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第25個“全國愛眼日”。據官方發佈的最新權威數據，我國近視眼患者已達6億。
換言之，幾近全國總人口的一半都是近視眼。
記得小時候檢查視力，凡被衛生老師點名叫到，要去配戴近視眼鏡的小朋友，一個個哭喪著臉，耷拉著腦袋，既自卑又害怕，簡直就是晴天霹靂、世界末日。
我就曾是其中之一。
一方面，班裡的近視眼少之又少，總被同學謔稱“噶梁”、“四眼”、“書呆子”。
另一方面，彼時的鏡架又沉鏡片又厚，一旦戴上，效果堪比“微整容”，從此與青春美少女絕緣。
但，沒有辦法。總不能一直眯著眼睛上課。於是，我只能自我安慰：父親遺傳，先天的近視基因，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為了更大程度上的自欺欺人，我還在我的“遺傳”學說前面更冠上了“老師說的”。
就這樣，一場撕心裂腑的滂泗嚎啕之後，我的戴眼鏡生涯也就拉開了序幕。
隨著學業的深入，周遭戴眼鏡的人越來越多，我的異感也就越來越麻木，越來越習以為常、不足為奇。
更何況，眼鏡也愈益變得輕巧、時尚。再後來，隱形眼鏡也開始流行、普及，我終於在大一那年，恢復了之前那個不戴眼鏡的自我。
後來，我才知道，近視眼的困擾自古就有，而且困擾的對象還以文豪、名人居多。
比如《石林燕語》中，就曾記載宋代大文豪歐陽修的高度近視，“常時讀書甚艱，惟使人讀而聽之。”
歐陽修畫像
而陸游也有“少年讀書目力耗，老怯燈光睡常早”。
還有人說紀曉嵐“貌寢短視”，就連雍正帝也未能倖免，不僅是大近視，還有收集各類眼鏡的癖好。
更有意思的是說張愛玲之所以清高，是因為高度近視，10米外六親不認，50米外雌雄不辨，你讓她如何平易近人，笑容可掬？
1939年，時年19歲的張愛玲就讀香港大學文學系時的學生證
放在今日，當兩個中國人裡面就有一個近視眼的時候，我想成長中的下一代一定再也沒有什麼心理壓力了吧。
但現在的情況恰恰是越發糟糕。
因為我們的眼睛使用頻率真的太高，使用環境真的太壞，致使正常視力的損耗太早、太快。
我的不少閨蜜是小白鼠。她們一擲重金，第一代接受了近視激光手術。她們經歷了疼痛，不能劇烈運動，以及提前老花。
她們最先吃了螃蟹。她們的將來將會如何，沒人能夠回答。
曾幾何時，我閨蜜的孩子，或閨蜜孩子的同學，又在接受各種各樣的矯正鏡、第一代OK鏡治療。
所有的治療，都是為了見證一個劉謙式的奇蹟。但偏偏忘了所有大師的魔術實在抵不上防患於未然的重要。
作為一個資深的近視眼患者，我一點也不自豪。
我不否認我父親的深度近視，根據生物遺傳的理論，可能先天影響到我的視力。
但是，我還是要說，堅持要說，我的近視，很大程度上還是源自我自己的用眼不衛生。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應該會倍加珍惜、愛護我的眼睛。
一如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夠有個良好的用眼習慣，以此擁有真正明亮的未來。
即便未來的科技無比發達，即便近視眼再也不是什麼不可逆的頑疾，我還是希望我的孩子能用自己的眼睛，未被糾正、改造的原始肉眼，清澈看清大千世界。
真的，我希望。
確信這也是所有為人父母者的殷切希望。
既然有希望在，那就實際行動起來。
把這“全國愛眼”，不只是定格在一個6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