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疫情爆發以來，國內小夥伴們非常不理解的一個現象就是：那些重視生命和生活質量的西方國家民眾，為什麼普遍不佩戴口罩呢？
而且，還有不少頭鐵的外國民眾，非但不戴口罩，還要違反禁令出門“浪”。
然而，再怎麼放蕩不羈愛自由，也逃不過“怕死”二字，近期，從歐洲到北美，不少國家和地區紛紛出臺規定，建議或強制民眾戴口罩。
那麼，是什麼原因讓他們嘴上說不要，最終身體卻很誠實呢？
下面幾段對話，採集自近期醫療界專家和學者與與國外友人、老師聊過的，或許能說明一些問題。
（3月18日，一名男子在柏林購物時戴上口罩。圖片來源：PDA）
一、三段靈魂對話
1.戴口罩=病人，病人=不該出門
問：你們為什麼不戴口罩？
美國同事A：又不是醫生、護士，正常人戴口罩就是說明他生病了。什麼病需要戴口罩？當然是傳染病！得了傳染病你還出門？所以，馬路上就不該出現戴口罩的人。
2.不戴口罩，我是為了禮貌
問：你們為什麼不戴口罩？
美國同事B: 醫生、護士才需要戴口罩啊。如果我走出醫院，還戴著口罩，怎麼跟別人交談呀？別人看不到我的臉，多麼不禮貌！說話時又要取下來，還不如不戴。
美國人認為，戴口罩交談是一種不禮貌的行為。即使是醫護人員群體，為保持禮貌和社交約定俗成的習慣，與病人在手術室外交談時也經常會摘下口罩。所以，對於他們來說，一個非醫護人員有事沒事戴口罩，看著就沒禮貌！
3.保持冷靜，繼續前進
問：大學為啥不停課？
英國牛津大學輔導員C: “二戰的時候我們都沒停課，區區病毒能阻止我們上課嗎？”
對於大不列顛民眾來說，“calm down”（保持冷靜）， 是他們常掛在嘴邊的話。雖然國家已顯頹勢，但畢竟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曾經的輝煌現在也是如數家珍。丘吉爾那句著名的“Keep Calm and Carry on”（保持冷靜，繼續前進），就是大英帝國子民的寫照。不列顛人民骨子裡的傲嬌一刻也沒有離開過。所以，“我們不會像世界其他國家一樣，因為區區病毒就慌慌張張地改變我們的習慣與日常，淡定如我，一切隨風。”
二、心理分析
看了這幾段對話，相信大家對歐美人的心態也有了初步瞭解。接下來，我們再從心理學角度總結一下。
自由散漫的固有認知
“不喜歡戴，不愛戴，我就不戴，政府也管不了我！”
個體主義的文化在歐美人的大腦里根深蒂固。我們宣揚的戴口罩的必要性，在他們眼裡是不成立的：
“我的自由不能因為某些不確定的東西而改變”。
當他們做了“堅決不戴口罩”的決定後，就會產生認知偏差，對支持戴口罩的證據視而不見，只看得到所有支持不戴口罩的證據。
這個在心理學叫做“決斷後效應”，是心理學家費斯廷格1957年提出認知失調理論[1]的一部分。
這一理論認為，人對幾個各有利弊的選項做出選擇，是個心理決斷過程。在做出選擇之後，他對這些事物的態度和評價，會隨著選擇而發生變化。也就是說，人會對被他選中的事物更加偏愛，而對未選中的事物採取貶低的態度。
因此，西方人會更多地看到戴口罩的不必要性，和不戴口罩的合理性。
社群壓力
初期，不少西方人都沒有把此次疫情當回事，還會“群嘲”、攻擊、歧視最先戴口罩的人們。
