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西学东渐是弱国心态的表述”。我知道，这个观点可能会招致一些人的反驳。其实，“弱国心态”也并不是一种什么可以值得羞耻的心态。
曾经出过那么多世界级文豪的法国——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罗曼罗兰……——也曾经有过“自卑”时期：十七世纪晚期，法国曾经发生了一场文学和文化的争论——“古今之争”，争论的一方为古典主义者，他们辩称希腊和罗马作家具有无可超越的伟大性；另一方就不多说了。当时的古典主义者在法国应该是占主导地位的，说“希腊和罗马作家有无可超越的伟大性”，是一种“文化自卑”，也是一种“弱国心态”。
维克多·雨果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盛唐时期、康乾盛世，为什么没有“西学东渐”之说？直到晚清，被西方列强胖揍得没有脾气后，才有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才派出那么多留学生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奇技淫巧，翻译西方的文学、科技书籍。而把这些知识的引进称之为“西学东渐”，这不是“弱国心态”下的产物是什么？
其实，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东学）沿着古丝绸之路“西渐”的还少吗？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造桥术……不胜枚举，西方有“东学西渐”的说法吗？没有！如果没有中国发明的指南针，会有后来的大航海吗？会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的壮举吗？日本自鉴真东渡以来，从中国学了多少东西去？他们也没有“西（中国在日本的西边）学东渐”的说法。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包括文学艺术上的复兴。我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我们不要盲目自大，但也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当然要学习、借鉴外国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但也不要顶礼膜拜；也不要“言必称希腊”。
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陈寅恪指出：“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龙天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诎，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与刘淑雅教授论国文试题书》）
不喜欢陈大师的这种文白夹杂的表述方式，明明可以用明白晓畅的白话文表达得清清楚楚的内容，为什么要用这种诘屈聱牙、晦涩难懂、文不文白不白的语言来阐述呢？我不知道他讲课时是不是也用的是这种语言，如果是的话，他的学生作起课堂笔记来一定会叫苦不迭。
闲话少说。他的意思是不应该瞎比较——如果阿猫阿狗都可以拿来比较，我们的比较文学成什么体统？
其实，比较文学也没有那么深奥，不过是有些人要故作深奥罢了。我这里将王实甫与博马舍比较，再用他们作品中的人物比较，会不会有人认为这是“关公战秦琼”、“阿狗比阿猫”呢？他们怎么认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够比得有道理。
陈寅恪
在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白璧德（他本人正是一个古典学者）看来，比较文学是古典文学的延伸，理想的古典研究应当是“比较文学”。他有一段经典的论述：“……如果他研究的作家是欧利庇得斯，那么他应该知道欧氏在哪些方面影响了现代的欧洲戏剧，他应该有能力对欧利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与拉辛的《菲德拉》之间的异同作出比较……”
大学者就是大学者，他信口一说，别人真的按他的要求来做的话，那就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现代的欧洲戏剧本来就浩如烟海，哪些是受到欧利庇得斯影响的，哪些没有受到欧利庇得斯的影响？其中根据什么来进行评判、评判的标准是什么？等资料搜集完了后，再分门别类、归纳整理、甄别真假，最后，他会觉得毫无用处。如果只是解剖其中的一只麻雀，那就好办多了。“他应该有能力对欧利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与拉辛的《菲德拉》之间的异同作出比较……”这正是我现在做的工作——分析《西厢记》与《塞维勒的理发师》的异同，来发现元杂剧对法国启蒙运动戏剧影响的蛛丝马迹。
