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兰西贝藏松城的人口登记册上有这样一项记载：婴孩一人，生于１８０２年２月２６日，名维克多·玛丽·雨果。
雨果刚出生时整个身躯还不足一把餐刀长，羸弱到了极点，他的两个小哥哥进来看他时，都禁不住惊叫起来：“喔，这么一小点儿。”接生员凭着惯常的经验断定，这个弱小的生命根本无法养活。
但是这个弱小的生命不但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奇迹般地爆发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后来竟成为法兰西民族艺术的骄子，人类文化银河中一颗闪烁着人道主义光辉的巨星。
雨果的父亲西吉斯贝尔·雨果是一个细木匠的儿子。他１４岁参加军队作士官生，后投身于１７８９年开始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在拿破仑的军队中服役。母亲是个具有保皇党信仰的船主人的女儿，身材娇小，但聪颖过人，做事从不优柔寡断。由于父亲转战南北，所以父母一直过着时而分居，时而团聚的动荡生活。童年的雨果经常跟随父亲在军旅的摇篮中走南闯北，在隆隆的炮声中沉沉入睡。这种动荡不安的戎马生涯使弱小的维克多，经常面容愁苦地坐在一个角落里，默默无声、无缘无故地流眼泪。
雨果真正的童年记忆是从１８０５年父亲出征意大利，母亲带他去巴黎暂住开始的。母亲送他上学，他是学校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因为年纪最小而身体又弱，常常引起人们的爱怜和照顾。就在雨果５岁时，父亲在被征服了的意大利国土上晋升为上校并兼任一个省的省长，因此，母亲又带领他和他的两个哥哥翻过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来到父亲在意大利的住所———白石建筑的公馆，在这里，雨果和他的两个哥哥没有上学，过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因为父亲又要出征西班牙，他们不得不扫兴地告别了这白石的府邸和欢乐之乡，跟随母亲又重返巴黎。尽管他们在意大利生活不到一年，可是，意大利秀丽的自然风光，古罗马庄严的建筑艺术，以及富贵而骄横的征服者和贫穷而凄苦的被征服者的生活，在雨果幼小的心灵上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回到巴黎后，母亲为了让雨果及早得到更多的教育，便把还不到入公学年龄的小雨果送到一所私人学塾去学习。在花园里怀着儿童的天真，不断探寻着大自然秘密的小维克多，在课堂上也是一个勤于学习而又强于记忆的学生。当老师开始教他认字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认得许多了。老师夸奖他说：第一学期叫维克多默写一章《新约》，全篇只有一个错字。
１８１１年，雨果的父亲荣升上将，在约瑟夫·拿破仑统治下的西班牙出任马德里城防司令。这一年春天，母亲又带着雨果和他的两个哥哥从巴黎出发奔赴马德里。按照父亲的通知，他们要尽快赶到法国南方的一个城市巴荣纳与一个运输队汇合，然后一起长途跋涉去西班牙。可是到了巴荣纳才知道，运输队需要一个月后才能到达。他们只好住了下来。
在接待他们的寡妇房东的家里，有一个１０岁的女儿。９岁的小雨果和这１０岁的女孩竟演出了一场纯洁、天真的童恋剧。
这段幼年的往事在成年的雨果心灵里复苏时，他曾这样说道：每个人在他以往的生命里都能寻出这样的孩童恋爱，这种恋爱之于成年的爱就等于曙光之于太阳，心的第一声，爱鸡初唱。
一个月后，父亲派一名副官前来迎接家眷。他们便在武装部队的护送下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旅行。一路上，大自然的绚丽风光、西班牙的奇情异俗，处处使小雨果感到惊奇；古代建筑的庄严肃穆，战争造成的断壁残垣，时时令小雨果困惑不解。途经欧那尼小镇时，宽阔而美观的街道，气象威严而建筑古朴的贵族世爵的房屋，都使雨果欣喜若狂。
在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之后，他们终于看到了叶绿色、玫瑰色、百合色的屋顶，不觉欢腾起来，这就是他们旅途的终点马德里。
雨果在马德里被送往西班牙贵族学校去读书，这是一座四面围着高墙的神学院。沉闷的长廊、阴森的膳厅，对于住惯了明朗、开阔的王府的雨果来说，无异于走进了一座幽禁人的监牢。而且在这座可以容得下五百多人的大厦里，只有寥寥二十几名学生，更使这些权贵的子弟们感到枯燥和寂寥。
于是，这些公子哥们便向一个可怜的、有残疾的仆人寻开心。因为这个仆人是一个驼子，又长着一头长发，穿着一双黄袜，学生们便把他呼作骆驼或小骆驼。但是，也许是因为习惯了，不在乎；也许是心中痛苦，但又怕丢了饭碗而不敢流露出来，所以，无论学生们怎样嘲讽他、戏弄他，他总是报以微笑，从不敢稍有不满和反抗。后来，雨果曾多次为孩提时代这种无知的谐谑行为感到歉疚，当他用人道主义思想观察邪恶的现实，构思他的《巴黎圣母院》浪漫主义杰作时，这个可怜的驼背仆人，自然地成了加西莫多的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