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在點映期間，豆瓣評分8.3高開，自週五全國公映後，目前評分7.8。
主流的說法是“劇情虎頭蛇尾”。
或許，最後來個大反擊，把日軍給團滅，這才符合你們的預期；但實際上，那400多人真正的結局是個悲劇，如果把那一段歷史也拍出來，可能有人又會說“煽情過猛”，吧。
紀錄片《我的抗戰》（2010）
第2集：八百孤軍
1937年10月27日，蘇州河北岸，老匣橋北端的四行倉庫裡，王文川（時任524團1營機槍連機槍手）握著機槍的手，已經有些麻木，但他的眼神，還是緊緊地盯著射擊孔外，日軍的一舉一動。
兩個多月前的8月12日，王文川跟隨88師來到上海。原本一萬五千多人的部隊，如今只剩下不到五千人，其餘的都已經戰死。
時間再往前推移。1937年8月9日，日本海軍中尉——大山勇夫，在上海虹橋機場與中國守軍發生衝突後被射殺，日軍隨即以此為藉口向上海增兵。
8月12日，調集淞滬的日本軍艦已達三十餘艘，海軍及陸戰隊一萬五千人，與此同時，京滬警備司令
張治中，率第87、88師，到上海楊樹浦，及虹口以北佈防，戰爭一觸即發。
次日上午9時許，日軍陸戰隊的一個小隊衝進橫濱路、寶興路地段，對中國軍隊開火，零星的戰鬥持續到晚上。第二天一早，國民政府發表《抗戰自衛書》，宣佈：
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
當天上午，中國軍隊主動發起了進攻。
戰鬥打得激烈，國難當頭，曾經交戰過的各個派系的部隊握手言和，從不同地方趕赴華北和華中前線。狹長的淞滬戰場上，雲集了70多萬中國軍隊，幾乎調動了當時中國所有兵力的三分之一。
在一派沿江平原的淞滬戰場，沒有任何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從全國各地倉促趕來的中國軍隊全憑血肉之軀，經常整連整營地戰死。
“大場是中國隊伍集中的地方，日本人二十萬大軍增援來進攻我們，我們的部隊人都打光了，老兵都沒有多少，比如我這個機槍連，就只有十幾個人是老兵。”——武幹卿，時任88師524團2營機槍連特務長
這樣的戰鬥持續了70多天，但上海終究還是沒能守住。
1937年10月26日，日軍攻佔廟行和大場，中國守軍被迫轉移，攻佔上海城區後的日軍，先推倒了孫中山的塑像，隨後到處懸掛太陽旗。
上海濃煙翻滾的天空中，唯獨沒有了中國的旗幟。
當時，為了尋求“和平手段”以儘早結束與日本在7月開始的衝突，各國定於10月30日（實際於11月3日至24日召開）在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召開“九國公約”會議，因此蔣介石希望在上海無論如何要有一支部隊，能夠守到那個時候。
10月26日，剛剛升任524團團長的謝晉元，接到88師師長孫元良的命令：
“死守上海最後陣地，吸引日軍，掩護匣北地區友軍撤退。”
當天深夜，團長謝晉元和營長楊瑞符，帶著四百多個弟兄退守四行倉庫。
初到時，有英租界士兵詢問謝晉元“帶多少士兵駐守？”
謝晉元為壯聲威，回答：八百人。
他知道，自己帶領的這支部隊，已經身陷到幾萬敵人的重重包圍圈當中，突圍已經不可能。
10月27日清晨，一夥日軍沿著蘇州河邊一路搜索前進。下午2時，當日軍大部隊接近四行倉庫時，突然槍炮聲大響。
我方三挺重機槍，加上幾挺捷克式輕機槍，打得日軍抬不起頭來。
“我看謝團長就在地上爬，爬著檢查，怕我們不打，他身上帶著左輪手槍，掏出來就斃了你。”
——王文川
原本以為中國軍隊已經撤走的日軍頓時陷入混亂，留下八十多具屍體倉惶退去。
那一天，上海市民十分激動，因為四行倉庫裡，還有一支部隊留下了。
鎮靜下來的日軍開始不分晝夜地進行波浪式攻擊。
孤軍抗敵的士兵們打得辛苦。進入四行倉庫的第二天，日軍就炸斷了倉庫的通水設備，倉庫裡存有生米和雜糧，士兵們不敢弄火，只能就著生水吃生米。
自10月27日清晨起，全上海的市民，在將近三個月抗戰的炮火聲中，似乎平靜和麻痺了的心情，又被閘北的槍聲所激動了。每天一早，租界民眾就爬上高樓頂，看孤軍殺敵；發現敵人來襲，就喊話通知孤軍。
10月28日，夜。十八歲的中國少女楊惠敏，穿越橫飛亂舞的槍彈，給孤軍送來一面青天白日旗。
在數萬日本陸、海、空軍的圍困中，上海惟一的一面中國旗幟，升起來了。
謝晉元與眾將士堅守四行倉庫四天四夜，擊退日軍六次進攻，斃敵數百人，被當時的報紙媒體稱作是“八百壯士”。
然而，就在壯士們四個晝夜不曾閤眼，邊戰鬥邊修工事，準備與敵人作長時間殊死決戰時，10月30日，統帥部命令孤軍停止戰鬥，退入公共租界。
團長謝晉元痛心不已，直言：
“全體壯士早已立下遺囑，誓與四行最後陣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義，但求死得其所。”
1937年10月31日，凌晨1時，團長謝晉元組織部隊撤退，至此，上海守軍全部撤走，這些孤軍奮戰的壯士們後來才知道，淞滬地區持續近三個月的戰鬥，中國軍隊二十多萬人戰死沙場。雖然上海最終失守，但有一點壯士們很欣慰——日軍沒能三個月滅亡中國。
