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集團化辦學，魚sir腦中首先跳出的是一篇兩年前的文章——《南極人、恆源祥、北極絨、俞兆林：不負責生產，只負責賣牌》。
文章揭露的是四大保暖服裝品牌全成貼牌貨，只賣吊牌不生產的現象。
當時看完，心頭一驚又一涼。
魚sir倒不是不知道有貼牌這麼回事，也理解“背靠大樹好乘涼”，只是沒想到，規模如此之大，品控如此之隨意。
看著小品牌搖身一變成大品牌，接著以原來的質量，賣更高的價格，內心難免不平。
今天，許多集團化辦學下產生的名校分校，也在遭遇類似的信任危機。
集團化辦學緣何蔚然成風？
不知各位家長有沒有發現身邊開始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某某名校分校，或託管校等，比如上海建平中學、上海市建平中學西校。
這些就是集團化辦學的產物。
集團化辦學並不是一種自發的市場行為，而是一種由行政指令主導的辦學體制。
官方解釋：
簡單地理解就是，一所學校要不要掛牌成“名校”，一所名校要不要和其他學校攜手並進，先由政府說了算，存在一定強制性。
集團化辦學，並非強強聯合，而是強弱配搭，通常是借一所名校帶動薄弱學校、農村學校、新建學校，就是我們常說的“普小”“菜小”之類的。
在這種背景下，前期自發組建很難，尤其是公辦校，因為沒有誰願意帶弱者玩。
它變成一種剛性政策落地的背景是，各地教育資源不均衡所引發的“擇校熱”。
想象一下，如果家門口就是名校，那麼也就不存在擇校的問題了。
針對義務教育階段的集團化辦學，第一個吃螃蟹的是杭州。
1999年9月，杭州城西商住區的孩子和家長們收到一個消息：位於競舟路的新建住宅區配套學校已被杭州西湖區的老牌名校求是小學接管了。
隨後幾年中，西湖區求是小學與競舟小學、星洲小學實施名校連鎖辦學，成立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團。
與此同時，杭州整體的集團化辦學以求是為藍本也在不斷推進，成為全國典範。
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4月，杭州已經組建了356個名校集團，成員單位1333個，六個主城區名校集團化的覆蓋率達到83.85%，幼兒園的覆蓋率達到74.33%，跨層級的普通中小學教育集團達22個。
目前，全國範圍內，集團化辦學依舊被視為舒緩“擇校熱”，實現教育公平與均衡一劑良方，各地都在積極推進。
比如，北京計劃2020年，中小學集團化辦學再增加100所，將更多資源向落後地區傾斜。
杭州市教育局官方網站在發佈的《杭州市公辦初中提質強校行動實施方案》中表示，到2022年，實現公辦初中名校集團（含互助共同體）全覆蓋。支持鼓勵重點高中與公辦初中組建名校集團、公辦初中與小學實施名校集團化辦學、九年一貫制辦學。
集團化辦學當然存在諸多優勢，尤其是針對公辦校的集團化辦學，它可以有效促進教師流動。
集團化辦學的初衷是實現各校區均衡發展，那麼均的核心資源肯定首先是師資。
溫州市南浦小學李碧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介紹，近五年，幾乎所有的老師都有兩到三個校區從教經歷，教師流動已經成為一種常態。
其中，帶六年級畢業班後的教師一定流動，教師在三年級教學後可按需流動。骨幹教師流動比例向相對薄弱的西校區傾斜。
不過集團化辦學也存在不少劣勢，比如“牛奶稀釋”“借殼貼金”，還有地方政府“拉郎配”，強制要求“重點校”吞併弱校，試圖達到聯合重組、資源平衡的目的。
如此可能導致一個相反的結果：
不是大家都變好，而是一起變平庸，或形成集團內部的“擇校熱”。
名校集團化危機：濃茶稀釋成淡茶
擇校熱追根溯源是優質教育資源稀缺。
集團化辦學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削峰填谷。
把牽頭名校的資源不斷分撥到其他需要帶的弱校，尤其是師資、管理模式等。
作為被幫扶的一方，弱校當然開心，可名校慘兮兮，看著自己日漸力不從心。
那麼，最後會出現兩種情況：
名校向下兼容，水平變得越來越平庸。
這種情況確實是達到了資源均衡的目標，但對於名校、當地的整體教育並不利。
對有關部門而言，寧願有幾所牛校，競爭激烈一些，也不會希望都是水平相當的平庸校。
所以，這種模式，肯定不可持續。
另一種情況，出現越來越多的“掛牌名校”。
舉個極端的栗子，家門口左轉的某所渣校，最近一眨眼掛上了某名校的校名，大家原本歡呼雀躍，可漸漸發現，渣校除了校名換了，其他啥也沒變。
管理沒變、老師沒變、老師的能力也沒變，反正通通沒變，大家各過各的。
