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好哲学，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有根基了。”
1981年，张汝伦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87年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5年晋升教授。时至今日，他仍在哲学这条漫漫长路上不懈求索。
在他十几平米的办公室内，矗立着几个塞满书的大书柜，办公桌上堆满了书，今年是他人生的第67个年头，但他仍像青年般充满对知识的渴求，“我每天都读书，就好像每天都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
正如他的学生所言，他是永远的哲学青年。
记者| 范佳晨 张韵蕾
文字 |范佳晨 张韵蕾编辑| 贾一帆 金梦恬
我从书中来
张汝伦是在故事中长大的。
父母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大学生，如他自己所言，他从小生长在“高知家庭”中。父母“受到的教育决定了他们的文化修养和文化程度”，他们的言谈举止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年幼的张汝伦。
“他们给我营造了一个很好的氛围，我从小就感受到，世界上最好的事情是读书，最正当的事情也是读书。”
| 张汝伦的青年时期
但这条读书的道路并非平坦顺利。
中学时期，张汝伦没有太多看书的机会。在那些日子里，教育并不受重视。回想起无法正常上课学习的时光，他总是深感痛惜，“当时课也没法正常上，四年的时间就这样被打发了。”
中学四年过后，只有少之又少的人被推荐去上大学。有些人想方设法要去工厂找份工作，而“上山下乡”则是张汝伦的命运。
“在农村里，没有人管你，但总要给自己找点事做。”
那个时候书荒，张汝伦家里的存书不多，图书馆几乎成了他跑得最勤的地方。上海图书馆明明白白贴着一条“持有工作证的人可进入阅览”的规定。当时还是农民的他没有工作证，不能光明正大地进去看书，而里面的书也不允许借出。
为了看书，他只得想出一些“旁门左道”。借工作证是个好方法，但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还做了假证，他拿着假证在入口晃一下就赶紧混进去。他是“惯犯”，有时运气差赶上了严查的员工，揭穿他“造假”的行当，就会被揪出去。
他被当成“坏人”好多次，但下次还是照样这么干。“我又不偷不抢，在里面看书，工作证是假的又有什么关系呀！”他现在已经不必去图书馆里“偷”书看，书籍堆满了办公室和书房，但他讲到这个故事仍不免愤愤不平，从办公椅上坐直了，声音也提高了很多。幸运的是，他在图书馆里看书时，结识到了一群同样喜爱看书的人，家里有书的朋友会主动把书拿出来相互借阅，也让他多了一点读书的机会。
| 张汝伦年轻时期
张汝伦将自己广泛阅读的方式比作“杂食动物”，“好处是眼界很开阔，坏处是缺乏领悟感”，其中也不免有一丝惋惜，“如果有个老师告诉我要先看哪些书，我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他最初读到的哲学著作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一扇西方哲学的大门就此向他打开了。马、恩著作所蕴含的思想力量深深地震撼了当时的张汝伦，“至少日后再看到任何东西，都仿佛没有那样大而且深刻的力量。”
由于当时作为被“批判”的材料，《论语》、《孟子》、《四书》等十分常见，他也因此得以开始了解中国哲学。
“穷困潦倒”、“前途未卜”都不是这段回忆的最终形容词，他是偏爱这段时光的：周围的生活暗淡琐碎，疲于奔命的日子里他却依然觉得这个世界透着希望和光明，“这个光明的世界是由中华民族那些创造人类文明的人营造的世界，你进去以后，也会对自己的人生与世界充满信心。” 在张汝伦眼里，一个人的青年时期往往很可贵，“
年轻人会对着世界问个究竟，在思想上特别饥渴。”而他正是在青年时期与哲学相遇的，直到如今，依旧觉得“哲学对这个世界的分析和理解最为深刻”。现在，年近古稀的张汝伦仍保持着“一个星期去好几次图书馆”的老习惯。他在课堂上曾对学生们说过：“你们很难超过我，道理很简单，你们在读书，我也还在不断地读书。”
“名师是在学生心中的”
“我真恨不得把我这么多年所有的学问，像打针一样打到学生们的心里去。”