现在电影、电视剧的影评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物形象分析——如果结合别的影片或文学作品来分析，那也是比较文学，那当然更耐看。
费加罗是博马舍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最为成功的，以至于他写了费加罗故事三部曲：《塞维勒的理发师》（又名《防不胜防》）、《费加罗的婚礼》（又名《狂欢的一日》）、《有罪的母亲》。没有看到第三部的中译本，对费加罗形象的分析，只能依据前两部了。费加罗是阿勒玛维华伯爵的旧仆人，但不同于一般仆人。他对政治、社会、文艺各方面都有自己的见解。他在替伯爵服务的时候，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他是能言善辩的。
红娘是《西厢记》中的女二号，她在王实甫的笔下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主要人物。戏剧的节奏主要是靠她调节的，戏剧的情节也是由她的推动而展开的。她机智、勇敢，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她也是能言善辩的。
我甚至觉得费加罗有些话可能还是刻意模仿了红娘的。
《西厢记》第四本第一折，红娘送莺莺去张生处“就衾枕”。她敲张生的门，张生问“是谁？”红娘答“是你前世的娘。”
《塞维勒的理发师》第一幕第四场，伯爵问费加罗认识罗丝娜的监护人吗？费加罗回答“我认识他跟认识我自己的娘一般熟。”
我们汉语说熟悉某个人，如果是仇人，会说“他骨头烧成灰也认识他”；如果是年龄差不多的朋友，会说“鸟胯（赤裸）朋友”或“一起玩泥巴长大的朋友”；年龄相差比较大的可以说“忘年交”，一见如故可以说“倾盖如故”……唯独不可以说“熟悉某人像熟悉自己的娘”一样，那会被人笑话的。中国是受传统礼教影响上千年的国家，男孩子在有了朦胧的“性意识”后，面对女人会有一种天然的羞涩感，即使是自己的母亲，作为异性，对他而言仍然是神秘的。
而费加罗说的“我认识他就跟认识我自己的娘一样熟。”我不知道法国有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
法语，号称是世界上最严谨的语言。世界上比较正式的场合签订条约、合同，除开用当事双方的母语外，还必须有一份法语的文本，为的是避免当事双方因为母语在不同语境中可能产生歧义，而让当事方拒绝履行应当履行的义务。
法语既然这么严谨，我不知道作为法国的翻译家怎么翻译“我是你前世的娘”？如果直译的话，可以翻译成“我是你上一辈子的母亲”，但红娘明明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她怎么可能是张生这么一个大男人的“娘”呢？法国的翻译家会不会把红娘的这句话认为是表达红娘与张生的熟悉程度呢？他有没有可能翻译成“我跟你去世的母亲一样啊”？
因此，博马舍也就认为：原来，Chinese表达熟悉就是“跟认识自己的娘一般熟”。他可能觉得这样表达很幽默、新颖，他就将这句话移花接木的用到了自己的剧本上，才有了费加罗的“我认识他跟认识我自己的娘一般熟”。而且，费加罗确实并不熟悉自己的娘——在《费加罗的婚姻》中，有个叫马尔斯琳的女人，居然就是费加罗的娘，费加罗是一个被拐走的孩子，他找他的亲爹娘找了十五年。那时候可没有“等着我，今世缘”，这样一个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爹娘的孩子，怎么会“我认识她就像认识自己的娘一般熟”呢？这里，摆明了，就是生搬硬套了“我是你前世的娘”。大家还有异议吗？
不光法国人，可能大部分外国人都对红娘的这句话有疑问吧？（我——红娘）“是你前世的娘”，开玩笑，这么一个小姑娘要当那么一个大男人的娘——还是前世的娘——那该有多么老啊？年轻貌美不好吗？偏生要把自己说得那么老。
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民间俚语是一个经过了数千年的延续、演变的语言。中国市井俚语，男孩子、女孩子在两种语境中会占对方的“大”：一种是特别熟稔、亲昵的人，像红娘这样，她占张生的“大”，表明她已经不把张生当外人了，可以戏弄、调笑（当然是善意的）了；一种是在吵架的场合，那“占大”会无所不用其极，那不光会充当对方的“爹娘”，还可以当对方的老祖宗、起祖。至于国骂：通别人起祖的还大有人在。
