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國擁有長達數千年的歷史，過去的這幾千年時間裡，社會不斷地發展，有的國家因為適應了社會的要求所以興起，有的國家因為落後於社會發展的平均水平而傾覆，國家發展是否跟上了社會的發展該如何判斷？經濟稅收制度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漫長的先秦時期裡，九州大地上所實施的稅收政策較是較為簡單的人頭稅。武王建立周朝之後將天下劃分為諸多小的諸侯國，將可以耕種的土地像一個"井"字一樣分為九個部分，中間那一塊屬於天子的公田，諸侯國需要派人先耕種這一塊土地，當公田耕種完畢，諸侯的人民就可以返回剩下八塊當中屬於諸侯的田地，耕種那一塊土地。
看到這裡可能會有人產生疑問，這樣怎麼可以說是人頭稅，不是把土地分成了九個部分嗎？在當時的時代，農耕的工具極為簡單，關於耕種的知識也極為有限，一些產量較大易於生存的糧食也未曾傳入中國，簡而言之就是生產力十分的低下，這個時候人力的因素就在食物的產量方面起了最為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先秦時期，一個國家人口的多少決定了這個國家國力是否強大。
魯哀公曾經向孔子的一位學生有若請教：因為氣候不好所以這一年國家的收成不好，都不夠我的吃穿用度了，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有若給出的答案是讓他減少對於人民的賦稅。魯哀公很是驚訝：現在這點稅收我都已經不夠用了，再少那我豈不是更加不夠？有若說只有百姓先富足了，你才能富足。
這一則記載於論語中的小故事，就告訴了我們在當時的稅收制度之下，人口對於國家的重要性。可見當時的土地資源並不短缺，缺的只不過是去利用土地資源，把土地資源變成糧食的勞動力而已。
“商鞅變法”
春盛行百年的井田制度開始瓦解。面對國家財政的危機，許多的國家陸續開始變法。秋戰國時期，周武王所建立的禮樂制度逐漸瓦解，強大的諸侯國逐漸崛起，百姓的分佈不再平均，許多的人民願意衣服強大的諸侯。
所以魯國是第一個提出改革想法的國家，之所以是第一個，是因為魯國的經濟情況最為糟糕。魯嘻公二十六年, 齊孝公曾經評論魯國的情況 , 說是魯國的房子裡沒有糧食貯存，魯國的田地裡面長滿了野草。如果說僅僅是沒有糧食貯存那可以理解，可為什麼既沒有糧食，又沒有人在田中耕作？原因是魯國以三桓為代表的貴族勢力強大，甚至可以欺壓魯王，歷史上昭公就曾經因為不堪忍受三桓的欺辱而跑到了別的國家。人民都跑去了他們的田地上，屬於魯王的公田因而就無人耕種了。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以東門氏為首的王室貴族提出了改革：不再以單純徵收公田上的糧食為稅，而是整合所有的土地，每年統計所有的收成之後取其中的十分之一作為王室要徵收的稅糧。這是後來實施了將近千年的"初稅畝"首次出現。
雖然因為三桓的勢力過於強大，魯國的這一次變法以東門氏被驅逐而失敗了。但是再往後百年，與這場變法擁有相同內核的變法出現在了中華大地上，其中最為我們熟悉的就是商鞅在秦國的變法。
這是秦國走向統一的重要一步，秦國地處關中，與太行山以東的國家相比較，它處於一個文化的邊緣地帶，在耕種土地的質量和文化方面都弱後於山東諸國。春秋晚期，韓趙魏三家分晉之後他雖然獲得了東進的機會，但是依舊屬於弱勢地位，商鞅提倡的變法使得秦國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得到了極大地提升，這才有了後來秦王掃六合一統天下的壯舉。
“輕徭薄賦”
然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口不斷地增多，以秦國時期為基準的稅法逐漸產生了弊端，早期思想家們簡單的“輕徭薄賦”逐漸無法再解決國內的流民問題，農民的問題給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威脅。
秦王朝的覆滅給之後的漢帝國帶來了深刻的反思，漢祚初立時期，漢高祖出行，偌大的長安城內找不到四匹毛色一樣的馬，蕭何平時上朝做的更是簡陋的牛車。面對這樣的局面，漢初的執政者們統一定下了減輕稅收的政策。上文所說的初稅畝，稅率大概是在十分之一左右，但是到了秦朝末期，稅率已經達到了驚人的三分之二，漢初的稅收一減再減：漢高祖時期稅率是十五分之一，創下了歷來的最低，文帝時期的稅收取消了十三年，國家的財政收入大多來自於民間有錢人家為獲得爵位的捐贈。到了景帝時期恢復了稅收更是低到了三十分之一。
但這只是處於秦漢早期的政策，越是往後，簡單的放低稅率就越行不通，因為土地開始被大的家族或者商人兼併，農民失去了土地，稅率再低也無濟於事。有能力的皇帝們為此大多頒佈了平均土地的政策。
但是即使這樣也只是使得危及的情況得到了緩和，中央和地主的關係一直無法得到徹底的解決。唐朝一開始所實施的便是均田制度和"租庸調"相互配合的稅收制度，均田就是儘量讓所有農民獲得土地，租是上繳糧食，庸是可以用布匹等東西代替服役，調是非常時期臨時增加每年去服役的時間。
但是到了安史之亂後，關隴地區的藩鎮進一步崛起，大肆兼併土地，民間不少豪族也藉機吞併了許多的土地，流民增多，中央財政再一次陷入危機，於是在唐德宗的時期，頒佈了一條劃分時代的稅法：兩稅法。
顧名思義，就是將稅收分為兩部分，變成了一年在春秋兩個季度收取兩次稅款，並且中央再退一步，將一部分本該屬於中央的收入劃給了地方的藩鎮。
“攤丁入畝”
兩稅法是一次中央對於地方的妥協，但是時間線往後推，生產力人口不斷上升，等到了明朝，這種類型的稅法在此被時代所拋棄，於是便有了萬曆時期的張居正一條鞭法和清朝的攤丁入畝制度。
張居正的想法是將原來分開徵收的人頭稅以及土地稅一起徵收，雍正時期國家所推行的“攤丁入畝”，便是將戶籍上所登記的人口要徵收的稅款併入土地稅當中，最後交稅的時候直接徵收土地稅。
二者的內核其實是一致的，這一制度的實行，使得許多丟失土地的農民減輕了經濟負擔，因為人頭稅的減輕，所以百姓願意生育，人口提升後生產力增強；收稅的標準再一次得到明細，徵收稅款的官員也因此失去了許多貪汙的機會，綜合下來，國家再一次變得繁榮。
結語：
幾千年來中國的稅收制度不斷地變遷，但是主要都是在協調中央和地方，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所做的工作的目的不出防止土地兼併，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防止地方壯大威脅中央這三點。賢明有為的君主之所以能夠被稱賢明，大多是抱著以民為本的心態，投入精力去達到上述的三點。可見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人民才是最重要的部分，只有人民有了更好的生活環境，國家才能有所發展，關於稅收的幾次改革，也都是為了改善農民生活所進行的。
參考文獻
《史記》
《資治通鑑》
《新唐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