张汝伦是出了名的严师，最看不惯三心二意。他的观念很清晰：要走别的路，就坦坦荡荡、光明正大地去走，可一旦决定好好读书，那“就要有点来真格的了”。
但他并非一直如此：最初几年，有学生耽于享乐、荒废学业，而他的第一反应是自责，“这是我要引以为戒的”。因此如今教导学生时，虽仍时常勉励，更多的是严格。“要成为一流人才，就要放弃一部分所谓的享乐，必须加倍努力。”
何益鑫（哲学学院2011级博士生，现复旦大学哲学系讲师）回忆道：“张老师的严格是出了名的。他对待学术非常严肃，只要被他看出了问题，肯定毫不留情地直接指出来。”
研究生阶段师从张汝伦时，何益鑫经历过两次印象深刻的训斥。一次是他刚从物理系毕业、在哲学系读研一时，被张汝伦叫去批评道：“论文不能这么写！不要去重复作者的话，要有自己的问题、表达自己的主张。虽然很难，但这样研究才有意义。” 另一次是硕士论文开题。按照流程，“硕博连读”的何益鑫本不必参加，但张汝伦让他一定参加。他拟出的选题获得了多数老师的认可，却在张汝伦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如果像你这样去读孔子、去做哲学，恐怕行之不远矣！”他当时倍感委屈，事后却逐渐领悟。在后来的思考、写作中，他开始有意避免形式逻辑对思想内容本身的约束和伤害。“张老师的当头一棒，使我走上了一条不断探索的思想道路。”
| 张汝伦在课上
严厉之余，张汝伦并不否认学生的独特见解。“这是他的宽容”，何益鑫有时虽理解张汝伦的思路，仍觉得自己的想法不无道理，便坚持己见。后来，博士论文答辩时，张汝伦把这一点作为他的优点来介绍。
提起张汝伦的课，最多的评价就是“有激情”。讲台上的他总是精神抖擞，情绪高昂，讲到兴头上，甚至会拍起桌子来。辨析各种问题，他一针一线毫不马虎，褒贬分明。
“我这么一把年纪，还这么有激情，是因为我教你们的东西，我真相信。”他不只把哲学当作一种知识去教，而是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去践行，故而他的课堂不拘泥于课本，而是面向世界和生活。
“我不爱讲忽悠人的‘鸡汤’，反而会讲一些很‘辣’的东西，不能让同学们被外边一些人传播的思想给骗了。”
上课时，张汝伦时常说：“我可爱的同学们啊！”执教三十余年，他是无数学生的引路人，从青年教师到知名教授，
他总以最热忱的心对待学生。最让他欣慰的，就是被人问起“某某学者是不是你的学生？”有人问起，是因学生身上流淌着与他相似的学术风格，这种师生间的传承，张汝伦称之为“学术血统的遗传”。
曹亦清（哲学学院2018级本科生）说：“他（张汝伦）把学生看成希望，希望学生中可以出一位‘大家’去改变现状。”
孟子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张汝伦也一直乐在其中。而比起所谓“名师”的头衔，他更相信的是，“名师在学生心中”。
1988年的上海，甲型肝炎传染病大爆发，各大医院的隔离病房里，患者都挤得满满当当，药店里的板蓝根一夜售空。
张汝伦那时住在青年教师的单人宿舍里，一天傍晚，宿舍门突然被敲响，门外是个他不认识的学生。“张老师，我是经济系的，陕西人。”学生的姐姐在家乡医院工作，寄来了板蓝根，他就立即想来送给张汝伦喝。
“这是你姐姐给你的，你拿走。”张汝伦摆摆手拒绝。而那名学生笑了：“张老师您放心，我年轻，身体棒着呢。您冲着喝吧，千万不能得病！”话音刚落便转身走了。
张汝伦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却记住了这份感动。“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我一直记得很清楚。”
| 张汝伦在课上
令他印象深刻的，还有曾在管理学院举办的一次讲座。讲座结束后，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走上前来，赞叹他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好老师。
张汝伦并不认识她，这突如其来的赞叹让他摸不着头脑。
通过对话才得知，她的哥哥曾是自己的学生，念大学时每周回家都会提起他的名字、他今天讲了什么内容……在年纪还不够上大学时，她就知道，哥哥读的大学里有位张汝伦老师，讲得一堂好课，是个好老师。直到四十岁在管院，她终于有机会听到了张汝伦的一堂课，不由得赞叹：
这“名师”是名副其实。“我觉得做老师最好的回报，不是什么头衔，而是过了这么多年，学生还能记得有这么一个老师，觉得他讲的课不错。你说，一个人当老师，还有什么更好的回报吗？”理想主义者：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提起理想主义，张汝伦没有任何犹豫。