韦小宝最精于此道，他在俄罗斯大展身手：他骂对方“ⅹ他奶奶”，对方不懂，他解释是和他奶奶“做爱”，对方说他“奶奶太老了”；说和他“母亲做爱”，对方还喜形于色。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还真的难以沟通。韦小宝在国内是讨相骂的高手，骂遍国内无敌手，遇到不会回骂的敌手，他兴趣索然，觉得胜之不武。
红娘和费加罗都是下层人物：婢女和主人有人身依附关系，主人甚至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费加罗是伯爵的前仆人，他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当然，红娘的处境更为艰难。他们在面对大人物时，都表现了机智、不屈、善辩的能力。
红娘的善辩突出表现在《拷红》一折中。
（夫人云）这端事都是你个贱人。（红云）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夫人云）这贱人倒指下我来，怎么是我之过？（红云）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原文较长，不全文转录了。大概意思是，红娘针对老夫人的指责反守为攻：她先责备老夫人失信，引经据典，讲出一番大道理，又责备她失策。然后又帮她分析利害得失，提出建议，讲得头头是道，滴水不漏，颇具战国时雄辩家的口才。
费加罗也不错，他虽然是帮助伯爵来获取罗丝娜的爱情的，但是，他不会降低自己的人格去逢迎伯爵，面对伯爵的不合理的批评时，他会反唇相讥：
伯爵：……我记得你伺候我的时候，你是一个相当坏的家伙。费加罗：唉！天呀，大人，这是因为你们不许穷人有缺点。伯爵：你懒惰，荒唐……费加罗：照你们对仆人要求的品德，大人，你见过多少主人配当仆役的？
伯爵在霸尔多洛严防死守的面前束手无策，他是依靠费加罗的帮助才获得胜利的，他不得不放下贵族的架子对费加罗说好话：
伯爵：（拥抱他）啊！费加罗，我的朋友，你是我的天使，我的救星，保佑我的神祇。费加罗：哎呀！您用得着我，就把我们两人的距离缩短了！……
红娘和崔莺莺，既是主仆，更像闺蜜。但女人之间的那些小心思、正话反说、勾心斗角在这里表现的淋漓尽致。红娘尽管是婢女，在斗起心智来，一点也不落下风，请看《西厢记》第三本第二折，红娘替张生捎简帖儿给莺莺：
我待便将简帖儿与他，恐俺小姐有多少假处哩。我则将这简帖儿放在妆盒儿上，看她见了说甚么。（旦做对镜科，见帖看科）（红唱）【普天乐】晚妆残，乌云軃，轻匀了粉脸，乱挽起云鬟。将简帖儿拈，把妆盒儿按，开启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旦怒叫〕红娘！〔红做意云〕呀，決撒了也！厌的早扢皱了黛眉。（旦云）小贱人，不来怎么！（红唱）忽的波低垂了粉颈，氲的呵改变了朱颜。（旦云）小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我几曾慣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红云）小姐使将我去，他着我将来。我不识字，知他写着甚么？【快活三】分明是你过犯，没来由把我摧残；使别人颠倒恶心烦。你不“惯”，谁曾“惯”？姐姐休闹，比及你对夫人说呵，我将这简帖儿去夫人行出首去来。（旦作揪住红科）我逗你耍来。（红云）放手，看打下下截来。（旦云）张生近日如何？（红云）我则不说。（旦云）好姐姐，你说与我听咱！
这几段莺莺与红娘的唇枪舌剑写得很传神。崔莺莺既要在红娘面前保全体面，又要借助红娘“鸿雁传书”；既要向红娘吐露几分真情，又怕她真的去母亲那里打小报告。真真假假，吞吞吐吐；一会儿怒骂“小贱人”，一会儿讨好“好姐姐”。多少潜台词欲说还休，将崔莺莺和红娘的性格、心理活动，都惟妙惟肖的展现出来。
我觉得这里，博马舍对《西厢记》模仿的痕迹非常明显。甚至可以说是“照猫画虎”。我给大家分析看看。
红娘是莺莺的婢女，莺莺在发怒时骂她“小贱人”，在要有求于她（向她打听张生的近况）时，不得不放下小姐的架子，去讨好红娘：“好姐姐，你说与我听咱！”从“小贱人”到“好姐姐”，是不是因为莺莺有用得着红娘的时候，就拉近了她们的距离？
阿勒玛维华伯爵与费加罗也是这样。伯爵拥抱费加罗，说“你是我的天使，我的救星，保佑我的神祇”。费加罗回答：“哎呀！你用得着我，就把我们两人的距离缩短了！”是不是表现手法非常相似？是不是“照猫画虎”？
《西厢记》用诗化的语言表达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西厢记》一开头，崔莺莺唱：“……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像不像诗？张生甫一上场，自我介绍说：“……小生萤窗雪案，刮垢磨光，学成满腹文章，尚在湖海飘零，何日得遂大志也呵！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
