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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九魚
大多數90後對王蓉這個名字並不陌生，無論是當時火遍了大江南北的《我不是黃蓉》，還是後來被嘲紅了的《小雞小雞》，在這個人名背後，是有具體的代表作來支撐記憶點的。
沒想到，再一次聽說王蓉消息之時，她已經成為白小白旗下的簽約藝人——國內首個被網紅簽約的歌手案例也由此誕生。
10月26日，王蓉參加白小白電商公司開業活動現場
反向簽約打破壁壘
2004年的華語樂壇，周杰倫發行了《七里香》、林俊杰發行了《江南》、蔡依林唱了《倒帶》，哪怕是十六年後的今天再看，依然說得上是“神仙打架”的一年。而同一年的王蓉，憑藉專輯《我不是黃蓉》，獲得了東南勁爆榜“內地勁爆十大金曲獎”。
那一年的王蓉，以一個主流歌手的身份進入了大眾視線。而那，也是當下眾多網紅想要爭取來的身份。
再來說說事件的另一位主角——白小白，百度詞條上顯示他有三個身份：網絡紅人、演員、歌手。事實也的確如此，白小白在短視頻軟件上不僅坐擁著千萬量級的粉絲群體，參演過電影《超能廢物》，還發行過原創歌曲《你說這樣分手》，包括去年發行的《最後我們沒在一起》，在音樂平臺上收穫的評論也逼近五萬條。
甚至前幾日，白小白在江蘇衛視“一千零一夜”晚會亮相時，出現了“老鐵們”的刷屏式應援。
白小白的表演收穫了不少觀眾們的彈幕應援
有意思的是，同一場晚會上還出現了#讓張韶涵一個人唱吧#的熱搜。起因是張韶涵和夢然Miya一起合唱了《淋雨一直走+少年》，但夢然Miya的歌聲卻在張韶涵的對比下顯得有氣無力。
“網紅和歌手之間是否真的有壁”的議題，也再一次被翻找了出來。把兩件事放在一起來看，讓這次“反向簽約”變得更有意思：事件的兩位主角都在努力贏取對方身份的同時，代表著網絡紅人群體的白小白，卻是以主導人/老闆身份存在的。
畢竟，哪怕是像譚維維這樣，發行過專輯開過個唱、在“歌手”這樣專業的音樂節目中唱進了總決賽、被樂迷和音樂圈都認可了的實力歌手，在分享新專輯製作故事的微博裡，還是忍不住在文末感嘆上一句“羨慕流量歌手”。
這個“羨慕”的背後，顯現出的，是主流藝人對市場流量分配規則的無奈：因為它不再是質量的信徒，也不能再代表大多數樂迷的喜好，但卻分走了超半數的市場份額。
所以，“王蓉簽約白小白”事件開啟的，可能是音樂從業者的一條新興求存之路。
“DIY”式求存之路
當下主流樂壇中，已鮮少再有發行實體專輯的歌手，再加上各大音樂平臺和短視頻平臺對普通用戶上傳音樂的開放，單從數量上來說，音樂作品的產出早已遠遠超過了市場的需求量。相對於之前“如何製作出一首高質量的音樂作品”的議題，也被悄然地切換成了“如何將一首歌賣出去”。
求存，成為了現下音樂從業者的首要任務。特別是，獨立音樂人。
從《Media》今年九月發佈的《疫情衝擊下的獨立音樂人》的文中指出，全球範圍內，那些沒有和任何唱片公司簽約的音樂人，在2019年就創造了8.728億美元的產值，總體比2018年多出了32%，但在受訪的346位，來自全球各地的獨立音樂人中，64.2%的獨立音樂人每年從音樂中能獲得的收入還不到1萬美元，總體的平均年收入只有8079美元。
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獨立音樂在全球範圍發展的強勁勢頭，但也反證了，如今，獨立音樂人要單靠音樂收入來謀生是一件多麼艱難的事。
在採集的數據中，線上的音樂收益構成了這些獨立音樂人28%的收入來源。因為今年疫情的影響，就連佔據了18%份額、僅次於線上收益的線下演出收入也大打折扣，他們的收入來源則更多地落在了音樂發行、教音樂、外來贊助，甚至別的兼職上，大多數人都需要四到五個收入來源才能維持生計。
即便如此，也只有18%的人依然認為拿到唱片公司簽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44%的人則是認為“有沒有都無所謂”。
顯而易見，簽約唱片公司已然不是當下獨立音樂人求存的首選，他們普遍認為線上平臺的開放度與扶持力度已構建了一個完全可以自主宣發環境。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一直都有通過線上平臺實施著力所能及的自主營銷，但事實上，40%的人群都沒為此花過一分錢，只有不到20%的人有和品牌商或者活動主辦商的合作經驗。
在疫情的衝擊下，超過半數的受訪者開始撒網式地尋找合作平臺，他們之前可能還會因為某些平臺不平等條約而退卻，但現在也都選擇了妥協；五分之一的人群則通過線上演出的形式，找到了新的收入來源，但更多的人則是把大量的時間花在了音樂創作、發行和社交媒體的互動上。
由此可見，對於音樂從業者來說，“求存”已然成為了一件可“DIY”開闢的道路。
但從效果上來看，大多數人都像是被現實強趕著上陣的，不僅缺乏經驗，還容易因為病急亂投醫而導致權益的損失；雖然在現下大多數資源都是共享的情況下，緊跟行業變換作出及時調整，才是“求存”的關鍵，但單純地獨善其身，已然不足以應對變化了。
共存是趨勢
前有周杰倫在自己的個人演唱會上被要求唱《學貓叫》；後有百萬網絡神曲《離人愁》的唱作人，在《明日之子》參賽現場一邊抱著吉他自彈自唱，一邊卻連華晨宇說的6級和絃都不知道是什麼的李袁傑；就連騰格爾都穿上了花襯衣，唱起了《芒種》。
這些質量參差不齊的網絡歌曲，看似是被強推給了主流，市場數據卻大聲地否定著：不，這些歌曲本身就是主流。但這真的就一定是一件壞事嗎？
當音樂作品逐漸成為一種玩梗的載體，當唱作的門檻一降再降，當歌手被網紅“反向”簽約，我們都應該開始思考，這到底是市場的異變，還是市場的需求。
畢竟每一個新興形式，在初期都是最容易被人詬病的，此時，需要的不只是批評的聲音，還有實打實能將專業度切入的行動。
網絡歌曲從全民聯網時代的開啟，到現在已有十年之久，輸出口以及接收人群已逐步走向穩定，行業需求與市場份額也早已超過了前網絡時代，網紅和歌手，這兩個身份的聯合，已然成為了現下不容否認的行業趨勢之一。
沒有專業度的流量是短暫且毫無深遠意義的，而沒有流量的專業度又跟圈地自萌有什麼區別呢？王蓉簽約白小白是國內行業的首例。有人說，這是網紅的逆襲，也有人說，這是行業風向在轉舵。
有網紅孵化機構的老闆認為，真正的頭部網紅和一線歌手之間，還是存在可望不可及的壁壘的。王蓉畢竟已不算當紅歌手，選擇這樣一種合作方式只是個例。
但我們不妨拭目以待，看看這一次具有行業實驗意義的合作能碰撞出怎樣的火花。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