从青年时期到现在，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哲学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而作为理想主义者，“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是他一贯的自我要求。
追求浮名和速度是时代的通病，而张汝伦站在时代的漩涡里紧攥着初心，认真为学，踏实教书。
这份决心诞生于德国图宾根大学。那时他还是一名学者，校园里的一段佳话钉在他的留学日记里：学校里的一位教授，十年中开设课程从不重复，有学生为了上完他所有的课程，甚至愿意延期毕业。这种震撼是长久的。回国后，多数老师仅开课寥寥几门的巨大差距，更令他坚定了决心。
“要‘十年功课不重样’，才算有资格说自己是真正的‘教授’。”
三十多年来，他开设了近二十种不同的课程，近年来开设的通识核心课程《导读》深受本科生欢迎。他不喜欢用电脑上课，总是随身带着厚厚一叠手写的教案。而每个学期，即使是曾经讲过的课程，他也总要重新备课，不断反思，在教案中增添新的内容。
“如果将来我退休了，我能拿得出手的一样东西，就是几十年来给学生上课准备的备课稿，恐怕没有一个人会跟我一样这么多。”
张汝伦从不允许自己用让学生“自己回去看书”的方式来敷衍学生提出的问题，他要求自己也投入其中，把问题弄得清清楚楚。“认认真真上一门课，学生长进了，你也长进了。”
对待每一个学生，他都毫不马虎，总是尽最大的努力去要求他们，希望他们成才。“我希望每个学生都是好学生，没有一个学生是我可以放任不管的。”
对待学术，张汝伦极为认真。在《张汝伦集》的后记中，他写下过这样一句话：
让中国听听世界，让世界听听中国。“要让世界真正重视我们的学术，真正觉得我们的大学是一流的好大学，这是我奋斗的目标。”
| 张汝伦年轻时
曾有一名来上海开讲座的美国教授令他记忆犹新：即使是在异国讲学，教授每周也抽出固定的一天远离外界纷扰，静心在宾馆中读书、写作。这种对待学术一丝不苟的态度，亦是张汝伦对自己的要求。
“这样要求自己是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他希望中国的学者、中国的学术是货真价实的，是能让全世界认可的。
“我们中国是独立的，但我们还要继续书写精神上的‘独立宣言’。有人见了老外就点头哈腰，这是我不认可的。我们承认外国有好的东西，但是你得要有点骨气。”说起留学，他毫不迷信，“一头牛拉出去喝了点水，回来还是一头牛。” 正如何益鑫所言：“张老师认为，人们不承认‘天理’乃是这个时代的病灶，这一诊断无疑是深刻而透彻的，但在当下又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我当面听到他的呼喊时，莫名感到一种悲壮。”
在这种时代困境下，张汝伦将目光投向先贤孔子，他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要求自己：“很多事情我何尝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们要学孔夫子，尽自己最大的责任去做。‘做’，就表明了一个人的态度和精神，这就是理想主义者。”
“能意识到时代的问题的人不少，但敢于直面问题，寻求改变时代的人不多。有时我觉得张老师和孔子很像：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光明的理想世界在熊熊燃烧，让他们一直怀着满腔热血，想把这个时代照亮。”这是曹亦清眼中的张汝伦。
| 张汝伦在上海
有人曾经以“复旦的尼采”称呼张汝伦，他本人并不接受这个头衔，“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我跟尼采比，还差得远。”
而在何益鑫看来，更适合张汝伦的称呼是“永远的哲学青年”：
“他是一个青年，永远充满着斗志，时刻准备着思想上的新的冲锋。他希望通过不断的否定，对既已成见的否定、对自我的否定，达到思想上的超拔。志气、勇气和活力，是青年之为青年的本质。”
“在思想的道路上，张老师是永远的青年，也是青年们的榜样。”
微信编辑 | 金梦恬
图片源于被采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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