博马舍在《塞维勒的理发师》中，费加罗一上场，就在推敲戏剧台词；伯爵与罗丝娜暗通款曲时也是以说唱、吟诗的形式。像不像“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君瑞、崔莺莺诗词唱和，卖弄文艺范儿？
还有一点，《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伯爵与《西厢记》中的张生也有相似之处：都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伯爵在娶了罗丝娜以后，到处寻花问柳，后来甚至打起了费加罗的未婚妻的主意（要索取他已经放弃了的“初夜权”——封建时代贵族地主对农奴结婚享有“初夜权”）。
《西厢记》中的张生的唱词有：“若共他多情的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他叠被铺床。我将小姐央，夫人央，他不令许放，我亲自写与从良。”什么意思呢？这是张生的心理活动，他看到红娘和长老商议给老相国“做好事”，他就在做他的春秋大梦：他想的是，如果他与崔莺莺小姐“共鸳帐”——也就是当了红娘的男主人——“怎舍得他叠被铺床”，就是不舍得红娘再做这“叠被铺床”的下人工作。后来，还真有人续写了《西厢记》，在那部戏剧里，张生娶了红娘当妾。（这种狗尾续貂的现象在世界文坛并不罕见）
在《费加罗的婚姻》中，伯爵打起了费加罗未婚妻苏珊娜的主意，他毁约了——他本来承诺对费加罗结婚放弃贵族的“初夜权”。后来却千方百计的耍尽伎俩勾引苏珊娜，想要索取他放弃的“初夜权”。太野蛮了，欧洲中世纪还有这么野蛮的规则。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没有人敢要求这样的权利了：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后宫佳丽三千人，但他不可以向大臣、甚至老百姓索取“初夜权”，如果这样，他会被骂为“无道昏君”，会受到历史和天下的谴责；达官贵人、有钱人可以三妻四妾，但不能向他们的仆人或下人索取“初夜权”……
印证了现代女人所说“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男人有钱就变坏” ……张生、伯爵应该不是孤证：男人对女人的占有欲是世界上所有雄性动物的普遍现象，也是物竞天择、地球上生物进化史赋与男人的一种本质属性。
本文通过对费加罗和红娘的形象分析，探讨了《西厢记》对博马舍创作《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姻》的深刻影响。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元杂剧对法国启蒙运动戏剧的深刻影响。
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包括文艺复兴。
什么是“文艺复兴”？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最初发端于佛罗伦萨等城市中的学者对古希腊、罗马著作的搜求和对古典文化的提倡，声称要把久被淹没的古典文化“复兴”起来。在艺术领域，出了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绘画雕塑大师；文学方面，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的《唐吉坷德》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莎士比亚的戏剧则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顶峰。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复兴”一词的解释是：衰落后再兴盛起来。
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要恢复文学艺术往日的荣光。往日的荣光多了去：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元杂剧就是中华文明中灿烂的一页，王实甫的《西厢记》作为元杂剧中的杰出代表，当然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我们有理由将它阐释、介绍给广大读者（包括外国读者）。当我们将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继承、发扬光大后，离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不远了。
复兴尚在途中，同志仍需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