這裡的名校，就像文章開頭，魚sir提到的四大保暖服飾品牌，只賣吊牌，不參與生產也不品控。
如此，集團化辦學規模就容易剎不住車，越擴越大。
魚sir發現長沙砂子塘教育集團旗下有16所分校，上海七寶中學教育集團旗下則有17所分校，平均來看，大部分教育集團分校數量都超過了5所。
一般而言，由1所優質學校牽頭，3-4所相對就近的薄弱學校組隊，建成教育集團，是比較健康的比例。
不管是強帶弱，還是老帶新，想要不滑向“削峰填谷”“同質化”，而達到“保峰填谷”，必然需要大量時間。
可目前，規模擴張迅速，各分校教學質量就存疑。
就拿分校數量尚不多的杭州十三中集團為例。
目前，其下轄國有公辦的杭州第十三中學、豐潭中學和嘉綠苑中學三所學校。
魚sir找了2018年杭州第十三中學和豐潭中學的中考成績，各位家長可以做個比較：
豐潭中學參加中考127人，36人保送，560分以上4人，530分以上17人，500分以上32人。
杭十三中參加中考378人，81人保送，560分以上6人，530分以上90人，500分以上165人。
明顯，不同分數段，十三中的上線比率要遠高於豐潭中學。
同一集團，不同分校，成績懸殊，容易導致同個集團內的“擇校熱”。
最典型的是，家長和學生更願意往本部擠，不信任分校。
前不久鬧得沸沸揚揚的上海六師附小統籌事件便是一個案例。
有家長賣掉了上海六師附小分校區的房子，以數倍的價格在本部校區附近買了一個老破小，結果沒想到，自己還是被統籌調劑回了教學質量不如人意的分校區。
“85個家庭聯名質問上海六師附小”事件由此引發。
仔細分析，我們會發現雙方都存在對形勢的誤判，但光家長認栽，人家肯定也不樂意。
最終，學校給出的解決方法是，若學生願意遷往萬德校區，將對這85名新生單獨編班並派出教師團隊。
事到這兒才平息。
看吧，學校是不是掛了名校的牌不重要，師資才是關鍵。
面對俯拾皆是的名校分校，家長如何避坑？
魚sir不敢說，教育集團的每一所分校，都不好。
但其中肯定也存在一些“坑”。
有些教育集團的分校教學質量參差不齊，可能真是客觀原因所致，比如弱校真的帶不動，或者時間還沒到。
對這樣的學校，家長可以關注分校的師資流動和升學率情況。
比如一所初中，在成為名校分校後，3-5年間，中考成績有沒有特別大的浮動，若還和之前一樣，那就要謹慎了。
原因可能是兩方面：要麼本部短期內實在無力和分校進行資源共享，要麼分校和本部生源相差過大。
家長調查清楚，看看自己的接受程度再做選擇，以免抱有不理性的期待。
不過，魚sir想強調的是另一種情況，某些教育集團可能在借分校圖利。
集團化辦學中，有一種模式叫“名校辦民校”，即中小學名校同民營企業聯辦民校，通常以師資和品牌、管理等無形資產入股，名校出讓校名冠名權，派出校本部師資。
一些民辦教育集團可以通過合併弱校或建新校，讓弱校新校學費先漲一波。
《民促法》修法前，K12民辦學校的學費一般實行備案制，提價的窗口指導一般是2-3年提價15-20%。《民促法》修法後，營利性民辦學校收費實行“市場調節價，具體收費標準由民辦學校自主確定”。
這其中的操作空間就很大了。
據個別家長透露，如果孩子要上某名校的分校，確實存在得多交一些費用的情況。
更普遍的是，中小學名校和地產商合作，通過名校效應炒高房價撈一筆。
2016年，重慶沙坪壩區的融創萬達文旅城採用與名校“聯姻”的方式，準備引進南開中學合辦民校，並以此為“賣點”展開營銷宣傳，樓盤銷售情況火爆。
後來由於規劃調整，原先承諾的“名校學位”變為普通小學，由此引發業主集訪維權。
名校分校不僅可以拿來賺錢，還可用以擇優。
有些學校會事先和家長約定，孩子排在前面多少名可以到本校上課。
如此，分校成為選拔學生的一種途徑，好學生被名正言順地吸納到本校，成為換算升學率時的分子。
不過這一招，隨著“搖號”新政的實施，會失效。
還有一種很特殊的情況，家長也要注意，即名校分校進入某地後可能水土不服，最後在一些壓力下，變成一所名字一樣，但管理教學都“打折”甚至全新的學校。
沒了名校的實，家長需要冒比較大的試錯風險。
2017年，衡水中學入駐浙江嘉興平湖時就掀起過巨大爭議。
浙江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處處長方紅峰當時直言：
“他是個應試教育的典型，他眼睛裡只有分數沒有人。跟我們浙江以人為本的素質教育理念不符合，他們認為是先進，我們認為是落後的，我們浙江不需要。”
面對爭議，這所分校必然需要“收斂”一些。
當地相關人員也及時出來回應稱，不會複製河北的衡水中學。
不管怎麼說，浙江的衡水中學肯定不會是“原汁原味”的衡水中學，牛不牛更是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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