隨著疫情發展，當意識到“或許我也該戴上口罩”的時候，他們會想起來，當初是怎樣嘲笑他人的，而如今自己也要做同樣的事，會不會被朋友們看不起等等。思來想去，迫於社交壓力，他們還是放下了口罩，“裸奔”出門。
社會心理認知：口罩=蒙面=犯罪
事實上，歐洲有多個國家禁止佩戴面罩。
比如，奧地利就禁止民眾在沒有合理理由的情況下，在公共場所佩戴口罩或是面罩等遮蓋臉部的物品，違者將會被罰款150歐元。如果生病了，確實需要戴口罩，可以請醫生開證明，並將證明隨時放在身上，否則也可能會受罰。
因此，在歐美人的集體心理認知中，沒有充足理由就戴口罩，等於犯罪。
不過，奧地利目前已經成為首個推出強制公民戴口罩規定的西方國家，希望能夠從上到下改變民眾的認知。
三、歸根結底，還是傲慢的“鍋”
雖然我們對西方人不戴口罩的原因有各種各樣的猜想和求證，也試圖從不同途徑去了解他們的心理，但有一點是確定的：他們確實不夠靈活，在固有的生活習慣和常年積累的優越感中變得傲慢自大，並逐步思維僵化。
相信我們身邊也有很多人，在疫情初期非常不習慣戴口罩：臉大的，說口罩遮不住；臉小的，說口罩擋了眼；皮膚敏感的，戴上口罩就憋“痘痘”；汗多的，嘴巴鼻子在口罩裡面蒸桑拿。然而，幾乎每個人在政府的號召下，都能及時做出改變。
在我們疑惑外國人為啥不戴口罩的同時，可能他們也在想，為啥中國人幾天之內就可以全民戴口罩？
原因之一，可能是我們國家每天都經歷著日新月異的變化。我們心理上習慣了變化，也適應了變化。我們處在變化中，與變化和睦而處。
當新冠病毒在全球範圍不斷“攻城略地”，歐美人也慢慢不再以西方文明的傲慢，固守“健康人在公共場合戴口罩很愚昧”的認識。很多西方民眾也開始追問：如果從1月底開始就戴上口罩，那麼，有多少感染是可以避免的呢？
從傲慢地嘲笑、指責中國人或本國華裔戴口罩，到如今開始反思並採取實際措施，西方人的心理又經歷了哪些糾結呢？
美國心理學家霍夫蘭德在1959年提出的“態度改變模型”[3]，可以解答這個問題。
這個模型把改變態度看作是信息交流的過程。西方人（包括政府和民眾）接收到來自他人（我國的抗疫情況和經驗）的信息，會產生一系列主動思考。但由於傲慢和偏見，他們會下意識地貶低來自他國的信息來源，故意扭曲別人的抗疫經驗，並使用拒絕、掩蓋等方式來對抗說服，而是堅持自己原來的態度。
但隨著情境的改變（疫情的擴散與發展），西方人也不得不重新考量信息，最後改變態度。
例如，德國中部圖林根州耶拿市政府3月31日宣佈，當地政府準備用一週時間逐步引入一項公民義務——在超市及公共交通等人員流動頻繁場所佩戴口罩，以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迅速蔓延。由此，耶拿已成為第一個要求民眾戴口罩的德國城市。
4月2日下午，美國疫情最嚴重的紐約市衛生部門率先發出新指南，建議居民外出時佩戴“臉部遮蔽物”，主要就是指口罩。指南寫道：“沒有病徵的人仍可能散播新冠病毒。臉部遮蔽物可以防止你將病毒傳播給他人。你應在外出時戴上臉部遮蔽物。”
加拿大公共衛生署首席衛生官譚詠詩當地時間4月6日表示，佩戴非醫用口罩可以幫助阻止新冠病毒的傳播。這是譚詠詩首次建議普通民眾佩戴口罩。
我們衷心希望西方人能放棄傲慢自大的心理，積極研究相對成功的抗疫經驗（比如中國、韓國、新加坡等）。因為在病毒面前，傲慢、自大、偏見並沒有任何戰鬥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