八百壯士奉命撤入租界，原商定經滬西返回部隊參戰，但租界當局卻屈服於日軍壓力，違背諾言解除了戰士們的武裝，將他們扣留在膠州路的一塊空地上，四周以鐵絲網圍困，派萬國商團的白俄兵看守。
英勇抗戰的壯士們，成了名副其實的孤軍。
雖然身陷孤軍營，可官民們並沒有因此而消沉。
從1938年元旦起，謝晉元開始記日記，裡面清楚地記錄著孤軍營的作息時間：
起床，4時30分
早操，5時至7時
白俄隊檢查人數，8時
早餐，9時
上課，10時至11時30分
晚餐，4時
拳術或唱歌，5時至7時
就寢，9時
1938年8月13日，孤軍營升起國旗，紀念抗戰一週年；英國人說，日本人不准你們升國旗。
“我們跟他們抵上去，他們用水龍頭打我們，打不退，後來用的催淚瓦斯彈。把我們打退以後，我們的國旗下了，我們的人受傷108個。”——楊養正，時任88師524團1營1連1排排長
謝晉元下令，全體孤軍絕食抗議。
上海聽到這個消息，連日抗議罷市，後經民眾團體交涉，工部局被迫讓步，允許今後紀念日可掛國旗，但旗杆被截去一截。
被監禁的時間在無限期延長，中國軍隊在戰場又連連失利，有時基本的軍餉都供應不上，孤軍中的苦悶情緒越來越重。
蔣介石多次電報謝晉元，要求一定要在孤軍營堅持艱苦奮鬥，為的是中國的抗戰能夠得到其他同盟國的支持。
1940年，中國的抗戰進入到了最困難的時期。
1940年3月，汪偽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他派人以陸軍總司令的高官向謝晉元誘降，謝晉元把委任狀撕得粉碎，他說：
“我父母都是中國人，生下我這個兒子也是中國人，中國人決不當外國人的走狗！”
1941年4月24日早上，謝晉元和往常一樣，率領官兵早操，但這一天，突然有四個士兵遲到了。突然，這四人把謝晉元圍住，將其刺成重傷，當天下午6時，謝晉元悲壯長逝。
那年他37歲。四個兇手當場被擒，後交代是汪偽政府收買所為。
謝晉元犧牲的消息傳出後，前往弔唁者達十餘萬人。
5月8日，國民政府下令，追認謝晉元為陸軍少將。
此後，孤軍營內的官兵越來越低迷。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全部淪陷。
王文川、楊養正和一部分孤軍，被日本人押往浙江裕溪、杭州等地，挖煤或築路做苦工，但還有一部分人去了哪裡，他們也不清楚。
困守四年有餘的孤軍，又淪為日軍的戰俘。
1942年秋的一天，一艘日本軍艦秘密航行在太平洋上，沒有多少人知道，在軍艦的最底層，關押著36名苦工，他們就是另外的孤軍。
軍艦在太平洋上顛簸了48個晝夜，到達西南太平洋，巴布亞新幾內亞與所羅門灣之間的一個荒島上，島上共有160名戰俘，有英、美等國戰俘，也有新四軍、游擊隊戰士。兩年多後，只剩下38人。
此時，留在國內的王文川和戰友們，時時刻刻都在想著怎麼逃走。當時有個農民老鄉悄悄告訴王文川，說，找個機會，哪天你就藏到頂棚上面去。
有一天收工點名的時候，日軍突然發現少了一個人，日本兵四處搜尋，還拿刺刀往頂棚上面捅，王文川險被刺中。日本兵離開後，那老鄉又把王文川送到南京車站。至今，他都不知道那位善良的農民叫什麼。
從蕪湖逃出來後，王文川一路討飯，一路打聽，憑兩條腿整整走了三個月，終於走到重慶大坪的國民黨散兵收容所。
楊養正也逃走了，他們是三個人，趁著收工搶了日本人的槍，其中一人被槍打中臉部，舌頭被打掉半截。後來他們遇到新四軍，護送他們到了安徽。
幾年的監禁生活終於結束，他們自由了。只是，曾經奮勇殺敵的壯士們，如今卻只能四處漂泊。
1945年8月，沒有逃走的孤軍看到日軍垂頭喪氣，再也不像以往那樣蠻橫，這時他們才知道，就在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
聽到這個消息，戰俘營沸騰了，孤軍們立即把日軍當俘虜抓了起來。
與此同時，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小島上也是一片歡呼，中國的勞工和盟軍士兵一起享受勝利的喜悅。只是他們中的一些人，永遠地長眠在了異國的土地上。
1946年，100多名散落各地的“八百壯士”們回到了上海，他們請回老團長遺孀——凌維誠，在老團長的陵墓四周，搭起棚子住了下來。
而王文川再次回到上海，已經是六十年後。
2007年，90歲的王文川在老團長謝晉元的雕像前失聲痛哭，在這六十年裡，他隱去了自己的身份，在北京當了一名普通工人，甚至連自己的子女，也一直不知道父親的身份，直到這一刻，壓抑多年的心情才終於釋放。
2009年，劇組找到了另外一位“八百壯士”——郭興發老人，只是老人已經不能說話了。四天後，老人安然離世。
同年8月，王家賓從養老院接回了父親。
四個月後，一個冬天的早上，92歲的王文川去世，他死前的最後願望，是能夠“再去四行倉庫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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