商人想做茶叶生意就必须先到东京汴梁的“榷货务”购买“交引”,也就是提货单,之后才能前往江南照单卖茶。此种槯茶之法又被称作“交引法”,据《续资冶通鉴长编》载:

“宋太祖乾德二年八月辛酉,初令京师、建安、汉阳、蕲口并置场榷茶。自唐武宗,始禁民私卖茶,自十斤至三百斤,定纳钱决杖之法。于是令民茶折税外悉官买,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百钱以上者,杖七十,八贯加役流。主吏以官茶贸易者,计其直五百钱,流二千里,一贯五百及持杖贩易私茶为官司擒捕者,皆死”。

此后,宋朝君臣在榷茶法的框架内又多次进行过改革,但总体上仍旧不脱“利出一孔”套路。而这种不管什么生意,朝廷都要“掺和一下”的制度,其最终结果就是把这个生意毁掉。在当时,除了不计工本的贡茶,如产于福建、艳名播于后世的“龙团凤饼”之外,供普通人消费的茶就一直质量不高。这也就导致了在炎宋开国之后,曾经被陆羽极度鄙视的淹茶之法逐渐成为了主流,并在日后化身为点茶。

所谓的淹茶或点茶也就是将碾成末的茶投入碗中,以沸汤冲瀹即可,这种简易“冲泡”法其实就是从煎茶法简化而来,而当时的茶大都比较粗糙,不值得使用复杂的煎茶法,也是一个原因;又因为茶和盐都被朝廷垄断,所以人们为了降低成本,便将盐也从茶汤内剔除,这在无形之中奠定了日后茶道的发展方向——追求茶的真味。


老百姓是怎么喝上茶的?“茶税”、“槯茶”对茶文化形成的影响

注意,唐宋时期茶筅是形如一柄竹篦子。


老百姓是怎么喝上茶的?“茶税”、“槯茶”对茶文化形成的影响

契丹人也普遍嗜好饮茶。


老百姓是怎么喝上茶的?“茶税”、“槯茶”对茶文化形成的影响

这些熟悉的茶器都是入明之后才流行的新传统。

在宋真宗、宋仁宗父子在位之际,凡解茶道、好茶事者,大多也是朝中名臣巨公。比如制造出龙凤团茶并将其推波助澜,使之流行于宫中的“前丁后蔡”,也就是丁谓、蔡襄,以及日后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是功名显赫的茶人。而这些人也都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从出身上讲,彼等皆是广泛意义上的“南人”。

据宋人笔记《道山清话》记载,宋太祖曾经公开说过”不用南人为相”,据说在相衙正厅之上还有块石碑,上面刻着这位开国之君的御笔宸翰:

“南人不得坐吾此堂”!

这种公开的歧视在当时是可以被理解的——毕竟,赵官家们从五代十国的动荡走来,见到了太多的血腥与动荡,不可能“自信”,所以反应过于激烈、行事上有些矫枉过正也是人之常情。但也就是这种不自信,让宋初君与臣之间、国与民之间彼此都有了一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对话关系。到了仁宗朝,炎宋社稷已经稳坐中原逾一甲子,残唐五代以来的种种祸根隐患也基本被封印。所以此时再坚持对“南人”的提防就显得十分不合时宜。而丁谓、蔡襄等人以士人的身份却苦心竭力的研制奢侈品并进贡给宫廷,其目的就为族群发声,向天下昭告:大宋花花山河,繁花似锦,少不了南方的贡献于与付出!

宋仁宗不愧是圣君,很默契的帮助了蔡襄等人。据《归田录》记载,当时宫中将龙团凤饼视为珍宝:

“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20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缕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

自古物以稀为贵,在“金可有而茶不可得”的环境下,来自于南国的茶从此便具有了象征着权力的含义,而南人的身价也就在无形之中得到了提高。宋仁宗以“龙团凤饼”来响应朝臣的努力,从而消除长久以来的偏见,这一点不仅是巧妙地继承了自古以来理想君王的恕道政治,也可以说开了数百年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人茶道政治的先河。


老百姓是怎么喝上茶的?“茶税”、“槯茶”对茶文化形成的影响

士大夫的茶事,讲究而质朴。


老百姓是怎么喝上茶的?“茶税”、“槯茶”对茶文化形成的影响

宫中的茶事,总是如梦似幻。


老百姓是怎么喝上茶的?“茶税”、“槯茶”对茶文化形成的影响

剧中复原的宋代茶器。


而且,宋仁宗在晚年走的更远,正是他在垂暮之年的一个决定,使茶迅速地普及到了全社会,并使中国乃至于整个东方,都奠定了饮茶的习惯。嘉佑四年(1059AD),也就是在四帝官家君临天下三十七年之后,宋朝君臣终于决定废除槯茶之法,十三茶场和六槯货务从此成为历史。而宋仁宗在诏书中对槯茶之法本质的揭露和总结可谓是字字是血:

“古者山泽之利,与民共之,故民足于下,而君裕于上,国家无事,刑罚以清。自唐建中时,始有茶禁,上下规利,垂二百年。如闻比来为患益甚,民被诛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滥恶之入,岁以陈积,私藏盗贩,犯者实繁,严刑重诛,情所不忍,是于江湖之间幅员数千里,为陷阱以害吾民也”。

宋仁宗意图废止茶禁由来已久,至迟在天圣年间便有“茶、盐,民所食,而强设法以禁之,致犯者众”的立场和“顾经费尚广,未能弛禁尔”

的无奈。而在人生的暮年,身为帝王的他终于以“壮士断腕”的方式向自周厉王以来的积习做出决裂。

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这位在历史上第一位以“仁宗”为庙号的君王不仅仅有着谦谦君子的美德,更有着堂吉诃德一样无畏的勇气。

新茶法实行之后,优质的茶从此也有机会出现在寻常百姓家几案之上。饮茶也逐渐成了中国百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继而成为了“开门七件事”的最后一件。

附:

但是,宋仁宗上仙之后,便再也没有人去守护着百姓那一点点卑微的幸福,诸多曾被视为暴政的旧制度从此死灰复燃,槯茶法便是其中之一。熙宁五年(1072AD),一心想成为暴君的宋神宗开始逐步恢复了槯茶法;至崇宁元年(1102AD)宋徽宗、蔡京君臣执掌天下之后,宋仁宗的遗泽遗爱便被彻底废除,槯茶法基本恢复,并以各种名目持续到了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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